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国内“藏彝走廊”研究考述

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成果颇丰。文章立足于对前人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自“藏彝走廊”概念从孕育、提出到以后“藏彝走廊”研究的成熟发展将经历三段时期,并阐述在今后研究中要重点加强对该区域的考古与民族调查工作、学科整合、理论性与应用性研究、跨区域比较性研究以及在走廊研究中构建以“羌族为中心民族”向外辐射的研究范式。     

费孝通论藏彝走廊

本文通过综述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藏彝走廊及其相关问题的论述,说明藏彝走廊与民族走廊学说的具体内涵和研究范围,表明了进行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研究的重大意义及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问题的相关性。简要概述了目前国内对该学说研究的进展情况,高度评价了费孝通先生对藏彝走廊和民族走廊学说研究的巨大贡献。     

错巴卓——多续藏族“三重空间”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空间转向”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变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对于藏彝走廊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引入了“空间”这一新的视角.“藏彝走廊任何局部或微观整体都有一个时空的大坐标为背景,即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开阔的眼界.”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安宁河上游的冕宁县境内生活着一个小族群—一多续藏族,“错巴卓”是多续藏族的重要节日,它不仅展示了多续藏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还是其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历史空间的重要体现.     

川西民族走廊濒危语言概况

川西高原六江流域地区有民族走廊之称,分布着藏、彝、羌等几十个少数民族和族群,这一地区也是汉藏、藏彝交接边界;也是历史上羌、氐、戎等民族活动频繁的地域。近十多年来,多种原因促使该地区的语言生态平衡被打破,该地区零星分布的被称为“地脚话”的民族语言,相当一部分正在衰变,走向濒危或即将消亡。抢录和保存这一地区的民族濒危语言和其他物质文化遗产,已是当务之急。     

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分布格局与文化变迁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所谓“藏彝走廊”为氐羌系统民族由西北向西南迁徙,并在迁徙途中同源异流分化出众多民族之通道。而在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特殊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则是由洱海东部、北部诸部族向北、向南和向西迁徙,并呈现出乌蛮“正种”与乌蛮“别种”之间的文化普同性与差异性并存、“汉裳蛮”的“夷化”以及乌蛮与白蛮的“汉化”并存等动态性的文化变迁特点。     

清代藏彝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叙述——基于咸丰七年《冕宁县志》的考察

藏彝走廊是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代表性区域。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位于藏彝走廊腹心地带,汉、藏、彝、纳西等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具有悠久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咸丰七年《冕宁县志》是时任冕宁知县李英粲在前任知县李昭所撰《冕宁县志》初稿基础上续修而成。该志记载了大量少数民族内容,并创造性地辟有“夷歌志”。其叙述虽仍流露出夷夏之分和文野之别,但编纂者对前人记载少数民族时的不实之处也做了勘误。对方志中有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叙述的考察,为今人利用方志提供了新视角。     

元明清“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发展研究

对"藏彝走廊"的研究,历来多关注于川、藏、滇交界地带,而对其西端即元时"丽江路"、明代"丽江军民府"的西境,即今天云南省西北部、西藏南部及缅甸北部交界地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由于此境地处滇、藏和缅交界地,属于汉文化、藏文化、缅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同时又是傈僳、怒、独龙、普米、白等文化圈的重合交叠区,历史上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而且其民族关系随时代发展而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发展特点及规律.本文在廓清元明清时期"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发展变迁的基础上,探究其特点、规律与趋势,为今天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提供借鉴和思考.     

从亚洲内陆边疆到中间圈——中国边疆研究视角的变化

拉铁摩尔在对中国边疆的研究中过于强调北方边疆,而忽略南部边疆,强调地理和经济因素对中国核心区域的范围的界定,而未能认识到南部边缘地带与核心区域互动的复杂性,以及这些互动在形塑华夏过程中的作用.王铭铭在“藏彝走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间圈的概念,这一概念涵盖了拉铁摩尔提出的内陆边疆地区,也包括了西南的藏彝走廊和东南的部分少数族群.在考虑中国的南部边疆问题时,从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圈三个圈层的互动角度来解读这种时代变化,对中国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边缘的形成——藏彝走廊中老寨子村的个案研究

学界在汉族与非汉族交往研究中曾有“涵化即汉化”的倾向,而此观点大有可补正之余地。民国以后,异地汉族迁入位于彝族聚居区的老寨子村。在彝族文化的影响下,其文化产生了“彝化”现象,形成了异于汉文化核心的边缘区。本文以藏彝走廊中金沙江、西溪河并流处的金阳县老寨子村为调查点,回溯了当地汉族的源流,探索了其文化被彝化而形成边缘的过程,据此分析了汉族被彝化的程度、原因等,强调了边缘之为边缘,而非异文化的观点。     

22 营盘遗址遇藏獒

背景资料 中国西南的横断山区不仅以其高山峡谷相间这一独有的地势特征而闻名于世，同时还是连接黄河及长江的重要文化走廊和民族走廊。民族学上称其为藏彝走廊或氐羌走廊。藏彝走廊是黄河上游地区与长江上游地区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大通道。在该走廊的六条南北流向的大河水系中，尤以岷江上游最为重要，而隶属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原茂汶羌族自治县）更是该流域的中心，尤其是县城凤仪镇所在谷地是岷江上游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处河谷冲击扇平原，因其土肥地美，水源充足，气候宜人，     

"藏彝走廊"民族音乐遗产及其保护研究

"藏彝走廊"民族音乐遗产包含了丰富的内容,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正处于濒危的境地,其保护具有紧迫性.除应申请进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名录对民族音乐遗产保护外,也应加强"藏彝走廊"民族音乐文化发展模式的研究.     

藏羌彝走廊民间信仰与道教文化的互融与整合

"藏羌彝走廊"内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样,并呈现和谐共存和睦共荣特征,是我国典型的多元文化汇集之地。道教作为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华文化、历史和民间习俗、民众心理等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以民俗学视角,主要运用"对点式"观察分析法,梳理走廊中具有典型代表的藏羌彝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的道教文化要素,探究道教文化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内在关联,拓展藏羌彝走廊的整体文化共同特征,并就如何发挥好民间信仰文化作用,更好推进区域文化产业资源整合、维护宗教生态平衡、增强区域和国家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发展事业提出一些思考。     

民族与文化:武陵民族走廊回族历史与文化探析

"武陵民族走廊"这一学术概念是费孝通1980年代左右继"藏彝民族走廊""南岭民族走廊""西北民族走廊"之后所提出并逐渐在学术界兴起的"走廊"研究概念.武陵民族走廊这一区域大抵位于东经108-110°,北纬28-30°,同时这一区域在地势上也是我国第二区域向第三区域的过渡地带.在这一区域上广泛分布着大量的散杂居民族,如侗族、苗族、土家族、白族、蒙古族、回族等大大小小30多个民族.但在武陵民族走廊各民族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集中在主体民族上,对其他的民族关注不高.因此本文拟对武陵民族走廊中的回族这一散杂居民族历史与文化进行阐述,希冀能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做出微薄贡献.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分析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相关区域与"一带一路"战略覆盖范围有着密切联系,在地理空间上存在交叉覆盖。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发展要进一步打开视野、拓宽思路、勇于探索,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对区域内优势资源、统筹机制、企业主体、市场产品、文化消费、发展平台、特色品牌、专业人才、合作利益的共建共享共赢,更好实现政策组合效应的最大化,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

从历史地理学和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河西走廊的历史 ,可以发现 ,这里的许多地名发源于匈奴语 ,如祁连山、焉支山、休屠湖、腾格里、山丹、姑藏等 ;有些则与汉族对河西走廊的开拓相关 ,如酒泉、张掖、武威、敦煌 ,渔泽障、昆仑障、玉门石障、偃泉障、遮虏障、西渠、东渠、黄渠等。这些沿用的古地名不但是各民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 ,同时也说明 ,强大发达的民族 ,其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和风俗 ,具有辐射性、包容性和稳定性     

四川彝藏羌地区近代教育的起步——边疆服务中的教育事业研究

边疆服务运动是基督教为实践其提倡已久的“社会福音”而展开的改造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实践,推进这一运动的机构是边疆服务部（简称“边部”）。增进边民智识水准的教育服务是边疆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边部在川西和西康的彝羌藏地区创办了多个小学,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对当地儿童及一般民众施以教育服务。根据当地特殊的历史文化及民族习俗,边部采用了一套有效的教育内容与方式,形成了与教会在其它地区所办教育不同的特点。边部在彝羌藏地区开办教育虽遇到教员的缺乏、经费短拙等困难,但在提高边民知识文化、移风易俗等方面,成绩卓著,对推进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多元文化视阈下的公共空间——金沙江流域藏族村落历史变迁考察

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塔城乡洛西村独特文化是在长期的纳藏文化交流和茶马古道中频繁的民族迁徙所带来的强行的文化变迁,也是藏彝走廊中各族群之间文化融合的直接产物,洛西村的过去和未来都始终演绎着潜在的特殊文化变迁。     

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唐代以来傈僳族的迁徙及其文化变迁研究

历史上,长期的迁徙生活使傈僳族的生存环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甘青高原沿"藏彝走廊"到川、藏、滇交界地带,又从金沙江河谷迁移到澜沧江,进而到怒江流域,直至东南亚一带。人是文化的载体,人的流动即是文化的流动。由于频繁的战争和游耕经济生活所导致的迁徙使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其民族文化就一直在流动中断层、积累、沉淀和延续,又在流动中包容、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由此使自身文化发生嬗变。本文主要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探讨傈僳族的迁徙历史对其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即这种高山深谷间的长期迁徙,使傈僳族的传统文化成为不断流动着的文化,由此所引起的文化的封闭而又多元又成为傈僳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纳西族祭天仪式的功能和特点

"祭天"是东巴教最大的仪式和纳西族最隆重的节日.丰富的东巴经典籍和民族志资料证明,祭天是纳西人族群认同和社会群体认同的标志,是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整合而成的一个祭仪,它体现了纳西人重母系祖先的古代文化特点及其与分布在"藏彝走廊"的藏缅语族诸多民族"贵妇人,党母族"古风的相互关系.     

藏族苯教神祇与纳西东巴教神祇关系论析

纳西族东巴教与藏族苯教之间性质关系的界定,究竟是同源关系,抑或接触影响关系,目前众说纷纭,需要基于扎实可信的系统比较研究。本文从两种宗教的神祇入手,对纳西族东巴教与藏族苯教中四类神祇的名称、职能等作了比较研究,试图对象雄文明及苯教与纳西族东巴教间的关系作若干全新分析,进而为探寻并重建象雄文明在喜马拉雅-藏彝走廊区域诸族群中的传播历史轨迹提供可靠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