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悖论”与政府转型

统治发展型政府模式所具有的"制度困境"在制造"中产崛起"幻景的同时,也在为"中产"生产和再生产制造着"中产陷阱"。破解这一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政府转型,即由统治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治理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意味着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这一根本性转变将为"中产"——"中产阶层"——"中产社会"的成长路径提供制度空间。以中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权力的成长为形成"中产社会"——改革政府——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消费需求结构改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产"——"中产阶层"——"中产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路径,提供动力基础和物质条件,从而从根本上破解"中产悖论"。     

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模式及其演变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体经历了封建时期"无机构、无资金"、民国时期"有机构、无资金"和新中国时期"有机构、有资金"三个阶段,目前,"农民自我供给"的状态基本结束,政府开始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主要存在"政府出资、政府生产"、"政府出资、社会生产"、"政府社会合作投资"、"政府出制度、社会投资"等四种模式。从提高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角度,需要采取措施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建立"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机制;科学界定政府事权,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论服务型政府的谦抑性

我国政府的人民性决定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性。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是对政府治理实践的变革,也是对政府治理哲学的变革。政府谦抑性是对服务型政府主体提出的具体要求。政府谦抑性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政府谦抑性强调政府和官员必须具有一种谦逊的意识和心态,这是政府获得统治正当性的代价;二、政府谦抑性强调政府与社会合治的治理思维,这是政府自身管理困境和人的主体性的要求;三、政府谦抑性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时的适度作为,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四、政府谦抑性强调政府应具有自律的克制能力,即强调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六大关键问题

当前,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研究和澄清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对于推进这一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主体方面,应强调政府与社会"双向互动";在政府纵向间分工方面,应强调合理划分职责,减少"职责同构";在政府横向间分工方面,应强调充分发挥所有国家机关和国有事业单位的作用;在时空布局方面,应强调这一建设是有前提、有条件的,要逐步推进;在切入点的问题上,应强调不同层级的政府抓的"事"应有所不同,地方政府要善于抓"小事";在服务型政府的规模方面,应强调避开"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努力建设规模适度的"强政府"。     

政府理念创新与构建“福利政府”

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背景下,满足不能完全参与市场竞争社会群体的生活需要,是构建"福利政府"的社会基础。非商品性、普遍性、统一管理是构建福利政府的基本原则。构建福利政府,应不断增加福利支出、注重社会公平、构建完善的福利体系。     

政府非正当利益与政府公共性的回归

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最重要的代表主体,公共利益也是政府的合法性所在.政府利益是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混合体,政府既可能体现公共利益,也可能背离公共利益,即产生非正当利益.只有当政府公正地保护每一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并表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才是对其公共性质的回复.有效遏制政府的非正当利益行为需要谋求政府的善治之道,而政府善治的本质在于回归政府的公共性,这既是对传统政府合法性的补救,也是谋求政府善治之道的前行方向.     

提升政府自主性: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

政府自主性提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在主体、价值、目标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契合性.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自主性较弱,不能超越各阶层、各群体、各集团的利益来独立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也就不可能实现公共利益.必须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调整失衡的利益结构等方面来提升政府自主性,这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前提和关键.     

新型社会组织的创建与试行——从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实践看政府赋权社会的可能

中国式"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变革,在政府由"全能"向"有限"的角色转型中,如何促进社会发育是一个关键问题.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成长备受关注.近年来杭州市政府对"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就是对创建新型社会组织的一次尝试.这一理念和实践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也不同于单纯的国家中心论,而是充分正视中国现实语境下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模糊性,并试图利用这种模糊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去促成主动性,从而试行一条政府与社会相互增权的道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二者的相互增权之中,原有的权力结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     

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政府角色研究

实现农业信息化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重要选择,就我国的国情而言,解决我国农业长期存在的弱质性弊病的难题,政府行为者的角色定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借鉴已有相关研究,并根据我国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参与强度的差异,将我国农业信息化的实现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政府+市场型""政府+社会型"三种模式。在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中,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发挥好规划者、服务者和监督者的角色,才能以有效的行为选择明确自身责任、激发主体活力、营造多元共构的农业信息化建设模式,才能更有效地助推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政府与社会: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

在单位体制下,我国个人对单位、单位对国家的依附,形成"个人-单位-国家"之间的依附链条,也导致了"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控制链条.单位体制的弱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使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正经历着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重新定位,要积极推进民间组织的自治化进程,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     

孟德斯鸠政治学说的生态政治旨趣

孟德斯鸠关于政治法律体系受制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的“环境因素说”，以及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说”，具有明显的生态政治　理论旨趣。从生态关联的观点看，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习俗，孕育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　同时，社会结构局部因素的改变，又会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正是因为事物间的生态关　联，孟德斯鸠从地理环境和社会习俗入手，探求政治法律体系的环境基础与演变规律，其理　论意义无疑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试论生态政府的构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当前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构建生态政府,强化生态管理,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政府要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从政府的制度供给、发展生态经济和生态教育的角度转变其职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浅析政府职能重塑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框架下,积极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政府职能重塑的进程,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作为和谐社会下的政府,一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必须是廉价的政府;其二,必须是高效的政府。我国目前政府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是:政府的运作成本太高、“设租”、“寻租”行为恶性膨胀、政府的运作效率太低和政府的不作为问题。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政府信息化进程和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来加以解决。     

生态移民权益保护与政府责任——以新疆轮台塔里木河移民为例

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是一个典型的政府的计划干预过程,相应的移民安置规划与安置模式折射出政府视角的发展思路。以新疆塔里木河生态移民为例,从生态移民系统的运行角度看,生态移民活动的利益相关群体包括中央政府、移民个体、行业主管部门、迁出区和安置区的地方政府等。每个利益相关群体均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经济或者社会利益诉求。生态移民主要有生存发展权、社会福利权、公众参与权及财产补偿权等权益。生态移民补偿机制的缺陷,特别是对移民非经济成本补偿的缺失、对安置区资源的占用以及其他导致社会不公的因素,是生态移民过程中社会冲突的根源。政府需要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准确定位、注重法制建设以及构建参与与申诉机制,缓解社会冲突和利益冲突,承担相应的政府责任。     

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及其善治方略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理论研究的精细化、深入化,与外生态型政府相比,内生态型政府兼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政府生态化重塑的双重功能,追求五位一体的生态理念,进而实现政府善治的目标。而要实现这种由"外"向"内"思维路径的根本性转变,必须确定五位一体、生态优先的治理战略,网络治理、合作治理的治理理念,垂直化和扁平化相结合治理结构,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治理体制,生态服务、生态管理的治理风格,唯才是举、德才并重的用人机制,以及电子政务、人本服务的创新技术。     

转型社会中的行政发展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急剧的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政府类型也要随之转变。政府转型的实质是从以往的政府本位型政府向社会本位型政府转变。新型政府的职责在于调整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培育、完善社会自组织能力,更新转型期的社会秩序,积极提供社会服务,并在行政关系、政府职能、机构设置模式、行政文化体系等方面实现更新。     

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论

经济法的基本价值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这一价值取向是经济法的功能和目标所决定的。是克服市场失灵、民法失灵的要求;是追求公平的要求;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实现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对政府失灵也要有所控制,因此,笔者提出要加强法制建设,转变政府职能,“限制政府”。     

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形式、意义和限度

私营企业主是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新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突出,并通过多种方式对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肯定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强化对这一参与行为的规范和引导,要强调这一参与是有限度的。中国目前要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保证这一参与的健康发展,防止在私人资本与某些阶层之间形成社会中的强势联盟,损害其他阶级阶层的利益,危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政府信息控制与政治稳定

政府信息是重要的社会资源,政府必须对其掌握的大量的信息资源进行适度控制。对信息过度控制,将导致信息短缺,民众政治参与性较差,政治稳定脆弱。当代中国,对政府信息实行适度控制必须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实现政治稳定的必然选择。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来加强政治稳定,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从理论上看,社会组织的优势使其在动员社会资源、服务弱势群体、参与社会矛盾的预警和化解、进行政策建议和倡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然而,在目前中国"强政府、弱社会"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格局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应有功能的发挥高度依赖政府为其提供的外部环境。为此,政府要全面地认识社会组织的功能,改变对社会组织的被动管理模式,在制度设计上更加具有主动性,通过开放更大的制度空间以及全面拓展社会组织的功能领域来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正面功能得以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