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有益探索——略论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及他方净土思想

民国时期,社会纷乱不息,著名高僧太虚大师通过"人间佛教"理论提出了如何使社会和谐的医治处方.七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发展上有显著的积极意义.本文通过对太虚"人间佛教"、"人间净土"理论的回顾,力图追索出其思想深层理论脉络的特点.认为,太虚的"人间佛教"阐释其佛教人生观与"人间净土"的背后,其理论依据是其世界观——唯识论,故而"真现实"思想成为太虚佛教思想的核心.在梳理太虚"人间净土"思想之余,本文还考察了他的弥勒净土思想,并尝试对这两种净土理论的关系作出一些新的解读.     

从中国佛教的护生传统看贵州梵净山佛教生态文化

在佛教思想中,对生态环境始终持有一种宇宙论取向的关切。在中国佛教思想传统中,佛教伦理首先是一种教化伦理,是源于佛教基本教义的一种信行实践方式,而不是救恩伦理,不是启示伦理。其中,以念佛与放生的信行实践为主导的净慈传统,结合佛教修行活动的组织化实践,特别是其生命伦理、生活伦理、社会伦理诸层面的思想内容,对于当代佛教弘化的生态伦理建设极富启发意义,从而把自然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颇具特色的贵州梵净山,真正打造成独具佛教生态文化特色的西南佛教名山。     

从佛教名山文化论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明清以来,中国有四大佛教名山之说,然而,从近代的时代环境推移与演变中,逐渐形成的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的梵天净土,则是展现出在传统的四大佛教名山概念之外,独树一帜又极具殊胜价值地位的当代佛教名山。笔者以为,当代的佛教名山应具备"绝对与圆融"的佛教精神,并在"绝对特质"与"圆融和谐"中,展现自然环境物质生态及心灵生活修持境界中"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彰显弥勒菩萨慈悲应化世间的特质,建设梵净山为当代佛教具备独特性与超越性的佛教名山,开创出特殊的格局而展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现状调查报告

儒、佛、道博大精深又历经曲折,为全面了解当前中国社会部分群体对儒、佛、道的了解和认识现状,我们按总体状况、儒学、道家道教、佛教四个部分设计了问卷,一共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一千余份。     

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

世俗化指宗教在面临外部环境冲击的情形下,而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弱化。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     

南京艺术家眼中的“佛”

佛教与艺术，从来是水乳交融。一方面，佛教需要以艺术为依托展现其博大精深，并通过艺术之手拨动人之心弦；另一方面，艺术也需要从佛教中吸取营养，用悲天悯人的情杯拓展艺术的空间，延长艺术的生命力。南京的佛教艺术源远流长，而且很多艺术作品绝冠一时，不仅是南京一地的瑰宝，更成为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     

青岛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研究

青岛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意义重大。枢纽城市应该具备集散、转口、服务、信息、宜居等多种功能。青岛具有港口、外贸、政策、产业、区位等优势,应该采取建设人才聚集地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聚地、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和经济合作示范城市、建立自由贸易港区等对策以实现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目标。     

柳宗元的“统合儒佛”思想及其复性路向

中唐时期,面对佛教压力,为了复兴儒学,柳宗元提出了援佛入儒,统合儒释的思路。柳宗元认为儒佛相合于“性”,因此要想复兴儒学就必须吸取佛教心性论思想精髓,从“复性”入手,而复性思路的提出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鲁迅的“佛文化”因缘

鲁迅与"佛文化"的因缘,其一是鲁迅受"佛文化"相对自然、自在的濡染;其二为鲁迅对"佛理"的相对积极主动的钻研与运用。前者可以从家庭氛围、时代气息和具体环境三个角度见出,后者则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四个不同的阶段:兴趣的生成时期(1908-1911)、理解的强化时期(1912-1923)、纯熟运用佛理的经典时期(1924-1926)和广泛、多面地运用佛理的时期(1926-1936)。     

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两重维度

基于对佛教历史发展及新中国佛教实践的理论总结,赵朴初提出“人间佛教”思想,其中既包含历史的、文化的维度,集中体现于《佛教常识答问》;又包含现实的、实践的维度,主要体现于《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作为新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思想,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只有“人间佛教”的教义才能实现中国佛教与新时代伟大事业的圆融.     

西夏人的佛儒融合思想及其伦理道德观

党项民族和西夏人受到唐宋中原"三教合一"思潮的重要影响,形成了以佛儒融合为特点的道德伦理观,并在继承和综合中原佛教和儒家文化的基础上体现出自身的文化个性。这种伦理道德观既是党项民族学习中原汉文化并融合创新的成果,也是党项文化与汉民族文化交融和认同的重要表现。     

论“满洲国”的儒佛教育方略

“满洲国”大肆宣播儒家思想,但只强调“温良恭俭让”、驯良笃诚,妄图使东北人民适应其奴化统治。与此同时,“满洲国”又大倡佛教,欲使东北人民各自向内约束,对国土沦陷无动于衷。当然,日伪政权利用儒佛施教也未能扭转它失败的定局     

论“村改居”社区文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村改居"社区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社区转型中包含着文化转型,文化转型的价值目标是构建社区和谐文化,提高居民的现代化素质。其基本途径有:完善"村改居"社区的物质文化设施,为文化转型提供物质基础;制定"村改居"社区的制度规范,为文化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加强"村改居"社区的思想文化教育,为文化转型提供精神条件;开展"村改居"社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文化转型营造良好氛围。     

辽金西京佛寺“华严金碑”的文化研究

辽金西京之大华严寺，因其“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和庋藏有宏幅巨帙的佛教大典《契丹藏》，而具有了皇家祖庙和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其薄伽教藏殿的金代石碑，信息存储丰富而珍贵。记载了大唐成通年间集成的《经源录》以及至辽时典藏《太保太师入藏录》，目录详备。尤其是金灭辽，华严大寺“俄而灰之”的残状和金重建后，华严大寺的“壮丽严饰”，以及寺僧们“补以新经”、“圆兹教典”的艰辛过程，皆有详记。     

辽金西京佛寺“华严金碑”的文化研究

辽金西京之大华严寺,因其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和庋藏有宏幅巨帙的佛教大典《契丹藏》,而具有了皇家祖庙和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其薄伽教藏殿的金代石碑,信息存储丰富而珍贵。记载了大唐咸通年间集成的《经源录》以及至辽时典藏《太保太师入藏录》,目录详备。尤其是金灭辽,华严大寺俄而灰之的残状和金重建后,华严大寺的壮丽严饰,以及寺僧们补以新经、圆兹教典的艰辛过程,皆有详记。     

论古代小说中佛、道“劝惩教化”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古代小说在内容上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劝惩教化 ,劝惩教化几乎贯穿整个古代小说的始终。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向来低下 ,正是因为有了“劝惩教化”的保护色 ,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才逐渐有了“小说”的一席之地。历代学人都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劝惩教化”归之于儒 ,其实 ,“劝惩教化”并非儒教所专有。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有大量佛、道“劝惩教化”的例子。古代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能得以确立并逐渐得到提高 ,这不仅是儒教“劝惩教化”所发挥的作用 ,还充分体现了佛、道“劝惩教化”的作用。     

《圣立义海》与西夏“佛儒融合”的哲学思想

党项民族和西夏人综合了中原佛儒二家的思想文化,形成了气本论与缘起说并存的"二元论"宇宙论与人性论,在宇宙论方面吸收综合了儒家的元气生化论、天道观及佛教的"四大说";而在人类起源和人性论方面则吸收综合了儒家元气论、佛教五蕴说和如来藏缘起说。这种"佛儒融合"的哲学思想既是党项民族学习中原汉文化并融合创新的成果,也是党项与汉民族文化认同的表现。     

传统文化价值视野中的佛、道教“夷夏之争”——以汉魏两晋南北朝为限

"夷夏之争"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的重大问题之一.在东汉和魏晋时期,两教主要围绕"老子化胡"肆意编造关于本教教主的神话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自神其教,这是佛道争端的前奏.南北朝时期佛道矛盾全面激化,两教就"夷夏之辩"展开空前的大辩论,形成了排佛派、拥佛派和融通派三派基本主张."夷夏之争"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方面.自南朝后期始,儒、释、道三教互相吸收融合的主张与趋势成为主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北魏灵太后“转轮王”与“佛”形象的建构

北魏孝明帝时,灵太后胡氏为当朝的实际执政者。灵太后在临朝称制后,便开始遵照佛经记载的转轮王模式推行一系列护法措施,亦即通过运用外来的转轮王观念,加强其权位的正当性。但除了佛教转轮王的形象外,灵太后还似建构有佛之面貌,不仅利用佛教符谶来暗示天下,自己以女身成佛,还与孝明帝并称二帝或二圣,同时在石窟中设计二佛并立的特殊布局。此外,灵太后还欲通过《华严论》的修撰,来具体阐释转轮王即佛的观念,并通过《华严经》的弘广,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神圣且合法化的支持。虽然从现有资料来看,灵太后并未公开宣称自己是转轮王或佛,但她推广佛教的一些措施,以佛教信仰教化天下的作为,都表明了她所努力的方向。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这位颇具女权意识的实际君主,正是运用了佛教王权的相关理论,来告知天下她所具有的最高政治权力与地位。     

契嵩“儒佛一贯”说的逻辑理路

北宋儒学发展的特点,以及儒者对佛教的抗拒,再加上佛教自身的诸多因缘,规约了明教大师契嵩所倡导的"儒佛一贯"说的内在的逻辑理路一从"义理"和"治事"两个角度圆融儒佛.契嵩的努力使历史上的"儒佛一贯"说达到了新的高度,其"儒佛一贯"说客观上缓解了当时的儒佛之争,并且对随后中国佛教乃至日本的佛教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