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是一个过程吗?

一、问题的提出在关于质变或飞跃问题的研究和阐述中,长期以来存在一些较严重的混乱。其源首先出自苏联罗森塔尔和尤金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一书。该书作者一方面认为:“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的,而是迅速地和突然地发生,即表现于由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转化为另一种状态”①;另一方面却又断定:质变“有时也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逐渐衰亡的途径来完成”②。对于质变的上述两种不同说法之间,其自相矛盾是明显的。     

量变和质变关系之新解

量变和质变关系之新解□史平长期以来,我国出版的各种哲学教科书在阐述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中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时,一般都是这样表述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量变只有同质变联系起来才有意义,质变是旧质向新质转化的决定性环节”...     

广州举行关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座谈会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州哲学学会、广东经济学会最近在广州联合举行了两次关于我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高等院校教师、理论教育工作者、报刊编辑和广东省人委直属机关干部。座谈会上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过渡”的起点问题,根据座谈会的发言,归纳起来基本上有四种意见:第—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建成后才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意见的主要论点是:(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有质的不同的两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应理解为从量变到根本质变,它包括着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全面的质变。只有在建成社会主义后,当新质占统治的支配的地位时,才发生这种从旧质到新的飞跃,才开始这一“过渡”;(二)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在条件成熟之后才开始。六中全会“决议”所规定的六条(“随着社会产品由于全国工农业日益高涨,……”见“决     

怎样理解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又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的反复循环、川流不息的无限过程。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结果。但是,究竟量变如何为质变作准备,而量的增减又如何引起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对这个问题进一步考     

谈“度”与量变的“最高点”

研究质变问题时,常涉及“度”与量变的“最高点”。有些同志认为“度”就是量变的“最高点”,“最高点”或“度”就是“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数量界限”,是“质变的开始”,“事物的质变是当事物的量变达到了一定的‘度’,即‘某一最高点’时候就开始了的。”(参见《江汉学报》1963年第2期柯彰同志《根本质变过程从何开始》一文)其实,“度”与量变的‘最高点”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不过它们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应该确切地把握这两个范畴的内涵,划清两者的界限,看到两者的联系,而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鲁迅与“五四”运动

当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自然地会想起鲁迅。“五四”运动和鲁迅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列宁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伟大的“五四”运动造就了伟大的鲁迅;而鲁迅也在“五四”运动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五四”为标志,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同样,鲁迅也从辛亥革命时的“精神界之战士”,进而成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文化革命的英     

“新旧之辨”的推演与文化选择形态

本文回顾晚清时期由传统的“夷夏”“古今”之辨逐渐形成的用以指涉“西学”和“中学”的“新旧”观念,进而探讨“新旧之辨”演变为“五四”时期的显题或主题,成为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多元性的一个根本范式。作者指出,“新旧”观念从晚清到“五四”的推演,大体上经历了“旧道新艺”——“旧道新政”——“旧道新道”这样前后相连的三个阶段,表明“新旧”冲突在五四时期进入到了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总体上是在“崇新”、“尚旧”和“新旧调和”这样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之下展开的,而“新”获得了对“旧”的优势,“新”不容“旧”占据了上风。与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现实相联系,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相互刺激、相竞而长,以致形成了难以兼容的两极,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上两极相通。“思想自由”原则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多元和自由选择的整体态势,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建提供了各种思想资源。“思想自由”应该是“五四”的最大遗产     

鲁迅“尼采”的踪迹及意蕴——以鲁迅杂文的历时性细读为中心

鲁迅自留日时期开始、到生命最后阶段为止的尼采接受史,一方面,并非如以往通行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从交会点上向前不断攀升、终至彻底相离的简单线性过程,而是一段从始到终都存在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的抉择、移植和转换、改造的曲折复杂而又紧密连贯的思想经历和写作实践；另一方面,鲁迅对尼采的接受,始终是以鲁迅对尼采其人其书不完整的掌握和理解为基础的,但这恰好也使鲁迅的“尼采”作为鲁迅本人特有的思想镜像与文体要素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     

略辨鲁迅早期思想

长期以来,鲁迅早期(指十八岁以前)的思想为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以“进化论”作为鲁迅思想发展之起端,似乎成了定论。这不能不影响到对鲁迅思想的全面、准确、科学的认识。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对鲁迅前期思想形成,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外,识者正之。一、鲁迅早期思想之形成鲁迅早期思想的产生和他的家庭,他青少年时特殊的遭遇以及他所受文化影响分不开。他出身于“绅士阶级”①的名门望族,然而又日趋败落。在鲁迅十三岁前后,家里“忽而遭到一场很大的变故”②。祖父下狱,父亲病重,他只好在身材不及典当衣物的“质铺,     

茅盾论鲁迅的思想发展：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1956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茅盾作了题为《鲁迅一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报告,论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认为,“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看来,1927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不妨以此为分界而称为前期后期……”这就是说,以1927年为分界,鲁迅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期：1927年以前,鲁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以后,鲁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就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新论,超越了瞿秋白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显得更为科学。     

比较研究发展观

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观。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程度的不同,他们所阐述的发展观,在发展的过程、目标、主体、重点上都存在着差异。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上升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渐进和突进的统一。渐进是新质的逐渐产生,旧质的逐渐消失的过程,也就是立新和破旧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指出,事物的发展：“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出：“不能认为,只有破…     

论质的层次结构及其转化规律

一、问题的提出长期以来,哲学界对于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之一的质量互变规律的研究,比较集中于质变过程及其规律方面。许多同志提出并阐发了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问题,为研究质的本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事物在根本质变之前,为什么会产生部分质变?事物的质变,为什么会从非根本性质的变化开始?事物从非根本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过程,是否有其固有的顺序?要进一步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只停留在部分质变的理论上,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还有待于人们深入到事物的质本身,研究事物的质的层次结构及其运动状况,从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试论鲁迅早期对政治革命的态度——与魏绍馨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魏绍馨同志在鲁迅研究领域相继发表了《“学洋务”过程中的思想矛盾——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对话之一》《“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议》《鲁迅小说研究视角的转换》等文,对一些有关鲁迅的问题提出了“新议”,其探索精神令人钦佩。但读过他这几篇论文后,觉得他始终贯穿着这么一个观点:鲁迅早期(本文特指辛亥革命前)是反对、漠视政治革命的。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对鲁迅前期功过是非的客观评价,故敢就此发表一点异议,以就教于魏绍馨同志并诸方家。     

对竹内好关于鲁迅文学成因及“幻灯事件”的解读

鲁迅文学成因,不是多原点与一原点之间的差别,构成其要素是多方面的,这在竹内鲁迅那里,被当做事实来认定和考察。竹内好提出文学者鲁迅的形象,同时也是把鲁迅作为思想家来看待的。当各种要素被综合于鲁迅开始写作《狂人日记》这个时机时,文学者鲁迅那种源于对希望幻象的破灭而形成的绝望,就成为其思想的根柢。在对"幻灯事件"的异乎通常的解释上,竹内好是把它作为形成绝望的一个要素来加以考察的,却并不违背事实。以反抗绝望为其思想根柢的鲁迅,真正地肩负起了民族解放和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     

论鲁迅的两次自我否定

<正> 一般比较重视鲁迅大革命时期从“逆子贰臣”到“现代革命圣人”的思想转变,但忽略了作为文学家鲁迅的文学观的变化。同时对他早年发生的另一次重大思想转变研究不够。我们拟把鲁迅的两次转变结合起来,把他的思想和艺术结合起来,对鲁迅作一考察。否定——鲁迅的自觉扬弃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进行坚决否定与无情批判的过程中,鲁迅也进行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最醒目的是他对文艺的态度。他从1906年弃医学文后,对文艺的作用备极推崇,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著是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但二十五年后,鲁迅却说:“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虽然鲁迅此后并     

从《徬徨》《野草》看鲁迅对个性主义的批判

鲁迅早期的个性主义思想，早为研究者所重视。日秋白曾这样断言：“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①鲁迅也对这一结论表示认可：“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了然，因为其中本会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②在留日期间，鲁迅就倡导“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③，呼吁争取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和启发“国人之自觉”。鲁迅预言，“人立而后凡事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④。五四时代，鲁迅察觉到早期“立人”主张的偏颇，…     

“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     

论鲁迅晚年的文化观

对于鲁迅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似乎可以作以下大致的勾勒：鲁迅早年思想具有启蒙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双重特征，其表现一是由亲身的经历和民族危机的刺激而初步形成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二是因受太炎先生的思想和西方世纪末思潮影响而产生的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意识；三是“凡有所思常在乡村大野”的浪漫主义情怀。“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根本特点是启蒙主义，其表现一是斥封建传统文化的本质为“吃人”，斥中国国民性为人人被人吃、人人在吃人，斥中国历史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崇仰西方文明，推崇“科…     

略论鲁迅对中医的态度

讨论这个问题,似乎和鲁迅研究无关宏旨;但作为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在鲁迅的著作中对中医问题广有涉及,不可忽略。它不仅关系到鲁迅对自然科学的态度,而且也关系着对鲁迅思想的认识和评价。许多同志在交谈中,多以为鲁迅鄙薄中医,把鲁迅对旧中国的“中医”和对祖国医学的不同态度混成了一谈,这是大谬不然的,必须予以澄清。诚如论者所说,在鲁迅小说和散文中出现的所有“中医”的形象,都是作者深恶痛绝、极力鞭挞的反面人物,对于这些“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骗术,也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     

老调重弹为哪般？——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读后

在笔者看来，韩石山新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社2005年出版1是一本炒冷饭的书：书中的材料旧，观点也不新。当然，如果非要从这本书里找出“新”，也能找到。那就是作者韩石山对鲁迅的刻意贬低和打压。该书封面上有一句话：“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在本人看来，韩石山先生对鲁迅的“最不认同”恐怕就是该书唯一的“亮点”、唯一的新颖之处。本来，鲁迅不是神，顶礼膜拜，显然不妥；但将鲁迅拉下神坛后，我们就可以对他任意贬低、随意打压吗？当然也不行。窃以为，批评鲁迅，可以，但心态要平和，下笔要公允。倘若作者在写这本书之前．就抱着贬鲁褒胡的心态，那他得出的很多观点就很容易失于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