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府仁政正义的本质及其现代渡越*--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

仁政正义是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正义理念,有其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以之审视当代中国城市政府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法规,不难发现存在如下的非正义：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性而城市政府以“农”待之;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性而城市政府以“贱”待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性而城市政府以“拒”待之。城市政府仁政正义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惠及全体,不舍弃、不轻贱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任何人。产生于古代社会的仁政正义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应向现代转型与渡越。对于当代中国城市政府来说,其正义性的突出要求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危机

通过对福建、湖南与贵州三省17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滋生自杀意念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重要表现,而先赋性社会网络与自致性社会网络能有效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面临的“扭力”,为其遏制自杀意念进而防止自杀行为提供双重保护;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性”与对市民身份认同的“超前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对其自杀意念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负向影响起着路径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因此,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网络结构从“先赋性社会网络”到“自致性社会网络”的转换,并通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同步性”,消除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有效遏制其滋生自杀意念的重要途径。     

发展主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另一种诠释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需要,而其普遍素质阙如的状况却极大地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因此,只有跳出既有的思路,践行发展主义的理念,积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全面“提素”,才能更好地推动其市民化进程.     

协同治理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基于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在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和问题基础上,运用现代治理手段,提出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对策建议,全面推进各项制度协同发展,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新闻媒体、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稳定有序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道路上的尴尬

在市民化道路上,新生代农民工遭遇了三个尴尬:一是农民当上了工人后却没有获得市民的身份;二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市民的排斥,陷入孤独和苦闷,面临精神层面上的危机;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稳固的婚姻失去信心。要减轻新生代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过程中的阵痛,必须确立合法、公平、正义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模式。     

市民化背景下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心理障碍与对策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以“市民化”的路径融入城市,这是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一个世界性趋势,中国亦是如此。对于这些农民工而言,由于中国社会典型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其城市适应和角色转换的过程必然伴随诸多问题,从而导致其产生心理偏差乃至心理障碍。而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作为这一特殊群体中的特殊群体,有着城乡、代际和族际的三重特殊性,自然问题更多。本文以武汉市的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城市适应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非嵌入性困境

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手段,但受农民工力图融入城市的主观能动性与城市生活的规则与其惯有方式对农民工排斥的影响,形成了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非嵌入性”困境.因此,分析农民工市民化“非嵌入性”困境的影响性因素,找到解决路径,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异质性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对于推进我国快速城市化,扩大内需,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要意识到其在同质性的总体特征下具有不同的异质化特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要根据其主体不同的市民化愿望、能力以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循序渐进式推进。     

新生代农民工优先市民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与第一代农民工期望落叶归根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扎根于城市的愿望,他们在教育水平、专业技能、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实现市民化的能力更强,成本更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更强,若不能及时有效地将其转化为市民,使其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则会危及社会稳定.现阶段,优先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兼具必要性与可行性,是符合国情的城镇化模式.     

保障性住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来自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建设保障性住房(简称“保障房”)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结合最新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居住在保障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意味着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于租房,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择性偏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率加权法、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比于90后农民工,保障房对80后农民工的影响更明显.由此,提出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突出保障房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优先考虑就业居住超五年和80后农民工等方面实施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改革举措.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共生与错位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有着必然的共生关联,但是在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事实与迅猛的城镇化进程相分离。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的经济驱动型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给付型需要错位,国家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强意志与地方政府的弱反应形成反差,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存在矛盾。在城镇化发展中,要以“共享“为理念,重构农民工的城市权利;以“主体性”为依归,尊重农民工的市民化选择;以“均衡发展”为目标,拓宽农民工的发展路径。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政治学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社会保障密切关联,一方面,社会资本有助于完善和补充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不足和缺失,另一方面,社会保障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拓展和成熟,加快其市民化进程。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出发,要通过政府主导培育社会资本、补充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不足,深化并落实制度变革、为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型社会资本创造前提条件,加强立法执法、以制度型社会资本保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拓展社会资本、补充政府社会保障方面的缺失等措施,积极培育社会资本来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其尽快实现市民化。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和出路

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现状,分析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为其提供的良好机遇以及所面临的二元体制、产业结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挑战。地方政府应从探索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以应对二元体制;创新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多元复合转移模式;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制定多层次人才发展战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培养和人关怀等方面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心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心理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方面。以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与迁移心理学为理论依据,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心理因素由动机、态度、情感、参照点依赖、风险偏好与从众心理构成。从理论上来看,动机、对城市的态度与对相关制度的态度、公平感、风险偏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对流动的态度、相对剥夺感与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参照点依赖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参照点在收入与权益方面差距的变化趋势。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资本缺失、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欠缺等因素,使得其市民化受阻。为了使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真正成为城市市民,必须从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教育培训体制等方面,破解其市民化面临的困境,进而为其市民化营造制度环境,提供经济支撑、持久动力、外部条件和组织保障。     

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工问题非常重视,特别提出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当前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其市民化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工问题非常重视,特别提出了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当前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其市民化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重大意义,必须充分认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