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的抗日舆论宣传

《生活》周刊系1925年10月10日由黄炎培创办于上海,初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以刊载职业教育信息等内容为主。1926年邹韬奋接办之后,刊物逐渐演变为以反映和探讨社会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杂志。“九一八”事变之后,《生活》办刊宗旨发生很大变化,以针砭时弊、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成为一份著名的新闻时政刊物。本文拟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生活》周刊的抗日舆论宣传做一考察分析。     

《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由蒋介石亲自发起、南京国民政府主导推行的一场全国性生活革命运动,即把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礼义廉耻体现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以求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实现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在新生活运动施行的15年间,《大公报》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总体上持赞同、支持态度,但对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批评,尽到了监督政府之责。《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体现了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诤友关系。     

《大公报》重庆版简论

《大公报》有津、沪、汉、渝、港、桂等版,其中重庆版创办于1938年12月。由于抗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及重庆作为陪都的特殊历史地位,《大公报》重庆版在各版中的影响相对较大。重庆版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风云,既是“国家的忠卒”,又是“政府的铮民”,前者表现为主张抗战,反对内战,后者表现为对国民党当局弊政的痛斥。《大公报》重庆版虽有部分言论错误,但更多地是发挥了历史进步作用,是重庆出版史上的重镇。     

刘人熙与湖南《大公报》

刘人熙是湘绅著名领袖之一,在他身上具有一股强烈的爱国和民主思想。他于1915年9月1日创办湖南《大公报》,他把民族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融入其中。湖南《大公报》坚持正义的立场,赢得国民的好感,使其销数激增,成为民国时期湖南地区有影响的大报。     

“七七事变”前后《大公报》的对日观察与对日态度

七七事变发生之前,《大公报》对日本扩大侵略的野心是有清楚的认识的,并已对报社的撤离做了相应的准备。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大公报》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但在日本步步进逼扩大侵略意图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仍然不惜含垢忍辱而不愿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显示了弱国面对强权的无力与无奈。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互为影响。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大公报》的形式和内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大公报》采用白话文,改良栏目,刷新精神,成为一份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另一方面,《大公报》把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内容传播给人们,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蓬勃发展。     

新记《大公报》特色综论

《大公报》是我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之一,由英敛之1902年创办于天津,至今仍在香港刊行,是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1].1941年,《大公报》成为第一份获得美国“密苏里荣誉奖章”的亚洲报纸,这代表了《大公报》的世界地位.在《大公报》112年的发展历史中,新记《大公报》即从1926至1949年应属于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波澜壮阔的23年的斗争岁月里,《大公报》有许多办报特色值得后世继承与学习,尤其是在人才的选用与发现上,社评、副刊以及专栏的创办上给后世报界从业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1927年初媒体视野中的“党潮”——以天津《大公报》为中心

1927年初,"党潮"由"汉赣党潮"发展到反共清党。此间,《大公报》对"汉赣党潮"的兴起与持续、"汪蒋握手"、反共清党等阶段作了较为全面与深入的报道与分析,展现了该报的基本立场与态度,也从侧面反映了大众媒体乃至当时社会在相关问题上的关注焦点与认识水平。当局者十分注重处理与媒体的关系,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对实现其政治目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透视晚清《大公报》广告中的传统心理嬗变

《大公报》是晚清时期重要的大众传媒，其广告以丰富的内容为人们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变迁。通过对这些广告的分析和研究，我们看到，当时城市居民新的生活理念开始出现，并形成对传统心理的嬗变。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新气象，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考察这一问题可对今日社会的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浅论《大公报》中的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至10月7日爆发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国民党第九战区部队与侵华日军第11军进行的会战,日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战区发动猛攻,中国军队在薛岳将军的统率下,奋勇抗战,取得了这次会战胜利。这次会战对中日双方的军事以及政治形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薛岳在作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民国成立前《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

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对1902年至1911年《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进行梳理、研究,得出此间的《大公报》积极宣传现代体育思想,提倡＂尚武强兵＂、反对妇女缠足,积极提倡女子参加体育锻炼、鼓励各种体育社团的建立等内容。     

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新闻思想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在十余年的办报生涯中,撰写了大量政论时评和新闻学文章,提出了许多新闻理论的思想主张。他最早提出报纸具有商业经营和社会责任双重性质,并认为社会责任是主要的,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敢于直言,是报纸的基本职责;他主张,报馆是主持清议、维持公理的地方,记者必须具有清华高贵的品质,不然就没有资格从事这个行业;他认为,新闻法制要以维护言论自由为前提,明了清晰,便于执行,成为舆论监督的坚强后盾,而不是官员用来任意查封报馆的保护伞;他提倡,报纸要更好的达到开民智的目的,就要积极提倡内容健康、语言通俗的白话文。     

英敛之、《大公报》与清末立宪

《大公报》是近代史上一份十分重要的报纸。自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刊津门,至1912年2月23日,是英敛之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就是清末立宪运动由萌芽到勃兴乃至消亡的时期。英氏《大公报》不仅是立宪运动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而且也是立宪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和支持者。对于立宪风潮的涌动激荡,《大公报》始则倡言于下,继则推动于中,不仅陆续刊登各地立宪的准备情况,公布政府大员的要折和各地来往的要件,还以言论和闲评的形式发表各界人士的评议,充当立宪运动的监督者。在国会请愿活动中,《大公报》予以密切关注,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积极为其造势。该文以此为突破口,对英敛之、《大公报》和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英氏《大公报》在近代史上的重要作用,并对立宪运动进行重新审视。     

民国时期城市女性自由离婚的现实困境--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在婚姻家庭变革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不甘于承受不幸婚姻的城市女性开始逐渐冲破传统的“从一而终”的思想束缚,当婚姻无法维系时,尝试选择以离婚的方式还自己自由之身。但在民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城市女性自由离婚之路却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女性自由离婚的实现还需要其自身和社会做长期的努力。     

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特点探析

民国以来,华北民众的"闯关东"运动持续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整个人口迁移的形势为之一变.事变后闯关移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构成、地域分布等方面与事变前迥然不同,呈现出新的特点.通过对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特点的考察,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前,华北向东北的人口迁移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其性质属于中国人口自发的国内转移,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客观调节运动.事变后,进入东北地区的华北人口,不再是自由流入谋生,而是被作为"苦力"招骗而来,其实质是为日本的经济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     

试论民国时期青年恋爱的舆论导向

为了指导青年男女的恋爱问题,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文章。这些文章提出了自由恋爱和婚姻自择的思想,并对自由恋爱的意义、方法以及注意事项一一进行详解。这些舆论导向既符合时代潮流,又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青年男女的婚姻观以及他们的婚姻奋斗模式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作。      

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的表达与引导

舆论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力的发挥受传播渠道的制约。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舆论的表达和影响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媒体数字化和互动性的本质特征对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的表达方式、传播机制、呈现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的影响力与传统媒体环境的影响力也有很大的不同。为了更好地发挥舆论的社会影响力,应采取积极措施,建立健全舆论发挥作用的社会机制。     

靖康之难的成因是什么？──从南渡时人的认识说起

宋室南渡,时人并未归咎于士大夫沉溺山水。他们认为,靖康之难的因由,“内忧”远大于“外患”,即朝廷腐败的“远因”远大于外族南进的“近因”,并且认为,北宋乱事“本于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胜”。这都有别于宋亡以后把靖康之祸归咎于天子沉溺娱乐、政策失误的论调。     

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理性引导

死刑民意是可以引导的。引导死刑民意就是要剔除死刑民意中的非正确成分,就是要引导死刑民意摆脱情绪化的反应向理性化的方向转变。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理性引导分为三大方面。一是刑事立法方面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死刑替代措施和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二是刑事司法方面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民意参与死刑案件审判的机制、构建死刑案件的信息公开机制、构建死刑案件的交流反馈机制、适当的时候暂停死刑执行。三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外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思想启蒙与死刑知识的提供、以死刑个案与错案为突破口、构建民间的死刑改革推动机构。     

从一起官民冲突化解看网络民意与和谐社会建设

通过对发生在贵州省铜仁地区杨家坳乡政府与下官阡村民的水源冲突事件的分析,认为这起网络化解官民冲突的事例,不仅反映了今天某些地区的官民关系,更突出反映了今天中国民众对政治文明的诉求和建立＂机会均等,平等参与,自由讨论,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理想状态的渴望,同时也表明了新媒体显示出的巨大传播力量,网络传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阐述了互联网在这起剧烈冲突中影响事件发展的格局与走向,进而促成事件解决的巨大作用,分析了和谐社会建设和政治文明发展在网络传播作用下形成的三个特点。利用互联网及时快速和正确地解决重大突发事件,由此建立长期而有效的突发事件网上处理机制,正是中国社会实现民意充分表达和公民社会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