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形象蕴涵的裸露

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文学形象蕴涵裸露的原则文学形象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中国古典文论对形象的这一特征早已有所论述,清代文论家章学诚就明确地把形象分为两种,一种是“天地自然之象”,即物象,是自然存在的,是客观的;一种是“人心营构之象”,即作品中的形象,这是作家创造出     

“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溯源考简

中国形象的想象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文章即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文学书写主题之间存在的关联影响切入,论说“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源头,进而揭示这一文学书写主题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建构这一社会意义;以及说明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还未完全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就不会在文学创作中停止。     

"醇儒"化: 刘备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大异其貌之文化成因

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个充满王霸气质的“枭雄”,但作为文学形象,刘备则“有德”而平庸,缺乏文学感染力。这个人物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的大异其貌,恰恰是作者在中国古代文化“重伦理”的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之下不断“醇儒”化的结果。《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成为某种抽象道德观念的化身,极大地损害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     

《文学台湾》：寻找“遗失”的记忆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描述了台湾文学的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问题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打造了一个由还原的记忆世界、感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论的想象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们在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丰富着“文学台湾”形象内涵的同时,也使得《文学台湾》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     

《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主题，《高兴》再一次提出了这一严峻的问题。在“左翼”式的“底层文学”标准参照下，《高兴》独特的典型形象、思想资源以及人物关系值得研究界重视。就此而言，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方式，即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     

大变革时期的觉醒者和“扎挣者”

中国现代文学在诞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通常是把它称为“新文学”的。这固然有个面宽面窄的问题,但主要是与旧文学比较而言。说它新,是由于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变革;更因一个新的形象——小资产阶阶知识分子形象的兴起。由于它的出现,才在文学发展史上断开了一个时代。从宏观上把这一形象放在二十世纪中外文化的交汇碰撞中,从新旧文学形象的演变与对比中,深入考察它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是很有必要的。但过去的研究中却更多地把现实革命斗争和作家情况作为两大参照系统,习惯于只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上,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笼统地加以区别。由于文学是人学,脱离人和文学形象而探讨的新文学,就很难是     

“美国梦”文学中的经典女性形象解读

“美国梦”一直是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主题。19世纪后期以来的“美国梦”文学中,女性形象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们或传统顺从,成为了“美国梦”悲剧的牺牲品;或独立自强,在追梦过程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对“美国梦”文学中经典女性形象的分析,可看清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发展的心路历程。     

军称娘子惊飞将,国倚夫人胜筑墙——古代诗文戏曲楹联中的冼夫人文学形象研究

冼夫人崇拜已升华为一种民间信仰,但学界在冼夫人研究上呈现多重史学性而轻文学性的倾向,冼夫人文学研究比较薄弱.通过采用“以文证史”法,选择古代诗文戏曲楹联中的冼夫人文学形象作为研究对象,还原建构冼夫人集女军事家、女政治家与慈母形象于一身的真实生动文学形象,用“文”证“史”,能极大丰富研究冼夫人的史料.     

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渊源

在将多神教的“女神”、“索菲亚”、“圣灵—圣母”、“大地母亲”、“俄罗斯祖国”等概念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俄罗斯文化孕育出对女性和母性的广泛崇拜。这成为俄罗斯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导致文学中对尘世爱情的圣化:女性形象蕴涵了更多的圣洁、神秘和深沉。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对“永恒女性”都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情感认同,很多女性形象都是对这一原型的改写和翻新。     

网络文学的局限性与发展趋势

在“网络文学热”热度不减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客现地认识和评价网络文学这一文学现象就成为当务之急。网络文学是网络作家以网络文学语言为媒介来塑造网络文学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靠网络传播并适合网上阅读的文学样式,题材与主题意义的狭隘、审美的失落以及网络文学形象的平面化是其局限性。网络文学的发展轨迹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合力”的结果,网络文学的发展决不可能一帆风顺,它必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才能逐步走向成熟。     

转换性形象:跨文化建构文学形象的理论视角

转换性形象涉及文学史、文学评论及翻译文学中有关民族的、国家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在动态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不采纳本质主义观点,也拒绝任何关于国家刻板印象的他者假定,真实描述“他形象”与“自我形象”.该研究注意形象识别,并将转换性形象与文学翻译放在一个体系内加以考察,既研究文学翻译的行为方式与翻译策略对转换性形象的建构意义,也研究转换性形象对文学翻译结构与形态的潜在作用.该研究突出三个层面:主客体关系,形象转化方式,跨语言诉求.     

文学批评的创造功能探微

在传统观念中,文学批评不过是一种创作的附庸,一种处于从屈地位的“二等艺术”(默克·克里格尔语)。自然,从事批评的批评家的形象也不佳,狄德罗先生就曾赠给我们的批评家一个相当精彩但也相当刻薄的比喻:“旅行家说,有一种野莽人对过路人喷射毒箭,这就是我们的批评家的形象。”(《西方文论选》374页)海明威则称批评家为“在文学身     

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与现代情感伦理变革

郁达夫小说创作中充斥着“零余者”形象,这不无颓废主义气息的文学形象,向我们呈示的是在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过程中,现代个体从传统道德构架和文化范式中脱胎而出,寻找、建构自我的艰难心理历程的一个侧面。同时,郁达夫笔下的性描述与性欲话语表达作为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这场影响深远的价值范式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了对自我、族群以及现代伦理道德的重构。这是以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影响的焦虑”记录了现代个体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种美学反抗。某种意义上,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是中国现代情感伦理变革历程中的一个显著文学事件,为现代感性自我这种全新的主体模式提供了一种存在的合法性。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西方文学经典中“医者”形象的嬗变

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医生角色不时地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进入文学的视野.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和文学语境的变迁,文学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与内涵亦不断演变.以“医者”形象变迁这一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相关文本,研究西方文学不同时期作品中“医者”形象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从《圣经》神话中医治一切的上帝到现代派作品中接受过医学教育并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医生,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经历了去神性化的过程.同时指出,不同时期的“医者”形象又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医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作家对医生角色的认识与思考.     

“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文学史上第一个"反英雄"形象

“黑色幽默”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个主要流派之一 ,其主题突出强调“人的孤独”、“世界的荒谬”。笔者认为契诃夫的一些作品可以算作是这一主题的源头之一 ,能够作此结论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契诃夫在这个短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在“荒谬而虚无”的世界里的“反英雄”形象。     

《长恨歌》创作心理溯源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形象,以马嵬坡事变为分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实质上是诗人的“自我”在文学幻想中按照分身的方式进行的多重投射。话语主体李隆基的形象,既蕴含着诗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又有诗人自我宿命的感伤;而杨玉环,则是糅合了“美人幻梦”原型和诗人自身情殇的对象而形成的一个女性“符号”,是拥有话语权的男性在集体无意识下对女性的另一种塑造和改编。     

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现代生成

五四儿童文学的历史生成是与中国的现代转型紧密关联的.认同危机内在驱动了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寻找和建构国家形象的文学实践.儿童本体的书写折射了中国现代作家对现代中国历史及民族“新生”的思考.在西方形象与古典形象的双重他者的制导下,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体现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的融合与冲突,其性质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价值重建与意义重构.     

赫尔岑《往事与沉思》的思想史意义

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是一部文学杰作,也是一座思想丰碑.它是“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是赫尔岑个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历史的写照;它是对19世纪中期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形象再现,揭示了“思想”在俄国成为一种“力量”的历史场景;它也是赫尔岑本人思想一个集大成式的表达.《往事与沉思》的思想史意义还有待我们去作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