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族群迁徙与现代的文化认同

族群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应当从动力学的特征中探讨族群的环境与适应、开放性与闭合性关系,有必要在一种族群互动的场景下去理解族群的迁徙以及自我文化认同形成的机制。在具体考察之时,分析食物的供给、人口压力,甚而重新思考"多元一体"理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族群迁徙和现代的文化认同。     

试论蜑名变迁与蜑民族属

"蜑"是中国古代汉族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它最初称"诞",不同历史时期,有"蜒"、"蛋"、"疍"等同音同义异体字。历史上名为"蜑"的族群有两支——长江流域蜑民和南方沿海地区蜑民,前者是今天土家、瑶、苗等族先民,后者则是古越族后裔,两者没有血缘关系。"蜑"除专指上述两个区域的族群外,还用来泛指其他非汉人族群,与"蛮"的泛称同义。"蛮蜑"称呼甚为复杂,须依据他们所处区域及其族群特征,并通过语境来判断其所指代的族属。     

“欠”与“还”:桂北侗族村寨交往与民俗规则

"月也"是侗族地区一种重要的民俗活动,其主要内容可简单分为宴请与娱乐两部分,涉及"吃"与"被吃","表演"与"观看",通过这样的关系转换,侗族人群交往背后相互宴请与娱乐的交换机制得以展现出来。双方之间的交往活动以猪头礼物的"欠"与"还"标记出来,形成一套互惠性计算的逻辑,这个过程中的礼物交换及其展演的文化象征代表着村寨之间交往关系的确立和维系。"欠"与"还"的运作,植根于各民族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套共享的规则体系。虽然"月也"本身限定在侗族的村寨之间,但是其背后的民俗规则超越了民族界限,适用于地区内的多个族群,从而整合出某种超越族群的民俗文化。     

作为宪法命题的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国内外局势的全方面变迁,这种变迁也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的族群治理。西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所谓"民族牌",部分公民本民族意识无限拔高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淡化等问题,均对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和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鉴于此,本文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民族国家建构的宪法表达问题、少数人权利保护与公民平等问题、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治理问题等当代中国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中所涉及的宪法问题进行了分析。     

巴西:族群天堂的陷阱

巴西的族群,是印第安人原住民、葡萄牙人、非洲黑人三者混融的结果,加之其后源源不断的欧洲移民及亚洲移民的到来,使巴西成为一个多种族、多族群、多文化交融互生的移民国家。论文从历史和现实两大维度来分析巴西族群关系,力图与被冠以"族群天堂"、"族群熔炉"等的巴西族群关系形态形成对话,不管是历史的巴西还是现实的巴西,种族问题都成为社会根深蒂固的存在方式。种族的等级结构从殖民时代的奴隶制传统开始,加之后来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渊源的白化政策加以固化,并一直延续至今。以巴西的族群关系为参照,回到中国的民族关系,以此来回应"第二代民族政策"、族群关系认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认知问题。     

藏学研究的文化自觉——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六十五

自唐宋至近现代以来,世代定居在安宁河流域的多续人与周边诸族群发生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层次互动。这种历史记忆与族群互动,自然在多续藏族群体的内心深处形成巨大反差,族群意识因而不断得到强化。袁晓文研究员以他自己的生活背景、求学生涯、工作阅历为个案,叙述并分析了一位藏学家对自己所属族群的族群观。"一叶知秋",在全球化、经济化、一体化趋势加剧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自觉"理念,学者对于诸多在语言、历史、文化上处于弱势的族群应更多一份人文关怀。     

中亚、突厥族群对文化学研究的意义

中亚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突厥语族民族在这一区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回顾相关文化理论及对这一区域和族群文化的实证研究表明,人类文化的变迁是通过逐渐的"过渡段落"实现的,而中亚及突厥族群的文化进程为实现欧亚大陆的文明衔接与动态分布做出了重要贡献.     

"都市与族群"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5月17～18日,上海大学文学院族群研究中心主办了"都市与族群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以"都市与族群"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心主任巫达教授主持,来自上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广东省民族研究院等院校的族群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收到论文30篇.研讨会围绕都市族群概念、城市与族群、民族、社会组织和都市民族等专题进行了讨论,既宏观论述,也有微观探讨;既有侧重于理论的分析,也有结合具体实践与田野的阐述.     

夏尔巴族源与迁徙历史再探

夏尔巴人在我国境内尚属于未识别民族。在以往的研究中,夏尔巴人的族群单一化,其迁徙路线也具有模糊性。吐蕃政权征服木雅,击退党项拓跋部,以"木雅"(弥药)命名党项故地,后又以"木雅"指代西夏王朝和康藏地区。结合相关藏族史料可知,在与綠厮政权、蒙古军队发生战争期间,处于不利地位的西夏党项部族渐次南下康藏地区,与吐蕃政权时期便居住于此的藏族董氏相融合,形成一个新族群"董弥药"。13世纪,该族群进行南迁,于16世纪中叶进入尼泊尔,随后又以索卢昆布为中心向东、西迁徙,形成夏尔巴人如今分散居住在我国境内及尼泊尔、印度等地的格局。     

族群的共生属性及共生逻辑

族群本质上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解读和延伸,存在一种具有普遍规律的共生逻辑结构.任何一种族群的存在形式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及共生环境三个基本要素,共生单元的个体价值是族群形成的基本条件,而共同价值则在族群行为模式中处于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良好的共生模式具有优化共生界面、扩大族群共生度、加强族内共生效应等功能.族群的逻辑结构揭示,族群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一种自组织现象,是族群共生体在共同价值的驱动下,自我完善,自行趋优,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的过程.     

"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

对族群以及与它相关的一些概念在西方的变化作了一个简要追溯.通过追溯和考察,得出的认识是(1)族群这个概念的兴起是与民族的普遍疆域制度化,种族、部落等"东方学"概念的衰退相连带的.(2)族群与民族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诉求和政治承认上.(3)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拥有区域自治权利,因而不应该轻易把他们改称为族群.     

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

无论在国家、区域之内,还是在国际事务中,族群认同、族群关系、族群冲突以及移民等越来越成为重要因素.因此,对于族群、族性概念以及族群认同理论的探讨,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议题之一.     

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凡

从历史上看,错综复杂的族群交流和贸易往来使得环南中国海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形成了多种网络关系,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整体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特性。自现代生产体系在此区域快速扩展以来,这种网络和流动的关系又进一步加深,并日益复杂化。环南中国海的区域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抽取和剥离这种文化和社会网络的过程,也就是说,从人出发的区域问题类型化研究是此区域研究开展的基本落脚点。从华南走向环南中国海区域,就在于考察族群互动和文化交流背后建立起来的山地文明、河流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

"族群"与"民族"概念上存在着交叉关联.族群关系、民族关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但社会关系不一定都构成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有时也不一定能够准确地表述特殊的社会关系,族群关系却可以化解民族关系表述的"潜在危机".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具有多向性、非对称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从贺州族群结构看中国民族关系模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族群结构复杂,分布有汉族、瑶族和壮族等15个民族,而居住在贺州的汉族和瑶族都分别包含有至少两个支系.贺州各个族群在国家认同和汉文化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特色.经过不断地磨合,在1949年之后真正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族群关系乃至民族关系模式.贺州市族群结构的状况及其形成过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模式的类型和特征.     

罗城仫佬族银氏“五冬”清明祭祀活动探析

民族节日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文化符号,而与节日相关的仪式活动则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承担着族群赋予它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在此,以广西罗城仫佬族银氏"五冬"清明节祭祀活动为例,探讨该祭祀活动在仫佬族节日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文化隐喻与当代回族文学的隐喻系统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和思维方式,是回族文学隐性层面的重要构成。以"水"为核心的文学表意实践,隐喻着以信仰的坚贞守卫纯洁无瑕的价值观的族群品质,由此衍生的是净心洁垢、两世并重的清真文化;"族在旅途"的精神求索是族群寻找"黄泥小屋"的精神之旅的文化隐喻;"苦"之味衍生的是基于族群命运而产生的精神震荡。因此,围绕"水""族在旅途""苦"等词语形成的回族文学隐喻系统凸显出鲜明的族群文化,构筑了回族文学的美学世界。     

论中国人的"天下民族主义"

由于每个民族形成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经验不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也不同.与西方历史上的公民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多元民族主义相比,中国人在"夷夏之辨"的基础上形成了特殊的"天下民族主义".它把文化道德看成民族认同的最高标准,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起着稳定各朝各代的主体族群、维系文化边缘族群与主体族群的亲和力作用,它的"天下"情怀与对世界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认同是中华民族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精神资源.     

甘青民族走廊民间信仰多元特征及族际研究模式初探

甘青两省民族走廊地区的民间信仰种类繁多。处于不同族群文化边界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了信仰共建。这种"族际性"民间信仰的研究为我们分析跨族群社会整合、宗教共生等问题提供了资源。民间信仰"族际研究模式"强调在以往分析模式的基础上增加族群间互化互动的分析视角,注重其所处的族群边缘时空局域与文化涵化场域,注重分析民间信仰在族群边界建构与跨越中发挥的作用。     

从家族研究看“白汉一体”与民家

家族思想在我国有根深蒂固的历史,从家族特征的角度来说,民家与汉族具有极高的一致性特征,但在主体身份认同方面却有地域性高于家族性的情况。鉴于儒家思想的传播与族群形成同步发展,民家文化是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体,汉文化的家族特征在民家文化中大量呈现实属正常,但就此推演的"白汉一体"结论与族群的动态发展过程并不相符。对此问题的探讨,本文一方面通过分析早期民家的研究成果,探讨不同政治背景的主位民家观及白族观,包括主位的群体认同观念与作为民族的身份建构与转变。另一方面,基于作为原生纽带的家族体系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张力,探讨作为共同体的家族与族群在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工具理性与纯意识形态的非理性意义取向下的民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