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天范畴在近代的转型与演变

张怀存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2期撰文认为,天是中国古代哲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具有上帝、自然、命运、本体(理、气、心)等涵义。当近代西方科学与哲学知识传入中国后,才给天范畴的发展演变注入了新的因素。近代哲人对“天”作了新的诠释,赋予天不同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完成了天范畴从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凸现了传统哲学向近代哲学转型的一般特点:1、融合性。近代哲学天范畴是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代思想相互结合的产物,是由西方的新知识新观点重新解释传统思想,而不是机械     

中国近代哲学转型的启示

世纪之交，如同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一样，当代哲学的出路也在于转型。基于被迫性质的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有遗憾，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财富，给人以启示。一、从思想准备上，要运用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对现实和中国现状有个清醒认识，重新对哲学进行定位，关注现实生活，发挥其指导实践的价值功能。二、具体操作上，采取中西合璧的辩证转型模式，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三、按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要求，弘扬主体意识，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吸取近代的教训，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范式的近代转型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传统哲学范式发生了近代转型。传统哲学范式近代转型的基本路向有三个:一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二是“中体西用”之说的萌芽揭开了中西方哲学此消彼长的序幕,三是新的社会进步思潮相继出现,并与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相颉颃。中国哲学史上这种哲学范式的近代转型的完成应该说是完整的。通过转型,传统哲学丧失了它的主体地位,经学、理学渐成为历史性的概念,由主题变为背景,它的存在退隐到思想界的边缘。而西方哲学的观念、问题、方法和典范逐一进入到学术话语的中心地位。通过近代在哲学范式上的启蒙、反省和清理,既带来了传统哲学的部分解构,也促成了新的哲学范式的建设。     

论中国传统社会哲学及其近代转型

根据对社会基本价值目标及其次序的确立,社会哲学可以分为三种:增长取向的社会哲学、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增长与和谐并重的社会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占有主导地位。在近代,社会哲学发生了从和谐取向向增长取向的转型。迄今为止,虽然增长取向社会哲学带来了许多弊端,但由于其社会根源依然存在,所以它仍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哲学理念。     

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标准、历程与特点

以西方哲学的转型为尺度和参照系,中国哲学的转型也经历了从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再到现代形态的转换。但由于中国哲学的转型又是在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包括了自身资源的重新激活与创造性转换,因此又表现出自身的特点。     

近代中国哲学发展观之嬗变

近代中国哲学发展观之嬗变郝翔与中国近代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相联系，发展观问题在中国近代哲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在他们构造各自的哲学体系时，不是作为次要的因素，而是作为一般世界观意义的中心原则，深深地影响...     

论清末赴日学人传播西学的历史贡献——以梁启超等人为例

梁启超等赴日学人在传播西学进而引发中国近代哲学转型等方面贡献良多.赴日学人不但充当了清末引进外来思想文化的启蒙者,而且也成为近代思想文化转型的奠基人,他们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所以,他们无论在西学东渐史上,还是在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儒家历史哲学的演进

儒学在形成之初,就诞生了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王夫之等建构了传统儒家的历史哲学。到了近代,由于社会的变迁以及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引入,儒家历史哲学出现了转型。其结果,儒家历史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更为完备。这对于中西历史哲学的互鉴,对于中国哲学整体体系的建构,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孙中山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擘划

近代中国是一个转型的社会。一方面，固有社会各要素的裂变和新的社会因子的萌生，客观上导致新旧增变，传统向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内忧外患唤起社会有识之士内心的自觉，他们孜孜以求政治社会的变革，呼唤着转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如何促进政治发展从而推动民族进步是变革者日夜悬心的问题。孙中山兼采中西，审时度势，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内容、道路所做的掌划，将理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兼具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自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变革政治体制，以民主制度代替君主制度是孙中山关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首…     

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1927-1937年

对职业化群体的研究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和制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到一个新型社会群体——城市职业中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衍生，而且关系到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动和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建构与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突破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基础上,进入了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建构与反思,是从整体上把握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它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创新和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成果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梳理,由此反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正在理论和实践中酝酿。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上的艾思奇及其启示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先驱,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先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和基础。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倡导者、实践者,对毛泽东著作的研究、诠释和宣传作出杰出的贡献,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艾思奇的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相结合的过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它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二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本体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终极探求

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对“Ontology”的翻译及含义的新阐释,提出中国传统哲学没有本体论的论点,但这种论点有把西方哲学史上某种特殊形态的本体论与作为哲学核心问题之一的本体论等同的倾向。本体论是关于终极存在的学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丰富的本体论,并且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特色。本体论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必不可少的内容,更是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生长点之一。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众多争论中,许多学者往往忽视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间的区别。作为当前争论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产生的时代背景、认识论根源以及历史根源。其中,当代中国哲学未能承担起为化解时代问题提供意义诠释基础的责任是造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这一危机,应该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作为共相的哲学学科规范下,通过化解中国乃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来创制新的哲学学说,在建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过程中,最终实现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     

中国传统哲学宗教的特点与新哲学的建构

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必须以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需要为目标,不能脱离现实,也不能失去传统文化之根。中国必须创造出与其大国身份相称的独立的现代的理念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是非宗教性的文化,宗教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儒家的伦理哲学才是文化的主流与核心。宗教在中国相对不发展,具有多元性和原始性,并有造神机制。儒家的伦理哲学同时承担了宗教的功能,具有满足信仰和感情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政治功能。中国传统文化是道德主义形式下的宗教、政治、伦理三者合一的形式。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必须适应这种传统,承担起儒家哲学的功能。儒家文化不是历史,而是活着的现实,始终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当代思考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的社会现实,赋予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及掌握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和功能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生活的哲学,这就要求让它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事实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成果,迫切需要将其"大众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坚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又在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包容了多方面的新成果,这些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目前,在继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学术前沿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的光荣历史使命。为了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的发展,我们同《河北学刊》一起组织了这一专题讨论,目的是通过这组文章与同行交流,以便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功能和作用。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方法与对象

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这是由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全球化资本主叉发展这一外部条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建设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当前遇到的问题所决定的.开展这一研究,我们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思想流派兴衰的内在逻辑,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等不同理论动态的性质和价值作出准确的评估,从而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关于“中国无哲学”的反思

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转译、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之“实”。纵观西方近代哲学史,欧洲的两大主要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沿着反黑格尔主义或曰“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发展的。在“重建形而上学”的诉求中黑格尔的幽灵再现,未来的哲学将是“人类形而上学”或曰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