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文学品质及其入华的中国俗文学化

不了解佛教入华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契机,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和评价中国文学发展史本身。中国文学的发展之所以呈一种“俗化”的历史,佛教之所以能够从它的似乎那么神圣、深奥的经义和庄严、高深的殿堂步入民间、普及和运作于民间,缘于佛教自身的文学品性及其入华的中国俗文学化路径。 东汉之前,中国一直是一个原始宗教蜕化后没有宗教的国度。从先秦的诸子百家一直到汉武的独尊儒术,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呈现为重思辩、重致用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思辩的发达与经世致用的目的强化压抑了“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的到来。东汉后期,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才正式诞生,一者由于它毕竟根基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思想传统,尊本为学宗一派的老子为教祖,这就必然限制了它的作为一种宗教的整体世界和体系的构成;二者由于它毕竟根基于中国上古原始宗教蜕化后长久“失修”而形成的零乱的碎片,因而它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架构起作为一种宗教所必不可少的神的谱系;三者     

论宗族依附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现象的大量出现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现代宗族现象不仅体现着封建社会传统心理的影响,而且体现着社会转型期间,农民利益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宗族、公社等权威体系的认可在当代农村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最终的瓦解。个体农民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的薄弱与社会竞争机制中生活的艰难共同构成了当今宗族现象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族现象反映着改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是一种因改革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以当代宗族现象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而不是重新树立宗族的权威来解决。     

神异与中国早期佛教的传播

佛教源于印度 ,早期僧人依靠神异手段将其传入中国。中国古代社会上层统治者热中于方术、迷信 ;下层民众生活困苦、渴望幸福 ,存在接受神异的心理基础。佛教以神异为手段拉拢信徒、中国人将佛教看作道术以及早期佛教的分布表明佛教与神异有着密切关系     

论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的结果最终只能指向“中国化”向度。在这一制度中国化的过程中 ,东晋的道安、庐山慧远及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禅宗的百丈怀海、天台宗知礼和遵式等等 ,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佛教仍然能够保持其主流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之时 ,佛教制度的中国化革新仍然能够遵循在“契理契机”前提下的“与时俱进”。而在元代之后 ,随着中国佛教逐渐“边缘化”与“民间化” ,中国佛教制度便同时背离了“契理契机”与“与时俱进”的原则 ,佛教无论在教义方面 ,还是在各种制度方面 ,都停滞不前了     

乡村旅游者休闲涉入对地方依附的影响测评

以杭州茶文化农家乐为例,从休闲涉入(吸引力 、自我表现 、中心性)和地方依附(地方依赖及地方认同)的维度出发,构建乡村旅游者休闲涉入和地方依恋的结构方程模型.运用AMOS21.0软件进行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构模型的路径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吸引力 、自我表现 、中心性分别显著正向影响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受到自我表现和中心性的显著正向影响;吸引力对地方认同正向影响不显著.     

论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古代法制影响深广.首先,唐代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论争,实质上是佛教平等思想与儒家忠孝思想的冲突关系在法制上的反映,体现了佛教礼仪影响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一个侧面.其次,由佛教慈悲思想衍生出信徒应禁杀的"断屠月"与"十斋日"之礼,不但是对传统"秋冬行刑"制度的有效补充,而且也对古代法律的残酷刑杀起到一种比"秋冬行刑"效果更为显著的缓和性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是刑罚文明化、人道化的一种表现.再次,佛教的戒律不但有利于德主刑辅的教化,而且也鼓励一般民众修持向善,因此戒律的提倡能够起到减少犯罪的发生,有助于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但以佛教戒律来替代刑罚处罚,则是司法不公正与司法恣意性的反映.最后,禁止盗毁佛像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戒律与礼仪对立法的影响;禁止"私人道"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规模与国家税制、兵役制度的冲突关系对立法者权衡利弊考量的影响;僧侣犯奸罪加重处罚的特殊规定,实质上彰显了僧侣身份的特殊性对立法的影响.     

论佛教与中国茶文化

文章通过对中国佛教茶文化形成过程的历史考察,揭示佛教与中国茶及茶文化的内在联系,分析佛教对中国茶文化所作的重要贡献     

佛教传入中国论考

一、佛教传入中国的史料考索佛教在二千五百年前创自印度(注一),为现今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一。公元前四世纪有印度幻术人来华,已将佛教的影子向中国透露,但来留下任何传教的影响,别详拙撰《佛教入华的先声》。迄秦汉之际,佛教始传入中国。①: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佛祖历代通载》(卷五)皆记:     

略论苏轼早期对佛教的接受

苏轼青少年时期所受教育及家庭环境决定他受到佛禅影响较少,从具体的诗作考察,可知凤翔之前,苏轼完全是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寺院进行客观描述,佛禅并未真正进入到他的精神领域之中。凤翔时期,苏轼诗作虽然数量上没有大幅增加,但佛教内容比重增加,显示出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真正开始关注佛教。     

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建立

为了探究中国人特有的人格特点和心理活动规律，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心理学研究者应该针对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实际情况，进行切实的理解、描述、分析和预测，肩负起建立中国本土心理学的重任。为此，倡导中国心理学研究者要树立明确的本土化研究意识。为此，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指导下，有必要采用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创建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     

论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缘起性空”的生命观、“依正不二、万物一体”的整体观、“泛爱万物”的博爱观、“众生平等”的平等观。认真学习、研究、总结这些宝贵的思想,对我们解决生态危机有重要的启示。     

论佛教伦理的中国化

佛教伦理中国化有两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其一,是佛教伦理的政治化;其二,是佛教伦理的补充性。佛教伦理的政治化,是指佛教伦理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适应,体现了道德作为他律的特征;佛教伦理的补充性,是指作为内在超越的佛教伦理对儒家“内圣”传统中断后的弥补,体现了道德的超越性和作为自律的特征。由此我们看到,佛教伦理的中国化之路,是一条循着道德自身的发展规律,努力实现适应与超越、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相统一的道路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

中国最早的佛像是发现于重庆的延光四年(公元125)的摇钱树佛像,而北方最早的纪年佛像在此200年之后,这表明中国的佛教造像首先在长江流域兴起,然后,北方丝绸之路与黄河流域的佛像艺术才次第兴起。长江沿线的早期佛像,集中于汉晋时期,主要受古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秣菟罗流派的影响。南朝时期,南方的佛像,与古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关联较密,不仅有斯里兰卡的佛像传入中国,梁武帝也曾使人去印度求取佛像。无论是"秀骨清相"还是"面短而艳"都带有异国情调的造像的特征。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论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美学

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是经院哲学的最大代表,也是当时各哲学体系中最完整和最谨严的体系。圣托马斯·阿奎那将基督教教义及全部人类文化知识(诸如伦理、法、数学、物理等)纳入到一个金字塔式的三位一体的框架中。可以看出,构成圣托马斯·阿奎那全部哲学体系基础的有两个:一个是基督教神学的目的论,一个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论。前者是他的灵魂,后者是他的躯体。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初探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作为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和传统“承负说”相比,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以其独特的内涵和理论特征,弥补了传统报应现理论上的局限,开启了中土劝善化俗的新思路,成为中土教化民众的主要宗教伦理工具,其扶世助化之功实不可没。     

论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范式

作者在台刊《宗教哲学》第6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追问,一个中国佛教思想家思考问题的前题 和视角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是完全基于纯粹佛教的立场呢,还是带有更强烈的中国 思想的语境背景?这一“本位”问题,实际上是基于对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思索。关 于中国佛学之研究著述可谓多矣,但大体不出二途,或纯从佛教哲学角度,或着眼于社会史 视域,前者更多侧重于佛教文本之分析,后者则强调佛教作为一个历史因素的社会、文化功 能。若从思想史角度言之,则二者可综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综合与中国佛教思想本 身具有两种品性：…     

论朱熹对佛教的认识

考察朱熹对佛教的认识对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朱子学与佛学关系有一定意义。朱熹青少年时期曾涉入佛学,甚至在约19至24岁时还曾试图按禅的方法“修证”。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对佛教知识的了解缺乏系统性;对佛教“空”的理解认为即是无,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差距。但有证据显示他掌握了佛教初步的观空方法。朱熹对佛教的批评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     

论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

王岱舆在阐释伊斯兰教时,对佛教中与伊斯兰教相冲突的地方进行了批判。他对佛教本体论、佛教人性论、佛教伦理观、佛教中的偶像崇拜行为进行了批判。王岱舆还批判了佛教中的生死轮回观念,并依据伊斯兰教原则,提出了自己的“三世”思想。王岱舆批判佛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宗教之间的比较来阐释和宣传伊斯兰教,并以此来表明伊斯兰教的优越性。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释、道等思想长期隔阂的历史,在回族思想史上出现了短暂的“四教”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