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神思》创作要义新绎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是一篇专论艺术构思与想象的著名论文。其“神与物游”说,实即形象地阐明了“心物交融”的过程,开启了形象思维理论的先声;而形象思维的结晶便是“意象”,即“人心营造之象”,作者要像“窥意象而运斤”的“独照之匠”那样,迅摄意象,运笔于纸。而意象的酝酿与定型,其必不可少的前提又“贵在虚静”。“虚静”是对创作之前的作者必须保持境静与心静的双重要求。     

李商隐诗歌的“虚静”之美

"虚静"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中重要的精神和范畴之一,文化内涵丰富复杂。"虚静"源于道家哲学,也与佛家义理相契合。李商隐可谓佛道双修,他的诗歌必然会有"虚静"文化精神的涵养。李商隐诗歌中的"虚静"之美很独特,"虚"主要体现在意象意境的虚无缥缈、情感的虚泛朦胧之美、虚中有实的创作手法,"静"主要体现在诗歌中静的审美趋向、诗歌呈现的静美意象、静中有动的创作心理。李商隐不仅在创作心理和文学意境上受到"虚静"的影响,更有着超越了具体物象而与"虚静"本质相契合的精神。     

"有无"与"虚静"合一——从《老子衍》看王夫之对老子"有无"思维的研究

老子以"有无"境界,对人生实有领域的观照与觉悟,就是"虚静","有无"与"虚静"合一就是老子以境界形态的"有无"思维论证人生领域"无中之有"的"虚静"与"无"之境界的合一,这体现了老子境界形态"有无"思维的特征。王夫之以万物实有为思维起点,以实有形态的"有无",即:"有"与"有中之无"论"虚静",统一"有无"与"虚静"于"有"与"无中之有"的实有境界之中,从而从哲学思维的深度论证了"有无"与"虚静"合一于实有,即"有无"与"虚静"统一于"有"与"有中之无"合一的万物实有。     

《文心雕龙》的“神思说”

"神思说"是《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神与物游"说、"虚静"说、"杼轴献功"说等组成。"神与物游"说阐述了心物交融而后生文的道理。所谓"神与物游",就是指内心世界与外在事物相互交流无碍的一种状态,其实质是情与境的结合,而这两者的结合,促发了文思的涌出。"虚静"说讲的是作者构思时所应具备的一种心态。"虚"、"静"两语得自道家。虚则能纳,静则能照。     

水对老庄生态思想的启示

老庄用"水"喻"道",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中创生了"道"之"自然无为"的思想;"水静犹明"则启示人类"心静则虚",在空明虚静状态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管子》四篇承续的《老子》虚静思想

虚静思想是《老子》中需要凝练的概念,它是《老子》思想中较有特色的内容.《老子》之道的本体状态、观物的态度和思维方式、统治术的指导思想,都与虚静思想直接相关.《老子》的虚静思想在《管子》四篇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表现为在政治学方面的运用.首先表现在因应学,它以形名学为起点,总结出一套依"法"自治的无为而治,具有时变的特质.其次表现在统治术,四篇借助身心关系等比喻,继承《老子》无私无欲观点,并对虚静思想进行操作化阐释.再次,表现在为与不为问题的遗留,《老子》的无为而治经过因应和时变的发展,成为《管子》四篇中系统可行的无为而无不为,但同时也加深了"为"与"不为"的矛盾.最后,《管子》四篇剖析了人欲和私心对政治统治的危害,挖掘出《老子》虚静思想的根源,试图建立起一套去私人化的社会管理系统.《管子》四篇丰富了《老子》虚静思想的内涵,并运用到政治学上,促进虚静思想在战国时期新社会背景下的发展.     

哲学虚静论与中古文学虚静理论

"虚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思想,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形成中国古代哲学中独特的"虚静"理论.儒家对"虚静"的阐述只注重一般的哲学层面,而道家则从一般宇宙观的角度阐述"虚静",认为"虚静"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的哲学方法.中古文学的虚静理论就是在这一哲学层面上引入了哲学上的"虚静"理论,把"虚静"看做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论.陆机的"虚静"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相联系,并用形象的描述,阐述了文学"虚静"的特点和实际运用的情形.刘勰则从理论的高度,将"虚静"与艺术构思紧密联系起来,构成了他完整、系统的文学虚静理论.     

《老子》与《易传》:中国诗学中意象论的哲学源起

《老子》与《易传》是中国哲学"象"论的滥觞,也是中国诗学中意象理论的哲学起点。在意象营构的心理机制方面,《老子》崇尚返观内视的理性直观,《易传》强调外部"观取"的感性直观,而凡直观都关联审美想象。在意象营构的符号机制方面,两者都涉及了中国意象理论的基本命题,即"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大象"不为名言所订制,"辞"却是"易象"符号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并形成了辞象互动以尽意的局面。而无论"言不尽意"抑或"言中事隐",两种"象"都具有"以少总多"的特征。在"象"的价值论方面,两者有求"虚静"与尽人事的分歧。而两种"象"所蕴蓄的创造力,决定了中国诗学审美意象的精神内涵与审美风格,即生机与人文的有机融合。     

《文心雕龙》中“神思”范畴的理论渊源与内涵

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以《文赋》为蓝本,集庄子、曹植、陆机和宗炳等人的文艺思想之大成,创造出一个深刻而完整的“神思”范畴。“神思”范畴阐述了艺术创作思维发展的全过程：创作主体以“虚静”的心理状态为起点,受外物感兴达到“神与物游”的思维状态并获得审美意象,最后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文学作品。“虚静”、“神与物游”、“杼轴献功”等与思维相关的概念依次递进并相互统一于“神思”范畴中。     

感兴·通变·忘情:中晚唐书论中的意象创构论

中晚唐书论家在意象创构思想上自有其特点:在意象发生上,主张书法意象是心物猝然相遇的物我冥合,是主体之心受到外物刺激后萌生创作的欲望,这种感兴状态下的书写是无意识与有意识的相互作用;在意象孕育、构思成形上,主张"观物变通"的方法论,凸显书法意象与书家心性的本源性关系,强调主体"虚静""顿悟"是意象创构的主要途径;在书法意象传达上,提出"忘情"的创作模式,讲究即兴作书,强调笔墨纵横和自由书写。于初、盛唐以"法"为重,强调"教化"相比,中晚唐书法意象创作思想表现出直指本心,"师心源"的创作倾向,这是中晚唐禅宗思想渗入书学领域后的结果。     

对拉美历史的艺术思考--从《世界末日之战》人物形象谈起

通过对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长篇小说《世界末日之战》中三个主要人物形象—农民起义首领“劝世者”、封建贵族卡纳布拉沃男爵、欧洲“革命者”加里雷奥·加尔的分析 ,可以看出作者对他们分别代表的救世主式的起义、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斗争、不切实际的外来势力的评价 ,并理解作者对拉美悲剧历史特殊原因的艺术性思考。     

孟子文学观的理论透视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文学思想,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和“知言养气”的创作理念。“知人论世”说,即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强调作品产生的时代、作家的经历。“知言养气”说,即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     

随物宛转 与心徘徊——论文学创作中的“感物”

“感物”一方面注重自然景物，将景物视为作家创作的源泉与诱因；另一方面，又重视主体情感与客体景物的融会，讲究心物交应、物我同一。从“感”的原始义出发，萌生了传统的“天人感应”之说。进人中国古代音乐领域后，以心物感应为基础触发了艺术创作与审美思想；“物”有几种不同含义，体现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三个阶段。钟嵘、王夫之、叶燮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感物”揭示出的是中国古代以心物感应为基础的主客关系认识，显示出心物之间“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交融关系。     

人文觉醒的寓言化表达－作为启示录的《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现代启蒙小说.它既是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与人类主义思潮的回应,也是对鲁迅自身早期思想的一种创造性承续与发展.<狂人日记>更是一篇寓言性很强的小说,它对现代中国启蒙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作了清醒预言,并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健全人格塑造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思考,因而它又是一篇引人深思的启示录.     

"立象以尽意"何以成为可能

"立象以尽意"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是文学对自身媒介的超越性对表达途经提出了要求;二是意象产生的过程体现了作家感知世界的特殊方式,这种感知的表达需要寻找与之相适应的途径;三是"象"和"言"一样具有局限性,但作为"工具性"媒介,它却为"象"外之意的表达提供了无限可能;四是作家"才情"的具备为实现这种特殊的表达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前提.     

身心一体:郭店竹简的“一贯之道”

正如其文本中的""("仁")字一字点破的那样,郭店竹简是以身心一体为其思想主旨,并借以构建其整个学说和体系的。竹简不仅为我们推出了其天人观上的内生外成的"天人合一"思想,推出了其伦理观上的"诚于中,形于外"的"至诚之道",还使其亦心亦身、亦心理亦生理的"情"之本体得以豁然揭晓。因此,在整个竹简中,身心一体毋宁说已成为其真正的"一以贯之"之道。而该道身心的如如朗现,既体现了对中国古老的无间身心的大一、大化之原道的历史回归,又以其与后儒唯心主义的"心性论"道统思想的分道扬镳,以其之于中国式"宏大叙事"的根本的、彻底的颠覆,为我们开启了中国思想史的一种全新的诠释和深度的检讨。     

后哲学话语中的哲学合法性质疑——以德勒兹为例

西方哲学自诞生以来,无论是在古代、近现代时期,还是在后现代时期,一直在为自己进行“合法性”论证。后现代哲学对此前哲学的突破,就在于它质疑了后者的以“同一说”、“树喻说”和“独断思想形象”为要素的“三位一体”的“合法性”基础,并在“哲学就是概念的创造”的旗号下,以“差异说”、“块茎说”和“游牧思想”为基础的“三位一体”重塑了后现代哲学的合法性基础。     

皈依与反叛、神性与人性的双重悖论——基督教叙事视野中的《简&#183;爱》

《简·爱》的爱情主题和女权思想均与小说的基督教叙事密切相连。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分别考量作家童年生活的宗教氛围、小说文本的基督教叙事传统和对这种传统的创造性叛逆,来论证小说皈依与反叛、神性与人性相结合的复杂宗教叙事体系,进而反映作家在基督教思想方面的矛盾性,并深刻理解小说文本的“宗教人文主义”情怀。     

《红旗谱》研究热点分析与展望

当前<红旗谱>的研究由单一的文本阐释走向了多方位、深向度的交叉学科研究.陈思和的"创作理想与文本叙事的错位"观点弓l发了有关<红旗谱>中知识分子形象研究的热潮.社会历史观、经济史观的渗入,<红旗谱>八种译本的介绍都将推动其在世界文学大背景中的研究.2005年有关红色经典的讨论、当前对红色经典价值的重新认定也必将使得<红旗谱>文本的深层次、多方位解读持续不衰.     

“意象”的“出口转内销”与对《文心雕龙》研究的启示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虽以意象作常用术语,但并没有系统的意象理论。美国庞德等诗人,解剖中国古诗中的"意象元件",建立起诗歌意象理论。胡适将它引进本土,于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出现了"意象"之"出口转内销"的奇特现象。本文缘于此见,故从诗论研究方面,考察这奇特现象的具体情况,并阐明从中获得的对《文心雕龙》研究的三点启示：一是要抛弃习惯于将形象视为各种艺术之细胞的观念,而以意象理论作为中西诗学交流的共同话题。二是《文心雕龙》中存在一个意象理论的潜体系,有待于我们以新眼光去发掘整理与科学阐述。三是以当代诗论界中的意象热作契机,来解决"龙学"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