批评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该学派的理论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作为"新左派"理论组成部分的英国文化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注重大众文化、传播媒体以及受众的研究.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理论以及"新左派"特征的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

伯明翰学派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流派,它的文化观念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自身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伯明翰学派提出文化就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在第二阶段,伯明翰学派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将文化的定义从两个角度分别改造为:文化是一种物质生产过程以及文化是承载社会关系的符号系统;在第三阶段,伯明翰学派将第二阶段中关于文化的两个定义综合在一起,提出文化是联系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符号系统。     

语言学派还是文化学派?——对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反思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以功能主义语言学(跟形式主义相对)为主要理论基础,主要关注实用语篇在译语语境中交际功能的实现而不是文学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其基本理论主张是译文功能决定论,直接服务于翻译实践、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具有很强的规定性,因此整体上属于功能主义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的学理演绎

知识分子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就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霍克海默分析了批判知识分子的作用;马尔库塞探索了新阶层知识分子的出现及其意义;哈贝马斯则指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担当.     

"理论旅行""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研究"

"理论旅行"强调外来理论本土化过程中所面对的具体历史情境意义.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建基于西方话语理论旅行与中国现象本土批评的双向互动过程,在它面对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转型时,一方面有着批评介入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又误入了学科夺权的理论迷途.在对于"人"的根本意义的理解上,"文化诗学"则在洞察"文化研究"价值缺憾的同时提供了我们超越于它之上的一层更高的价值论启示.     

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的范式探析

目前在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三种研究范式：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的角色集研究、知识分子的场域观研究。在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扮演的理论与实践中。诸多混乱与困惑即源于各种范式间的冲突,也导致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而布迪厄“从场域到场域丛”的视角转换则较好地消解了文化与结构及单一角色与多元角色扮演之间的二元对立,较之以往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翻译中的文化——文化学派的翻译观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基本上进行的都是纯文本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文本以外的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翻译的纯文本研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而对于文本之外的因素的探究开始在翻译研究中逐步盛行。而这种文本之外的研究催生了翻译研究的一个新流派——翻译的文化学派。文章通过对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安德烈.勒菲弗尔以及劳伦斯.韦努蒂的理论思想的简单评述,突出翻译的文化学派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的作用,为进一步在文化角度上研究翻译抛砖引玉。     

多伦多传播学派媒介文化理论初探

大众传播媒介已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文化的深层结构中 ,使文化呈现出媒介化的特质。特别是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的发展 ,不仅大大拓展了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 ,而且还改变了文化的生产和消费 ,使文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重组和整合。以哈罗德·英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和戴瑞克·德科柯夫三人为代表的多伦多传播学派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大胆睿智而最有原创性地考察媒介与文明之间的关系 ,研究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发展对文化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论文学的"非理性"与欣赏的"反懂"性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具有非理性和反理性的特征,这决定了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欣赏具有"反懂"性.具体表现为:有些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本来就没有明确的意义,对于这样的作品,欣赏当然不能以"懂"为标准,可以是"反懂"的.而有些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以"反懂"的方式写作的,对其欣赏当然或至少可以是"反懂"的.     

“文化资本”视角叙事下的知识分子发展瓶颈与出路

旨在知识经济和国际化的全球化新语境中考察知识分子的发展生态。在知识经济和国际化的推动下,作为文化的代理人和知识代言人的知识分子也步入两难的境遇。他们努力坚守文化传统,面对知识和文化的转型却力不从心;他们试图挖掘文化的潜在经济价值,却又遭受良心的文化谴责。通过运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叙事来考量知识分子发展中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分析其发展的机遇,并探讨一种可行的特色发展出路。     

论"开明派"的文化选择

"开明派"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思考,自觉选择了继续坚守启蒙立场的文化路向.这种选择,与他们多年从事启蒙工作的经历密切相关,也显示了他们对启蒙工作价值的深刻理解.     

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定位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在自我身份的想象和文化定位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异.前者主要从自已的生存状态和专业分工出发去寻求身份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其认同行为实际上是被动的和不由自主的;后者却在相对自由的语境中追求一种"精英"和"金才"式的文化定位.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和"单面人"的状况.因此,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更应当是一种个体自主的文化价值的选择;在其中经常充满着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冲突.     

西方"电视研究"学科生成的文化渊源

电视在学术界充满质疑的文化语境中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至197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自足的知识门类.从欧洲中世纪以来"高级/低级"文化的二元区分,到英国的"利维斯主义",再到美国二战后的"大众/通俗文化"的论争,西方大众文化的批评传统,构成了"电视研究"学科化的"负性背景",其中,马歇尔·麦克卢汉和雷蒙·威廉斯对该学科的形成,分别起到了"有力推动者"和"奠基者"的作用.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     

论"学衡派"的文化精神与学术立场

上世纪20年代出现的学衡派人物大多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又因涉洋留学掌握了新式学理,能够从中西文化多角度比较的学术层面讲述维护已有文化之必要的道理.他们反对全盘西化,张扬学术民主,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取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使一直所向披靡的新派学人遇到了真正的劲敌,其文化精神与论学立场值得作一番深味.     

略论民国初年辛亥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向

辛亥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 ,在民国初年无一不经历了转向传统的心路历程 ,这主要是由于其时受到国内黑暗社会现实和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 ,使他们对西方式的科学、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理想从原先的期望、憧憬一变而为愤懑、失望 ,从而萌生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眷顾之情。这种文化取向主要从伦理道德层面体认文化的民族性 ,强调新文化的建设必须凭藉民族传统。这无不体现了他们对民族命运乃至人类文明的深切关怀 ,然而客观上却难免阻碍近代中国对至为宝贵的科学精神的发扬 ,淡化近代中国面临的文化转型的历史使命而成为近代化进程的阻力     

“文革”期间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问题的论述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理论学习的重要性,理论学习的内容,理论学习的方法等问题有许多论述。这些论述中有一些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揭示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及其学习规律,有一些观点则体现出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存在着盲目性、随意性,是个人意志凌驾于党的民主集中制之上的产物。我们对他的这些论述进行一定的归纳和反思,对于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党如何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执政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知沟" 假设理论研究综述

本文对"知沟"假设理论从提出前的发现、假设正式提出,最后到理论的完善进行系统回顾.在此基础上,对"知沟"假设理论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别从宏观角度的社会结构、微观角度的个人层面、外部环境三角度对"知沟"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最后,本文总结了目前"知沟"研究中的不足,对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