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

五四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力图摒弃杜撰和编造,从真实出发,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在中西学术交融的学术背景下,五四时期的史学表现出了区别于传统史学的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内容、观点上开始具备了现代史学的因素和要求;五四时期在史学人才的培养、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史学刊物的创办等方面也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初步规模。所以,五四时期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次真正高峰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

史学思想的比较 ,必须置于文化传统中方能进行 ,而中西文化的传统 ,并不是单种和一线的 ,而是多元和开放的 ,无法将之“同质化”处理。中国传统中从儒学到理学的演变和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显出的不同特征 ,都是为人所熟详的例子。因此 ,我们在探讨史学思想不同的时候 ,不应用目的论的眼光 ,用现代史学的特征来概括以往的时代。但若从大处着眼 ,中西史学思想还是表现出三大不同。首先是宗教观念对史学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与儒家思想相较 ,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强调来世 ,于是有一种历史有目的进步的观念。其次 ,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西方史学比中国史学显得更为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而中国史学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比较紧密。复次 ,西方史学在早期受到系统逻辑思维的影响而在现代则又强调理性思维 ,而中国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西方实证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西方实证史学包括以兰克及其学生为代表的兰克史学和以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其东传的实证史学著作主要包括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伯伦汉《史学研究法》、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等 ,这些著作中所体现出的近代“科学的”、实证的理论和方法 ,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美国现代史学主要流派的演变与反思

美国现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进步主义史学、新保守主义史学、新左派史学和多元文化主义史学等四大流派。美国现代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实用主义、多元化和国际化这三种鲜明的特点。美国现代史学每一学派的兴盛与衰落都是和美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分不开的,每一学派既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美国历史发展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史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发明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但也产生了诸如史学研究“破碎化”、缺乏统一的课题等问题。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史学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开始重新提倡史学的综合性和叙事性。     

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

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前身是传统的"食货之学",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却是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以后出现的。它迄今已经历了萌芽、形成、转型和发展阶段,并在此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即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1949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以及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这三个传统都是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其"中国特色"之所在。而中国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既珍视自己的传统,又积极投入国际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经济史学。     

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

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法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曾发挥重要的作用。"五四"前后,此书传入中国,借助各种途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原论》不仅作为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的教材,而且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范本之一。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史学思想均有《史学原论》的烙印。《史学原论》所提出的各种观念或规则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者根据个人思想取向加以分解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近代中国史家不论对《史学原论》表示欢迎还是批判,事实上都仅彰显了它的史料学面相,而忽略了"撰写历史"才是其核心关怀,由此误导中国现代史学偏向考据一途。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论学派与史学的繁荣

关于学派有三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第一 ,中国近百年史学的发展就是在社会巨变的时代背景下 ,史学阵营中学派互动过程中推动的 ;进化史学派、实证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等主要学派各自为史学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二 ,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2 0多年的发展 ,学术界出现了繁荣景象 ,具备了产生历史学派的社会文化条件。第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提是允许存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 ,允许存在不同的学派。事实上以研究领域划分的或以所用研究方法趋同等方式自然结成的学派已初步形成     

"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革命"与"历史"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民主革命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直接关联;"文革"后刘大年所坚守的革命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以革命史学观念为核心理念的"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史学评论散议

虽然不乏有史学评论的传统,但在今天中国史学界史学评论仍然是一个涉足人数不多的领域,需要进一步发展。新世纪,史学评论将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史学评论应成为史学研究的必备条件,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对史学研究的实践活动予以评判、考量。史学批评是史学评论重要功能之一。史学批评不仅对史学研究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史学研究的实践活动。史学评论、史学批评水平高下反映着史学存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促使史学研究者真正建立史学意识。     

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

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思潮,它在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作为后现代史学代言人,"新社会史"风头正盛,成为目前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史学、史识与史观—— 读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

张振珮先生的《史通笺注》是《史通》注释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注解,其学术贡献体现在史学、史识、史观三个层面。第一,对《史通》文字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校定,对《史通》文本作了周备详审的注释,重新建立起《史通》研究的文献地基;第二,清晰阐发了《史通》的史学内涵,并从体系性的视角出发诠释具体文句,使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真正在史学理论层面得到解读;第三,《史通笺注》含蕴着张振珮先生本人的现实关怀与历史观念,历史地求真,对于今日的文史研究而言仍具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历史的观念不尽合理，但观念总是在历史地发展。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史学是不断发展的。既然有发展，就必然会存在很多缺陷。如在其发展初期就常会出现观念和公式的套用和强加，史料引用也不够严谨。到社会史论战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转换。以至于一些标榜唯物史观研究的史学作品，在传世性和严谨性上，反而不如那些仅仅视唯物史观为学术观点之一种的史学作品。这与作为唯物史观史学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者矢志追求其作品的现实革命价值有关。一定时期内，史学研究者会面临学术价值追求或社会价值追求的两难选择。民国时代唯物史观史学研究者在其中选择了后者，挖掘了史学作品的社会动员意义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学术性的缺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