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阁体与明代文人的奴性品格

应制诗,制,据《史记·曲礼下》“士死制”,郑玄注“制,谓君教令,所使为之。”又,《史记·秦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顾名思义是应帝王之命而制作的诗,应制文如之,后世有称这类诗文为应制体。提起应制诗,一般学者都认为是专门谄谀帝王、歌功颂德之诗,连权威辞书《辞源》上释“应制”也说是“唐宋人诗文有以应制为标题的,皆是应皇帝之命而作,内容多半是歌功颂德,蹈袭陈言”。我查阅唐宋人应制诗,多数根本就没有歌功颂德,极少数的诗文歌功颂德成分都微乎其微。查《全唐诗》中众多诗人写过应制诗,皆应皇帝之命而…     

华文新文学的域外传播与流响——新马华文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

新马华文文学是在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下,由依赖进而逐步本土化,最终茁长起来的.本文从中国新文学思潮的海外回响、现实主义创作主潮汹涌奔流、落地生根坚忍不拔的创作队伍三个方面,阐述了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海外华文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民国大学里的新文学教育实践及其限度——以杨振声为中心

作为民国大学里新文学教育的积极推动者,杨振声对文学持有一种独特的理解,其内在理路非常接近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这构成了他从事新文学教育的理论基础,也使其新文学教育的体制化实践遭遇到激烈的对抗。通过杨振声的个案,可以察知民国大学里新文学受众的某种激进面向。     

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教育——以中小学教材为考察对象

通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国语教科书,可以考察新文学进入中小学课程的状况及影响.进入小学课本的新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经过了改写,优秀作家以此来实践小学国语课本的"儿童文学化",帮助儿童体认"国语"的美感,养成"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进而从根本上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此外,教材中大量地选入新文学作品,明显地有利于新文学的传播,同时也培植出学生新的"文学感觉"与"文学观".     

科举与社会分层之相互关系——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

以明代科举制为例,文章从科举的内容、影响范围和考试程序三方面的分析入手,探讨了科举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认为科举不但不能消解社会等级阶层,反而会以其极强的操作优势成为维护既有社会分层秩序稳定性和柔韧性的最有效方式。     

"五四"新文学与民俗学运动——以民间信仰为中心

"五四"时期,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是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和建设而共生与同步的.本文以民间信仰以及相关的民俗文化为考察视角,以文学史进程为线索,试图勾勒出"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与民俗学之间共生、互动的历史轨迹.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

宋初半个多世纪里词坛沉寂,在词体兴起与发展的历程中,洛阳文人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文学群体由于幕主钱惟演的倡导提携,诸文人才士的应和参与,形成从容闲暇、文酒诗会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以歌妓为中介的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词体运行系统。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集团主要人物均有词作问世,不乏词史价值。尤其是欧阳修,他以洛阳为起点,创作了为数甚多、质量颇高的词作,并受到洛阳文人集团的极大影响,最终成为宋初四大词人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宋词的发展进程,深刻展现了洛阳文人集团的词史意义。     

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以武汉为考察中心

1937年抗战爆发,京津沪等地的文人为了避免成为亡国奴,毅然琦上流亡的道路.由于国民党政府为了抗战的需要把大部分行政机构迁到了武汉,所以这些文人先后来到了武汉.为了发动民众,支援抗战,他们先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等社团和机构,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运动中他们所采取的种种形式如街头剧、朗诵诗等,在唤起民众的同时又无形中造成文化传播的后果:广大民众的知识架构得到了"重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知识层次得到了提升.很多青少年也正是借此走上了文艺的道路.     

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以贡赐贸易为中心

本文分哈密建卫前、哈密建卫至成化八年以及成化九年哈密卫内迁后三个时期,以贡赐贸易为中心,对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关系之盛衰及其缘由进行了探讨。     

浅析唐宋诗词中福建形象之嬗变——以客闽文人为考察中心

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建虽然在唐诗中出现的次数颇多,但在诗人的想象中却被视为“蛮夷之地”.随着唐末、五代以降(特别是宋室南迁后)中原士人的大量涌入,福建得到了积极的开发,反映在客闽文人笔下的福建形象则是百业兴旺,文风鼎盛.其有关福建的书写因“在地化”和真实性等特征而值得重视.     

明嘉靖文人游幕风气的忽炽及与文学之关系

明嘉靖间,众多抗倭幕府成为文人云集的中心,世宗对青词的异常热衷又使得大臣们纷纷延纳幕客代笔,从而掀起一股空前的游幕之风。这些游幕文人以布衣居多,其入幕的经济考虑要远大于政治动机,并具有更为自主和频繁的流动性。他们在幕中创作了大量的青词和以抗倭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前者促使骈文出现了短暂复兴的态势,后者则成为明代战争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期刊的中间姿态与新文学的建构--以《北新》为例

在新文学建构的过程中,中间姿态的期刊是文学革命忠实的、坚韧的延续者。由于大量的中间姿态期刊的存在,文学革命的理论与成果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广泛传播,从而确立了新文学的地位。《北新》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作为《语丝》的“姊妹刊”,《北新》温婉大度的风格使得它超越同人之见,展示了新文学生动的面貌。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论地域文人集群与地域诗派的形成——以南园诗社与岭南诗派为例

通过南园结社,元末明初岭南形成了一个地域文人集群.通过群体性诗歌活动,南园诗人形成了共同的审美情趣和鲜明的地域特质,通过家族传承、师门传唱和乡邦传播,南园诗歌实现了代际传承,岭南诗派在岭南成了现实;通过走出岭南,积极参与全国各地各类文化和文学活动,与其他地域诗派展开文学交流,南园五先生传播了岭南诗歌,提升了岭南文人的文化形象,实现了岭南诗派在南国崛起;而南园五先生及南园后学的南园情结,则强化了岭南文人的地域文化认同,也奠定了岭南诗派的文化和文学传统.     

唐前期文人的军功崇拜意识——以诗文为证

唐人意识中的军功崇拜思想深深影响了唐初各个阶层。在朝廷、文士、百姓等三个方面的合力下,军功的刺激促成了社会心态的普遍倾斜。立有军功的勇士始终受到时代的尊崇,崇拜军功的意识心态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对唐朝许多制度的推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中期司法运作实态之管窥——以何孝子案为例

何孝子案是发生于明弘治朝的血亲复仇案。就该案自身而言,其诸多细节影响着判决的走向;从司法运作角度论,案件暴露了在高度强化的皇权体制下司法运作模式存在的诸多弊端。该案从案牍材料变为道德教材,则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法律文化。     

明代行盐区的形成及其社会经济基础研究——以福建东路盐区为例

划区行盐是明代食盐运销的重要原则。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是食盐专卖行盐区或都能成为行盐区,它的形成需要经济和社会基础。明王朝没有为地方推行食盐专卖制度提供经费支持,却对地方盐官的盐税征收进行严厉考核,地方盐官则低成本、低风险推行食盐专卖制,将既有规模大的食盐市场及有商人支持的地方纳入行盐区,推行专卖制,而放宽对其他地方食盐流通的管理。以福建为例,16世纪初福建境内仅闽江流域及其所达数县食盐专卖。嘉靖十五年以国家财政紧张为契机,福建运司在食盐自由流通的滨海四府一州的广阔区域中,仅选择在福宁州建立黄崎分司,将闽东纳入专卖体制,正是因为当时从福清到福宁州地区之间存在规模大且稳定的食盐市场,且福州商人支持专卖。此后福建运司为保证从福清到福宁州之间的官盐销售,逐渐将罗源县、福宁州辖境及建宁府政和、松溪、寿宁三县划入东路行盐区,亦以既存食盐市场和商人支持为前提。     

明代后期潮州士绅与地方救灾——以林熙春为例

明代后期,潮州社会动荡不安、灾荒流行,使得潮州社会处于重建的转型时期。出生于嘉靖朝,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任职的四朝元老林熙春作为明代潮州后期著名的官员和士绅,在辞官返乡居住期间关心民瘼,不遗余力地参与地方公益建设,努力按自己的意志参与经营地方事务。他尤其在救济灾害方面身体力行,不仅用文字记载了历次灾荒,而且还极力为民请命。林熙春在地方事务中所体现出的实际行动,不仅有利于地方安定发展,也在教化百姓、引导良好社会风气及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代文学制度与文人创作——以老舍、曹禺为中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更看重文学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强调文学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服务性和服从性,他们秉承和期待的是建国为重、国立而人旺的民族未来想象。以老舍、曹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人更看重文学的熏染性和审美性,强调文学舒展和疗救人性的无功利性,他们信奉立人在先,人立而国强的现代民族生活图式。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分歧逐渐溢出水面,建立何种文学制度的天平显然向当政者方面倾斜,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法则很自然地成为老舍、曹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文人意识与神话传说的衍化——以涉县女娲神话传说为个案

文人意识对于神话传说存在形态的影响多体现为文人基于自身的思想、趣味和观念对口承神话的改编及再创作.本文以河北涉县女娲神话传说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衍化为个案,分析了文人意识与神话传说衍化的关系,并指出了文人对于神话传说衍化进程的参与所包含的正负两方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