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悲剧与“命运”悲剧——《三国演义》悲剧的特质

<三国演义>和古典希腊戏剧决定人物命运的两个相似而又相异的因素:天意和命运."天意"高于"人意",近于神意,是超人的,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此文以<三国演义>的"天意"和古典希腊戏剧和神话中的"命运"作比较,解释<三国演义>是一部有深刻意义的悲剧文学作品,即有意识、有目的地在"忠"和"义"的道德原则下选择"失败".     

论《三国演义》中曹操品格的特征

<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品格特征,可以"奸雄"二字概括."奸"即虚伪、疑忌、残暴;"雄"即志大、才高、多谋、善断.两者皆出于他的极端利己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论清代“红楼戏”对原著情节内容的取舍

在我国古代,小说对戏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明清时期,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中的故事为依据而创作的传奇、杂剧,便成为其时剧坛上的主要剧目.然而,戏曲改编小说并非易事,它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戏曲演出时间与小说叙事时间上的巨大差异,小说所容纳的故事长度是戏曲很难达到的,这就需要剧作者在根据小说进行再创作时,对原有题材能够做到有目的取舍.清代"红楼戏"改编<红楼梦>小说,对原著的情节内容主要采取了"由人入手"和"由事入手"这两种取舍方式,本文就围绕这一问题来作一粗浅的探讨.     

群雄逐鹿话汉中——《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所述汉中之比较

<三国志>是历史典籍,真实性强<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艺术性强.就影响深远来说,后者大于前者.尤其是在东亚及日本等国,知道后者的人大大超过前者.仅就对曹操、刘备争夺汉中,以及蜀治理汉中的情况说,后者写得比较详细,基本事实与前者相符.从两书的比较中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历史面貌.     

论诸葛亮形象的智化与定型

诸葛亮的原始形象受到历代的智化,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为诸葛亮艺术形象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塑造源泉.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盛行于上流社会的诸葛亮"儒雅"形象与中下层推崇的诸葛亮"民间"形象有效地合二为一,成功地重塑了诸葛亮的历史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与民本思想

<三国演义>的思想涉及民本思想,但<三国演义>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怎样的发展,则研究较少或不深入.从民本思想的源流探讨中,分析<三国演义>中民本思想的实质,从思想史的角度,可以看到<三国演义>对民本思想的发展.     

后《三国》时代歇后语背景下形象重塑的文化阐释

后<三国演义>时代,受中国文化习性、民间智慧以及<三国演义>人物塑造艺术的多重影响,后世接受者在长期的文化理解和阐释过程中,歇后语背景下的<三国演义>形象或被类化,或被符号化,进而被象征化,从而成为一种相对程式化的精神文化现象和不断放大的社会意识形态.此种衍化,不仅为既定的文本形象注入了不断丰赡的文化内涵,而且据此延展了经典文本的艺术生命.     

“凡三往,乃见”质疑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凡三往乃见"等数句,一般标点为"凡三往,乃见."习惯译为:"总共去了三次,才见到."笔者认为,这种标点方法有值得商榷之处."凡三往"与"乃见"之间,一般用逗号,而联系上下旬,实际应标为句号.     

说“建之以常无有”

<庄子·天下>篇讲"关尹、老聃"之学时,有"建之以常无有"一语,"常无有"之义自来不得确解.本文认为"常无有"本当作"恒无有",并根据楚简中"互"字每可用如"亟"字的现象,推测在<天下>篇较原始的本子中此三字本作"互无有","亙"本应读为"极",但被后人误读为"恒"(已有学者指出,<庄子·天地>篇中就有"未始有极"被误读为"未始有恒"之例).上博简<互先>篇的"亙"字亦应读为"极".此篇首句为"亙(极)先无有","极先"与"太始"、"太初"同意,在篇中还被简称为"极".<天下>篇的"极无有"即是<亙先>篇的"极先无有",与<庄子·天地>所说的"泰(太)初有无,无有无名"同意.     

说唐小说“玄武门之变”考论

说唐小说中的"玄武门之变"虽然在细微处有区别,但其倾向性非常鲜明,即肯定李世民,贬斥李建成、元吉,认为此事件是正义之举.此种倾向性与宋以来的史家之观点以及敦煌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的倾向性迥然不同,体现了明清说唐小说家对"玄武门之变"的诠释与接受.     

《三国志》及其演义之文化解析

史学名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流誉千古,时人评其书曰"并迁双固".依<三国志>而通俗化的各种话本,戏剧乃至成为演义式的小说,其最著者是<三国志通俗演叉>,人称<第一才子书>,士林及民众莫不喜读其书,可谓雅俗共赏,家弦户诵.从文化视野考察,文、史各行其道,两苑各擅其芳.随时代之演进,民众需要文化,文化之持续发展亦有赖自身的通俗化.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满足大众对文化的渴求.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是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成功的典范,彼此交相辉映,体现了雅、俗文化自身的价值规律.     

国际汉学热中的《三国演义》研究——答马来西亚《东方日报》记者问

编者按: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国际上正在兴起"汉语热"和"汉学热".在此背景下.马来西亚<东方日报>近期策划了"国际汉学热潮"专题,记者房翠莹女士就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传播和研究,书面采访了著名<三国演义>研究专家沈伯俊教授.本刊征得沈先生的同意,特将这篇采访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三国演义》的文体性质与刘备形象塑造

经由刘备形象塑造问题,深度揭示<三国演义>文体性质.历史叙述与文学描写交织在<三国演义>的文本之中,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到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的经典论述,是在忽略<三国演义>文体性质的情况下作出的误判.从动机上看,小说历史叙述的部分并未完全回避刘备性格中"伪"的方面.从效果上看,文学描写部分所作的"长厚"的性格规定也受历史叙述的影响而失去权威.     

关于新发现的朝鲜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新近发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活字本一册(第八卷),可以纠正笔者此前关于流传韩国的<三国志演义>版本是周曰校甲本的见解,亦有助于对现藏于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的朝鲜刻本年代的认定.<朝鲜王朝实录>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所指应是朝鲜活字本,不是翻刻本,其所使用的是从1516年开始到壬辰(1592)抗倭战争之前一直使用的铜活字(丙子字),其原本在中国刊行后,于1560年初中期在朝鲜被重新印出,它是韩国现存<三国志演义>刊本中历史最悠久的一部.另外,从版式、纸张来看,丁卯年耽罗刊记的朝鲜翻刻周曰校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并非翻刻于隆庆元年(1567,丁卯),而是60年后的天启七年(1627,丁卯).朝鲜活字本是以周曰校甲本为底本,参照了嘉靖壬午本,并进一步校勘的版本.     

“天时”观念与明清小说的叙事机制

中国古老的"天时"观念不断地渗透到古代小说文本中,从而形成独特的叙事机制.<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不断地通过"天时"观念来演绎社会人生的兴亡律.与此同时,因"天时"变化而形成的天气异常意味着宇宙失序,与之发生感应的社会就会发生变故,这也给古代小说叙事带来了很大动力.另外,由"天时"观念引发而来的"时运"、"时机"之说也对古代小说叙事甚有影响,有的作品借此传达某种人生警悟,有的作品借此形成"天人之道"循环结构.     

接受美学视角观照下的“读《山海经》十三首”

对"读<山海经>十三首"组诗的解读学术界存在着历史主义和接受美学两种倾向.历史主义者穿凿附会,旨在挖掘组诗的政治寓意,结果诸家解释互相矛盾.而实际上,"读<山海经>十三首"是接受美学的一个典型案例.在阅读<山海经>时,陶渊明的期待视野与<山海经>的神话性质相契合.他以<山海经>游仙娱情,渲泄政治愤懑,从而获得了"俯仰终宇宙"的审美乐趣和人生自足.     

“钗黛合一”新论

<红楼梦>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的世俗理想以及作家曹雪芹的美学理想是"钗黛合一",但作者的钗黛合一却是有倾向性的;思想的一致是宝黛爱情的基础,共同的反封建和追求共同的人生理想是宝黛爱情的精神内核.     

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对孔子提出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两千年来多有误读.尤其是当它与另一个经典命题"<关雎>,后妃之德也"相对接时,由于系统杂糅与框架混乱,便在三个方面引发尖锐的冲突:毛诗内在的冲突;毛诗与三家诗的冲突;孔子诗说与传统诗经学的冲突.对孔子的这个经典论断,不能从诗义的角度,只能从乐章的角度去求解.     

论方以智"粤难"的性质——兼论曾灿为大汕所作《石濂上人诗序》的文献价值

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第五章,考证出僧人无可(即方以智)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时在金陵,并等待郑成功舟师大举入长江之事.在这一发现启示下,文章欲考证康熙十年(1671)方以智"复明运动"中之所谓"粤难"这一重大悬疑问题.考明遗民曾灿之<六松堂文集>卷12有<石濂上人诗序>,其重要内容在传世<离六堂集>所载序文中被删除,如删除之"无可大师近以文字几罹不测"一语,即表明方氏"粤难"系一早期之"激动中贵人",亦即牵涉黄门宦官发案之文字狱.从而,以新见材料的考证,推进了方以智"复明运动"这一难题的研究.     

论“军师”孔明

"军师"一职是君权需要士道强力支撑的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君师"与"军师"的一体化,是其原初含义.<三国演义>虚构军师孔明形象,以其从军师到丞相的历史,完成了古代知识分子在才智与权势的较量中从追求人生理想和人格理想到陷入现实困境的悲剧历程的艺术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