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远祖“炎黄阪泉之战纪念地”在延庆

<正> 四五千年前,中华民族远祖炎黄阪泉之战纪念地在北京延庆.这是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它的意义在于:解决了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史学问题,是历史学领域,尤其是北京史研究的一个突破. 司马迁所著《史记》开篇《五帝本纪》记载:"轩辕 (黄帝) 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可见"阪泉之战",是奠定黄帝取代炎帝成为诸部落首领的著名战争之一.然而,阪泉址在何处,却成了后世子孙不易确定的一个难题.因为不少史书记述涿鹿城东一里之泉,即古阪泉.而北京市延庆县城西北十五里亦有阪山、阪泉.以往学术界多以为河北省涿鹿城东一里之泉,即为黄帝战炎帝于阪泉之野的阪泉,或曰既有可能是涿鹿县境之阪泉,又有可能是延庆县境之阪泉. 我们着手编写《北京通史》,就注意到对这个问题的探讨.198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北京通史·远古至魏晋北朝卷》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目 (王彩梅撰写),力排众议,明确地提出了"阪泉之战"在延庆的论     

中华合符坛与北京人文奥运

根据史料记载和专家考证 ,位于北京市西北部的涿鹿是古代黄帝、炎帝、蚩尤进行阪泉、涿鹿之战的古战场 ,也是两战后黄帝统一天下的合符地。本文考证了“合符釜山”的史实依据 ;提出了融合统一的不朽文化传统及其现实意义 ;建议在合符地建立合符坛 ,作为2 0 0 8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的标志点。     

京西涿鹿、阪泉非炎、黄、蚩尤战地说

<正> 言北京故实者,欲北京地区成为我民族发祥之地,常谓黄帝轩辕氏兴于京西涿鹿.此不独近人,李白亦尝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明人黄佐《北京赋》且谓"粤若稽古,帝轩都涿".此未足怪,因为西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已说上谷郡涿鹿县"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池、黄帝祠",东汉应劭也已说黄帝战蚩尤于"涿     

对祖国上古史应更新认识

1 谈到我们对上古史的更新认识,首先,就是黄帝,是不是确有这么一个历史人物?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黄帝曾和炎帝在“阪泉”发生过的三次大战。“阪泉”是北京市官厅水库以北地区的古称。过去旧史学界都认为这是春秋战国以后的“神话传说”,甚至有的讲到黄帝,说这是秦汉以后才出现的传说人物,认为中国上古史是“层累”建设起来的。这是前辈历史学者顾颉刚氏的著名观点。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认为不是。这是因为,除了《五帝本纪》、《竹书纪年》、《帝王世纪》之外,关于黄帝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了。在黄帝与炎帝“阪泉”三次大战之前,黄帝还曾经作过未知吉凶的占卜,《左传》僖公十三年就有关于这个占卜的记叙。可见这个黄帝并     

论东北亚经济圈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上)

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南朝鲜、中国和苏联的一些学者先后提出了东北亚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协作区)设想。这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重要课题。 从历史上看,东北亚是多事之地。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叶,这里曾发生过几次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既是战     

黄帝与黄帝陵研究的新突破——《黄帝与黄帝陵》评介

西北大学历史系柏明、李颖科两位同志撰写的《黄帝与黄帝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一书是研究黄帝与黄帝陵的学术性专著,它标志着这方面研究的新的突破,它的问世,不仅是海内外学界同仁,而且是所有炎黄子孙值得庆幸的事情。研究黄帝与黄帝陵和研究其他古昔帝王及其陵墓迥然有别。一则黄帝是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历史上究竟有无其人,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二来黄帝陵究竟位于何处,从古到     

饕餮新证——古代青铜器图纹研究

殷周时期的青铜器镌刻的动物纹样,其指向是远古时代的生活、生产、战争。饕餮是其中最为困惑人们的一种图纹。它的真实意义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宋代以来,学者曾对此作出种种解说。本文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另僻新说。通过语源学、民俗学、文献学以及考古文物材料的考辨,认为“饕餮”一词由“贪”衍化而来。它所隐藏的社会意识就是把贪婪作为敢对部族的象征铭刻在祭器、礼器上。而这一部族正是用羊作为图腾标记的羌戎。这种对立,体现了传说时代中炎帝集团与黄帝集团之间的战争、联合,最后融合为中华民族的过程。     

《墨子》中的“汤武革命”叙事及其时代意义

墨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强调"兼爱""非攻",反对以扩张、聚敛为目的的战争,但同时他又对那些以"保民""诛暴"为目的的"正义"战争持肯定态度。《墨子·非攻下》借助对"汤武革命"的叙事表明了墨子对待战争的鲜明态度。在对"汤武革命"的叙事中,墨子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手法,融入了"天志""明鬼"思想,将"汤武革命"的过程描写成了一场由天帝主导、鬼神参与的传奇之战。战争爆发前灾异现象的频繁发生和战争中鬼神力量的参与,种种情节设置均与《墨子》的"非攻"思想直接关联。《墨子》是第一次对"汤武革命"进行浪漫主义处理的先秦诸子作品,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韩非子》中历史传说的编排和运用——兼谈中国古代早期"说体"叙事作品与历史传说的关系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韩非子>对历史传说的搜罗和收录近乎是穷尽式的.同时,他运用历史传说的方式又多种多样,把历史传说在作品中的功能尽量发挥到极致.通过对<韩非子>中的"说"字进行辨析,指出以此为篇名的作品与历史传说的关系;总结出<韩非子>历史传说的运用方式、不同文本形态、编排方式和行文规则上的法家特色以及韩非子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文本形态及审美效果之间的疏离与悖反.     

大将军的严父情怀 儿子眼中的粟裕大将

<正>在人民军队灿若星河的将军方阵中,粟裕有着"常胜将军"的美誉。有人这样概括他一生的功绩:"一心为民,两让司令,三次先遣,四过长江,五总前委,六次负伤,七战七捷,八省征尘,九死一生,十大将之首。"然而他却说:"我只是沧海一粟啊!"在战争年代,粟裕统率千军万马,以赫赫战功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国人民解     

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甲午中日战争,是十九世纪末的世界大事。它对中日两国历史的发展,起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这次战争,当时的日本国内知识界的一般看法是“虽说战争的事实是日中两国之间引起的战争,然而寻其真因而是文明开化谋求进步与妨碍进步之战,决非两国间的战争”即“文明和野蛮之战”;“吾人的目的是为惊醒支那,论定朝鲜战争是义战”。在当今的日本国内,持有上述观点的也还不乏其人。因此,进一步探讨这次战争的起因是很有意义的。日本的对外扩张和征服世界的野心由来已久。在“武国”方针指导下,明治政府制定了征服南洋、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大陆政策”。明治天皇即位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曾公开宣称“日     

浅谈唐罗战争中的“买肖城之战”

公元670年至675年,新罗在协助唐王朝灭亡了百济、高句丽之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唐王朝驻军爆发了战争,史称唐罗战争,其中"买肖城之战"尤为史家关注。中国古代史书与朝鲜半岛方面史书对此战的记载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了日后中外学界对此战评价多有分歧。经比对分析,成书于王氏高丽时期的《三国史记》对此战之记载多有不实。     

关于"丁卯胡乱"与清鲜初期交涉的几个问题

1627年,后金汗皇太极以征讨盘踞皮岛之明将毛文龙为名,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史称"丁卯胡乱".丁卯之役迫使朝鲜在江都和平壤盟誓,与后金结成"兄弟之邦".这两个盟约与丙子之役(1936年)时强迫朝鲜国王奉表称臣,性质具有根本的不同.至于岁币,实际上是作为兄弟之邦的朝鲜向后金赠送礼物而已.因此,丁卯胡乱所导致的结果,并未形成所谓的金鲜之间的朝贡关系,而只是后金在政治上取得了与朝鲜平等的"兄弟之邦"之地位,经济上达到了迫使朝鲜献纳礼币及其开市通商的目的,从而有助于解决后金国内经济困乏与其势力急剧扩张的矛盾.     

试论合法性战争与中国崛起

中国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共参与了7场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边境战争、中日之间的不宣之战(1931至1941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1941年至1945年)、抗美援朝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及1979年中越战争。中国的百年崛起得益于中国人民的正义革命与合法性战争。反思中国政府在庚子事变中的战争决策失误,体现了晚清政府对外战略的落后,也是促使其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中国重新崛起的成就,部分来源于中国战争的合法性。但“9?11事件”前后,中国在参与重大合法性战争方面有得有失。中国进一步的崛起需要加强对战争合法性与合法性战争的重视。     

通商与禁烟: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因果

１８４０年的中英之战，西方人称作通商战争，中国人称作鸦片战争。战争由禁烟触发，而牵动的则是工业革命以后发源于欧西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中英之间的战争既体现了理与势的冲突，也体现了中世纪和近代的冲突。这种错杂预示了后来一百年历史的曲折和畸态。后人读史对这一段经历容易引出无穷的感慨和思索。     

论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申报》的舆论动员

《申报》秉持民族立场,通过讨论中日交涉事件发掘出热心洋务的官绅读者群,第一次营造出一个关于国体问题的公共讨论语境。在战争期间引导舆论认清敌我,对战争走势进行判断,在战后推动舆论反思国家自强之策。1874年日本第一次侵台事件中的《申报》营造的舆论场域中,舆论与报刊的密切互动显示出这是一次完整的战争动员,也是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动员。     

浅议军事软实力建设中的传统文化

军事软实力是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要力量,加强军事软实力建设是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紧迫要求;传统文化是军事软实力生成发展的源头活水,军事软实力建设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时代精华:"慎战"的战争观念;"上兵伐谋"的谋略思维;"以治为胜"的治军思想;多姿多彩的战争文学.     

不同历史记忆中的李维钧与梅会李氏——清代官方文献与民间传说中的利益差异

嘉兴王店镇至今流传着"李家放生河"的传说,它是基层民众对李维钧与梅会李氏家族兴衰沉浮的记忆片段.国史、方志、传说及其分别对应的朝廷、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对李家事迹的描述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放生河"是王店镇民对梅会李氏曾经拥有无上权威的象征性记忆,传说语境中蕴涵着几百年来江南地方社会官、绅、民之间在权力、信仰、利益等关系上的矛盾与纠结.     

近卫文麿与第一次新党运动述略

"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国内政局混乱,近卫文唐为抑制军部、控制政局,实现内政、外交的一元化和政战两略之统一,主张必须创建"自己的政党".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后,近卫在发动侵华战争、强化国内法西斯统制的同时,联合各党派团体开展了新党运动.本文对近卫与第一次新党运动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     

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探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

"幕容"之称应当源自檀石槐时期的中部大人"幕容",作为姓氏固定下来是从慕容廆开始的.慕容氏起源问题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过程中,统治者对其族属认知的共性问题.在民族心理上,少数民族政权首领对华夏的认同,是这些少数民族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提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还是将祖先追溯到高辛氏后裔,都认为慕容鲜卑是流落夷狄之地的华夏子孙.这种比附的目的不会是只将慕容鲜卑的祖先追溯到华夏始祖黄帝身上就完结的,换言之,"华夷共祖"思想的落脚点应该是在黄帝及其子孙居住的中原之地上,中原地区自然成了幕容廆祖先的居住地.因此,"华夷共祖"思想无疑为慕容鲜卑政权日后得以进军中原做了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