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文科各系编著的一批新著出版

今年以来,我校中文系、历史系和政治系等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齐鲁书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天津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等又出版了一批新著。其中有:田仲济编辑的《王统照文集》(三、四);朱德发著的《五四文学初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刘念兹、徐克勤等编著的《欧美文学简编》;刘念兹、徐克勤、王建琦参加编     

“五四”文学场域的重建和话语形态的拓展——评王桂妹《文学与启蒙:<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

王桂妹的新著《文学与启蒙》以卓异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就文学和启蒙的关系走进"五四"文学和文化这一丰富的历史存在,其坚实的理论素养保证了对繁复的历史事件做出有效的文学、文化阐释。论著从"一些具体而微却极具诠释效能的话题"中打破了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中"思想与审美在一系列的启蒙二项对立式中所演绎出错综故事",努力回到历史场域,以清醒的历史意识描绘出一幅以《新青年》为支点的"五四"时代的文学图志,"在‘思想—文学—精神’的彼此投射中透视文学与启蒙的明与暗、光与影"的理路中出色地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一次精神之旅。     

试论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性

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五四新文学 ,并对五四时期一些重要作家的创作进行分析 ,进而认为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在于消解以儒家文化为表征的父权文化 ,而力图建构女性神话。正是对女性个性生命欲望的关注 ,才极大地赋予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由于五四新文学的这种现代品格 ,使五四文学话语迥异于以往旧的文化话语 ,五四文学话语不仅以白话文出现 ,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欲望话语     

以他者话语质疑、批评“五四”文学非写实潮流——成仿吾对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借用

创造社作家成仿吾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基本理论为内在话语，质疑、批评了“五四”文学一度出现的非写实潮流。他不仅以《文学论》关于情绪为文学中心的话语质疑“五四”初期诗坛尤其是小诗热．而且借《文学论》关于智的要素难以引起人之情绪的话语质疑、批评“五四”初期文学注重思想的哲学化倾向．还用《文学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不同干科学真实性的话语质疑、否定“五四”文坛在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开始出现的庸俗化写实倾向。     

对新文学传统的回应与超越——论林徽因的小说

林徽因的小说几乎篇篇都有可圈点之处。《文珍》中出走的丫鬟、《绣绣》中新时代的旧式弃妇、《钟绿》中希腊乡村少女,这些形象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女性形象类型似是而非;《吉公》对清末西学东渐背景下知识分子命运的表现以及科学、科技之辨,则是五四新文学较少触及的命题;而她的第一篇小说《窘》不仅体现了娴熟的心理描写技巧,还表现出对个人生活、情感的不加掩饰的坦诚,这又是五四新文学最基本的底色。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林徽因小说的独树一帜,以及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回应和超越。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秦新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什么是新文学》等一系列文章，高扬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旗帜，猛烈抨击封建兽道、神道的旧文学，力图从内容上为...     

五四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评《中国五四文学史》

现代文学研究是一个相当拥挤的学科,同行们见面时,常常感叹和抱怨“出书难”、“发表文章难”,然而对于辛勤的耕耘者却是个例外。朱德发同志在短短的几年里,继《五四文学初探》和(《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与人合作)之后,又推出了大部头的“中国五四文学史》,让人刮目相待。这使人联想到学术研究与运动场上的竞技有相似的一面。一位优秀的运动员总是严格地要求自己,勤奋地锻炼,不断地破纪录。而朱德发的《中国五四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一部破纪录的论著。应当承认,要完成这样一部学术专著,是有相当难度的。首先是要体现“史”的特点,这就要沉到史料的海洋里漫游和搜集。其次是要实书求是地评价有关历史人物的浮沉和作家     

创造社异军突起的文化市场意识考析

创造社何以能够迅速异军突起于“五四”文学革新的时代呢？在诸多研究成果中以《创造》和《创造周报》为代表的前期创造社期刊是以往研究创造社的空自点,而这两份期刊编辑者的文化市场意识更是为人们所忽略。主要从对现代期刊文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五四”文坛权威的挑战、对传统文学观念的突破和文化市场卖点的制造等方面对此问题展开论述。     

《讲话》推动了解放区文学的发展

50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我党领导革命文艺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讲话》的指引下,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延安及各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得到了蓬勃健康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讲话》所论述的根本问题,是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渴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五四”时期提出过“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左     

正名之痛:传统叙事与现代审美——白采小说《病狂者》的叙述策略

新文学不能走进民间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以前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新文学作家,这种现象也一直吸引着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眼球,其中重要的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导致新文学审美与传统审美习惯的断裂,这种逻辑引发20世纪90年代在文学史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意义的质疑.其实五四新文学难以走进民间的尴尬,原因不仅仅如此,还在于现代审美与中国传统文学表达手段之间的矛盾.本文将通过对五四新文学作家白采小说《病狂者》叙述策略的分析,具体分析作家为新文化正名的主观意图在传统叙事方式中消解的过程.     

另类现代性的构建——从翻译看《学衡》派

《学衡》派诸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歧,并不在于整体性地肯定或者否定西方文化,而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倾向于学习西方当代文化,而《学衡》派主张学习西方乃至世界的古典文化。《学衡》对于西学的翻译,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一,对于白璧德本人著述的翻译介绍,希望借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澄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观念;二,对于古希腊哲学、文学的翻译介绍,这正是白璧德及其中国弟子们所崇尚的西方文化精华;三,对于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这西方文学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所选择的西方文学精华,与五四新文化者的视野是并不相同的。     

《蒙古秘史》的传奇成分

在《蒙古秘史》的研究中,完全撇开其中许多有关文体类型方面的疑点是不妥的,这些疑点大多与它的哲学思想、翻译方法及其成书经历有关,但有一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即此书在内容上集历史事件与英雄传奇于一身。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分清哪些成分是历史事实,哪些成分才是传奇。在本文中,笔者即试图通过研究《秘史》的两个主要人物——成吉     

《金锁记》改写的背后

《金锁记》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一篇充满斗争激越、呼应“五四”主题的文章。改写后的《怨女》则成为超越时代局限 ,走向人性深处 ,带有普泛性和恒定性主题的文章。在张爱玲的文学趣味向传统复归的背后 ,是作者对“五四”文学的反思 ,以及对中国文艺的表现方式、表现题材的寻求。     

论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思想对新文学影响深远,晚清至民初真正打破群与国的局限、将个人的独异价值凸现出来的是鲁迅,将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结合则来自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同年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出现。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存在于"五四"一代作家中,自我意识的出现使新文学呈现出自我表现的特点。同时"五四"初期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并非矛盾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文学作品中的自我与民族国家形成二位一体的关系。五四新文学发生期个人主义所强调的个人的发现、个人意志和自我实现所带给作家的情感经历是从乐观、浪漫到苦闷、彷徨。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娜拉"形象出自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1918年,《玩偶之家》登上了中国舞台,一时间,"娜拉"成为了中国"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楷模,对中国"五四"文学中叛逆女性形象有着原形意义。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叛逆女性形象的代表类型的分析与比较,再次探究与思考了这一经典文学现象。     

接受角度视野下的文学大众化

＂大众化＂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五四＂先驱开启了文学大众化的先河,＂左联＂致力于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毛泽东《讲话》对之的阐述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学大众化过程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重点从文学接受角度考察大众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趋势,提出今天如何更好地促进文学大众化的走向。     

当代文学研究四题

文学的“当代性”即是文学现代化意识的体现。现代化的文学是独立的、开放的、有探求精神的。“朦胧诗”(以 1 978年《今天》创刊为标志 )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诞生。中国当代文学完整地展演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从人文精神到文本意识 )及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走向 ,具备了获取当代性文学品格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也有疑点。疑点是 :文学的载道性倾向和商业化倾向的双重异化 ,深度减弱和道德守望倾向。消除疑点需要开放的宏观眼光和对世界本质的、微观的挖掘     

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辨——陈涌和刘再复的不同论述读后浅议

关于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问题,陈涌同志和刘再复同志的某些观点迥然不同。刘再复同志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年第2期)中是肯定文学存在内部和外部规律的;陈涌同志在《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红旗》1985年第8期)中也认为文学存在内部规律,但对文学的外部规律没有进行论述。他们的根本分岐在于怎样看待“文学与经济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融化传统文化、文学的思路

本文通过阐释郭沫若“五四”时期文化、文学观念、文化思想史研究、文学创作实践的一些特点,说明他在当时对于融化传统文化、文学有价值成份问题已有自觉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与复古派、东方文化派固守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旧质的保守主义态度绝然不同,而对早期《新青年》派不无偏激的建设新文化观则是一种补充。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