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陕甘回民起义与关中地区汉人信仰的变迁——以寺庙宫观的新建、重建和废弃为中心

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爆发了历时近十年的回民起义,关中地区信仰景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战中和战后,以庙宇为主体的信仰景观经历了新建、重建和废弃,这体现了地方社会对国家意志的认同,见证了区域民众对信仰客体的重新选择。庙宇是信仰存在的表征,它的暂时缺失未必造成信仰的中断或消失,庙字的建造情况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信仰的变迁。     

共生互荣: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关系研究

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是民俗研究中较少涉及的问题。通过对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发展关系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到信仰社区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仰对象(庙宇、信仰活动等)的规模;反之,某种信仰的盛行又会带动社区的经济活动,促进社区的经济发展。信仰与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联系,呈现为共生互荣的态势。     

保漕与祈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龙神信仰

龙神信仰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是龙神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频发的水旱灾害是导致龙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龙神庙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修建的龙王庙,另一类是民间自发修建的龙王庙。龙神信仰对运河本身和明清国家而言,其功能更多体现为治水与保漕;对地方官员和民众而言,则主要是为了祈雨和教化。由信仰活动而衍生出的众多仪式和传说,在促进信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在凝聚人心、强化地域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变迁,运河区域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导致传统的龙神信仰发生了新变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     

清代至民国前期新疆玛纳斯县域的庙宇与民间信仰

玛纳斯县域自清朝统一新疆以来逐渐聚居成邑,移民群体的生存活动形成地域社会。清代至民国前期的玛纳斯县域农业社会的形成蕴育了众多的庙宇,围绕庙宇广泛而多样的民间信仰活动成为当时城乡显著的社会现象,促进了移民的土著化社会建构。     

论宋代妇女与佛教

在佛教世俗化的背景下,宋代各阶层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妇女。她们信仰佛教的实践方式多种多样,有出家为尼,虔诚参与各类佛教节日活动,营建佛寺、捐钱造像、饭养僧尼,烧香念佛、刻写经书,死后葬于佛寺、火葬,研佛书、通佛理等。这些佛教实践的原因有自己或至亲疾病和死亡、受家庭影响、弘法僧尼的引导、看破红尘、妇女守节、求子和求富贵等。她们信仰佛教给自身、周边人和社会带来了许多重要影响。     

当代民间信仰的社会服务研究——基于湖南省浏阳市的专题调研

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一样是我党的重要统战对象,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支重要统战力量。该研究的实地调查实施于2010年3月至2013年8月之间,曾对浏阳各地至少20多处民间庙宇进行过调查访问,尤其是对仙人庙开展过前后共计五次重点个案调查。浏阳市民间信仰的专题调研表明,当前民间信仰的社会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公益慈善服务;（2）聚众娱乐服务;（3）道德教化服务。调查也发现,民间信仰在发挥社会服务功能过程中存在四个方面亟待解决或有待改进的问题：（1）民间庙宇在公益慈善服务中的被动性问题;（2）民间庙宇所聚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均衡问题;（3）部分民间庙宇存在的非民主管理问题;（4）民间庙宇所发挥道德教化功能的薄弱问题。创新民间信仰社会服务事业的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1）加强民间信仰参与社会服务的理念教育;（2）转变与提升民间庙宇的管理模式;（3）强化对民间庙宇管理模式的监管与引导。     

清代阳圪塔村的社会与信仰——以明清洛宁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阳圪塔村现存碑刻主要是关于清代乡村庙宇建设的，透过它们可以看出该村在清代数百年的历史变迁。这些碑刻反映了三个社会现实：一是多族姓杂居是当地社会常态；二是该地家族实力在科举推动之下出现了数次转移；三是在清代中期社会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大背景下，频繁的宗教活动带动了乡村商业的较快发展。另外，从阳圪塔村碑刻上也可以看出，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导致当地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当地妇女为了世俗需要也积极组织起来，通过捐施和募化资金等方式参与乡村庙宇建设。     

在众神的目光下：浅论屯堡地区的宗教信仰

屯堡地区庙宇众多,各种神灵庇佑着屯堡人的精神世界。对于相对封闭而一元化的屯堡生活,宗教信仰让屯堡人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营造了香火旺盛的世俗殿堂。屯堡人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高、比例大,在传统社会中基本是全民信仰,而且不是信仰单一宗教,是多元信仰和多神崇拜。     

水族拜石信仰的变迁——以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党寨为例

根据文献资料回顾了历史记忆中的水族拜石信仰及其祭祀活动,同时通过细致的田野工作,考察了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一个典型水族村寨--塘党寨当代的拜石信仰活动,分析了水族拜石信仰变迁的社会经济背景,并认为研究这种宗教信仰及其变迁是理解水族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     

战争、族群与区域社会:9至14世纪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研究

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长时段研究区域社会中族群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个案.沙陀、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士对二仙信仰的态度既不能以单方面的接受(华化)来概括,汉族士大夫参与二仙信仰的活动也不能仅以逃避仕金、仕元来解释.不同族群的士绅和官员捐资、兴建或修葺二仙庙,原因复杂,贡献不一.除了对二仙信仰进行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如捐资、兴建或修葺庙宇),士人和民众还通过想像与建构二仙形象,在精神层面推动信仰的发展与传播.这些活动和想像将不同族群、地域、信仰背景、社会阶层、性别的人们联系起来,形成集体记忆,成为地方民众请求中央认可二仙的依据.     

从“宗教”回归“民间信仰”——基于陕北黑龙潭信仰的合法化路径研究

民间信仰的合法化路径,始终是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陕北黑龙潭民间信仰最初通过文物管理所、山地树木园的非宗教身份获得合法社会身份。经过近20年的发展,黑龙潭于1998年终于在当地政府登记成为道教活动场所。以制度性宗教合法化的途径参考,它的"宗教"合法身份的获得理应就此圆满。然而,在2010年黑龙潭的景区规划中,黑龙潭的道观的身份似乎成为一种信仰表达的限制。对此,黑龙潭试图转变其管理者身份,从道观管委会变身为景区管委会,已解决道观身份与景区打造之间的矛盾。黑龙潭的"宗教"合法化问题因而转变成为民间信仰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活动空间的问题。     

乡村社会转型期的民间信仰——以陕西省武功镇金仙信仰为例

求佛拜神、赶庙会是关中农村社会中十分重要的民间信仰活动,对农村居民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有着深刻的影响。以陕西省武功镇金仙观周边的村落为例,介绍了社会转型期关中地区民间信仰的发展状况,包括金仙观的历史变迁、寺庙管理、主要的信仰活动等情况,从而更好地理解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民间信仰对农村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陕北信仰民俗探析

陕北的庙宇、神堂和窟龛大体上可以分为因神话或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及杰出的历史人物修建的庙宇、因俗神崇拜建造的庙宇、神堂和神龛和因宗教信仰修建的庙宇与石窟三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陕北庙宇的修复和新建以及一家一户的神堂神龛的不断建造,几乎村村有庙,家家有神。陕北民间信仰的神灵并无严密的体系,也无一个至尊之神,而是一神多能、一庙多神。民间信仰的神灵大体可以分为神仙、妖怪和人鬼三类。毛鬼神信仰、民间祈禳十分盛行。陕北信仰民俗迷信俗信并存但以俗信为主流,突出实用性功利性功能,呈现出原始信仰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诸神·众生·国家:乡村多神信仰聚集地形成机制研究——以中原地区F县“烟雾山”为例

通过对"烟雾山"供奉各路神仙庙宇以及庙会期间当地参会民众行为的考察,认为这种乡村"多神信仰"聚集地现象,折射出了乡村社会的观念与诉求,进而通过对地方政府对庙会文化活动的主导以及国家与民间社会对庙会文化双重解读的探究、通过对地方庙会活动中积极分子的访谈,揭示出在目前社会转型背景下,具体地域民间信仰聚集地的生成路径:以"传说"为文化基础,以"积极分子"及其活动为动力,其最终形成乃是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下,多元诉求之下的"共谋"达成。     

道观与唐代士大夫

唐代道教兴盛，道观众多。唐代士大夫喜出入道观，在道观中从事习业、结交、应举题名等活动。因此，道观的社会功能更加丰富，超越了宗教，而成为连结政治与文化的神秘场所。     

试论道德信仰与道德变迁的对立及其化解

本文阐述了社会道德与信仰的不可分离性——社会道德是一种信仰化存在。同时分析了,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社会道德整体上又是不断变化的。并认为,社会道德的信仰性与变迁性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主体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两种矛盾对立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探索了我们化解道德信仰与道德变迁对道德主体的矛盾要求,从而既坚守道德信仰又恰当地推动社会道德变迁的几种有效途径。     

山神、庙宇、土司与康东社会秩序——基于四川康定鱼通地区的田野调查

鱼通位于康区东部多元文化接触区域,山神信仰作为地方社会的重要资源,将家屋、村落和区域社会连为一体,形塑了社会秩序。在山神信仰的基础上,在土司的作用下,各式庙宇及相伴而来的制度宗教、神灵以及组织与区域社会发生关系,并与原有的山神和社会结构叠合。一方面,因元代中央王朝力量的进入,土司与寺院主导的地方历史又与原有的社会结构相嵌:一方面运用既有的传统信仰来建构历史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不同事件,同时,这些不同事件又产生不同意义,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得以保存和调整。在地方宇宙观与外来的普世宗教观接触中,山神代表的早期社会结构、元代后萨迦派庙宇对当地社会结构的调整,因土司制度的引入和连接,使得社会呈现出来更复合的形态,体现了藏边社会特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北地区宗教生活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的实施,西北地区民众的宗教生活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具体表现为佛教信仰衰而复振,基督教信仰趋于兴盛,伊斯兰教活动与时俱进,道教信仰的衰落与留存;民间诸神信仰并行不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西北地区民众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     

庙宇型民间信仰的道德教化功能研究——基于湖南地区的田野调查

庙宇型民间信仰与道德教化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庙宇型民间信仰在地方社区中能否发挥一定的道德教化功能?这是民间信仰研究中值得考究的两个问题。考据文献,虽然民间信仰并不具有独立的伦理体系,但对中国儒家伦理起到很重要的支持作用。民间信仰蕴含着比较丰富的伦理资源,具备发挥道德教化功能的可能性。但民间信仰中的道德要求大多只是停留在寇传、楹联、庙记、志书等文本层面,而未能形成对广大信众的有效的道德教化,未能变成实实在在的道德实践行为。这表明在民间信仰道德教化的可能性资源与现实性实践之间存在巨大沟壑。弥合这条沟壑的具体路径是,由各级政府引导、各级佛道教协会组织、各民间信仰场所具体承担在各庙宇开辟专门讲堂,对信众加强三世因果教育,如此方能达到提升社会道德及增进社会秩序之功效,最终为建设新农村与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与依存逻辑

当代中国的民间信仰经受了被阻挠、查禁,甚至被取缔的命运,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和社会的转型,民间信仰又有了很大的复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社会适应性.然而.民间信仰并非国家法定的宗教信仰,其生存状态仍然时常受到挤压,地方政府对其管理也具有较强的随意性,有时还将其视为封建迷信活动予以打击和取缔.在这种社会政策环境下,民间信仰继续获得较快的发展与较大的生存空间,这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农村民众的精神需求以及民间精英分子积极寻求民间信仰发展的合法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