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塞洛斯《编年史》的特点及其在中世纪欧洲史学的地位

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的《编年史》是拜占廷帝国时期的一部史学名著,该书内容十分丰富且主题突出,紧密围绕11世纪帝国的政治生活主线和活跃人群展开记述。虽然名为"编年史",但是丰富的内容令这部作品突破了中世纪编年史的写作体例,兼具叙事诗和人物传记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形成又是与普塞洛斯本人的经历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拜占廷历史写作传统密切相关的。因此,这部《编年史》是对中世纪欧洲历史写作传统某种程度的突破,它在写作模式和著史观念等方面对后世文艺复兴史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编年史》与塔西佗的史学思想

《编年史》是塔西佗最后也是最出名的一部历史著作,是他史学思想和文笔最成熟时期的作品。《编年史》集中反映了塔西佗反对暴政和歌颂共和两方面的史学思想。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塔西佗对所看到的现象,不能从社会发展和物质生产条件方面加以分析,因此难免有些缺陷。但这并未影响《编年史》突出的史学价值。     

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某种程度上说催生了这一时期的专业史学期刊(Journa1).这些专业性史学期刊连带一些刊载史学文章的综合性杂志(Magazine),又表现了专业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尤其是中日关系在30年代初的恶化,更使史学期刊的这种传播活动经历了一个新的转变.     

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

本文采用贯通手法,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著名史家为重点,从历史进化、人事天神、直书曲笔、忠孝节义、以史为鉴五个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作者认为,就史家个人成就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任何一个人都未能全面地超过司马迁,但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却比秦汉有很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编纂学

魏晋以降,编年史相继有所著作,或名为纪,如干宝《晋纪》;或名为春秋、阳秋,如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孙盛的《晋阳秋》;或名为略,如裴子野《宋略》;或名为典,如刘璠《梁典》;或名为志,如工劭《齐志》.此体虽与纪传并行,但纪传体始终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中的主流.《隋志》分部,列纪传于正史类,固属唐人见解,实际上确能正确反映魏晋以来的史学思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史学界拨乱反正,经过对建国以来史学的认真反思,在理论上正本清源以后,展开了对历史学自身理论和方法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呈现出多元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史学学科的多样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又一大趋势;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大量介绍、研究和尝试运用,与国际史学界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史学开始走向世界,迈向国际化,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第三大趋势.     

从“奋笔直书”到“以文为戏”论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

我国古代的传记长期以来依附于史学而存在,所以古人往往把传等同于史,写作传记只求真实.唐代,一批兼具史才和文才的古文家,以其敏锐的眼光,指出传记写作不仅要求真,更要讲求文采,这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传记挣脱史学的樊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文正是从传记的真实写作观到"以文为戏"的创新写作观,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念.     

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代史演义初探

以近代历史为素材的演义成为清末民初历史演义编纂的重要内容,打破了自宋元以来历史演义只演述古代历史的沉闷局面。作品倡导救亡图存的写作旨趣,揭橥革命大纛,为史学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之象,构成了这一时期演义体史学的一个鲜明特点。     

宋元文学编年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文学编年史是文学史的一种形态.在七十余年的文学编年之路上,宋元文学编年史取得了一定成果,出现了<元代文学编年史>和十八卷本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宋辽金卷、元代卷).回顾文学编年史的写作之路,必将对今后的文学史研究提供借鉴.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旁支——地记与谱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蓬勃发展,以纪传史的著作为主流.纪传体包括纪、传、志、表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的体裁都在纪传史以外得到独立的发展,但它们对纪传史来说,都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编年史,从形式上看,编年史有与纪传史并驾齐驱之势;究其实际,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却是非常明显的.编年体的产生,早于纪传体.自从司马迁创造纪传体以后,遂使这一体裁在汉代独霸史坛.汉末“(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因此,自编年体重登历史舞台之始,即表明其与纪传体之间的主从关系:班固经传体的《汉书》为主体,而荀悦编年体的《汉纪》为从属.单     

论20世纪女作家的历史女性叙事

五四以来女作家走进了历史女性叙事的行列,打破了男性独霸历史叙事的局面,女性对自身历史的叙述,不仅使女性群体获得了表达自己的机会和权力,而且也构成了对男权话语的挑战、修正、颠覆、补充。在这百年中,女作家对历史女性的叙述与阐释也受社会风潮、时代话语的规约,但是,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自我主体的探索始终是女作家历史叙事的中心。     

20世纪国外莎士比亚历史剧评论综述

20世纪国外莎士比亚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学者们改变了以往分散、零散的单篇分析的方式,把10部英国史剧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连续性、主题及艺术手法等方面全面考察;同时,20世纪各种新的批评方法也涉足莎学,这些新方法的应用,使历史剧的批评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实绩和特点

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时期开始兴起。在新史料与新方法的支持下,古史考证率先取得了重要成果。新历史考证学在民族史、宗教史、历史地理学、科学史等研究领域均有明显进展。新历史考证学表现出了诸多新特点,其实绩为20世纪新史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当被视为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从大文化观来回望2000年中国文化,20世纪不仅是2000年王朝政统的历史周期循环与儒术独尊为道一统天下以及旧学统的历史终结点,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确立和发展的时代,更是中国文化变迁史上终旧开新、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时代。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已经是进入世界文化发展坐标、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一种新型文化。其内容、结构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表现出显明的差异性的阶段性形态结构特征,而与时俱进与创新则成为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品格。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不断创新的精神必将成为本世纪及其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基石。     

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疯癫叙事”历经从萌生、演变、沉寂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缘于作为叙事视角兼叙事声音的“疯癫者”驳杂多面的文化形象及不同于常人的言语、思维与情感体验特征,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世纪之交,中国20世纪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皆隐秘漫溢出特殊的历史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疯癫叙事踯躅于对历史的建构、置疑与重构之间,某种意义上,疯癫叙事是窥探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与参照。90年代以前,疯癫叙事致力于挑战同时期文学实践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与宏大;世纪之交,疯癫叙事在浓郁的历史虚无主义氛围中,展现出对虚无主义历史意识的审视与过往历史话语价值的重新确立。     

历史民族志及其汉语书写实践

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知识的载体也是人类学的方法论，历史人类学学科的确立也需要首先确定历史民族志的写作原则。历史民族志的交叉性要求它要同时借鉴两个母学科的优长，但其书写需要采取不同于纯粹的历史学的和人类学的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在表达技巧方面，古老史学的生动描述传统则可以提供借鉴。     

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再审视

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充分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的基础上所促成的一种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其特点是把重心放在对历史语言的研究上,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来展示历史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认为历史是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辩证地看待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于我们建构一种新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18世纪世界文学视野中的曹雪芹和《红楼梦》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间一向有种不对等的交流，一般中国学者熟知西方文学经典，但西方人并不掩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无知。这种现象发生在今天，个中原因有其值得探讨的复杂性。中国的文学经典《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给自己和知友们看的一部感伤忆旧录，他从来没有、也不屑于承认自己是作家，无意将其发表，更不愿意用它牟利或谋生。这与同时期的欧洲作家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都是很自觉、自知的作家，有鲜明的读者意识和市场考量。我们将曹雪芹与他同时代的西方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就凸显出曹雪芹在当时世界作家中的独特地位及创作意义。     

20世纪:历史环境与社会主义

在20世纪东西交汇、整体而不平衡的世界历史发展中,突显出了马克思论述的"历史环境"的重大作用。历史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新的决定性要素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三位一体,成为考察20世纪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原则。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考虑到历史环境这个变数后,不同的历史环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构成方式就不同,或者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的形式也就不同。20世纪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东方社会得到了实现,尤其是俄国、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以及这种选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均可由此得到说明。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