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不同群体安全感的影响——基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成为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之一,给包括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安全感均带来不利影响,成为影响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从个人微观层次分析婚姻挤压下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及婚姻挤压对不同年龄和地区的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安全感最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代差异以及地区差异。提高中国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需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各群体的生存状况,统筹解决性别失衡引起的婚姻挤压问题,从国家政策与制度创新的层面关注婚姻挤压及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问题。     

农民工对廉租房需求的实证分析——基于苏州、无锡、常州的调查

廉租房在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农民工却因为身份等问题而无法享受这一惠民政策。根据在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三市进行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所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方法分析了月收入、现有住房的月租金、人均住房面积、受教育程度、年龄等因素在农民工对廉租房需求度上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农民工对于廉租房具有很高的需求度;现有住房的月租金对需求度的影响最大,人均住房面积、年龄这两个因素与需求度关系较强,而月收入、受教育程度与需求度关系不明显;在对廉租房的具体要求上,农民工对日常生活的相关配套设施最关注。     

人力资本、企业制度与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基于重庆市农民工工资调查研究

通过重庆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本文构建了农民工工资决定模型,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就业培训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和婚姻状况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中低收入群体有显著影响,对高收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企业所属行业对工资有显著影响;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一定影响,特大城市农民工工资显著高于城镇,大城市农民工工资低于特大城市并显著高于城镇,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差别。     

当代青年农民工婚姻现状考察——基于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农民工的调查

以实证方法对当代青年农民工的婚姻现状进行全面考察,结果显示: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呈现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他们的婚姻问题凸现,影响其家庭稳定的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解决青年农民工婚姻问题的关键是加强正确引导,消除城乡二元体制。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

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则.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当做自变量,根据相关问卷调查的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中仅性别对公平感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指标收入情况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发现,对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即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个方面,差异趋同、心理认同、交往融入和受歧视感受均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农民工的公平感与这一群体的稳定有很大关系.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家庭策略与已婚青年农民工的性别结构差异

婚姻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外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已婚青年农民工家庭在决定外出务工人选时普遍实行性别选择策略,最经常的结果是,男性外出务工,而他们的妻子在家留守。现行农村土地政策、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性别收入差距以及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是农民工家庭实行性别选择的重要原因。     

建筑业农民工健康状况及保护因素研究

采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MHS)、婚姻调适量表(MAT)和社会支持量表(SSRS)对446名建筑业农民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建筑业农民工的社会健康较差,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婚姻调适处于良好状态;(2)文化程度与月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社会健康就越好;(3)农民工健康状况与婚姻调适、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不同婚姻调适水平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差异显著;(4)文化程度、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婚姻调适对总体健康有正向预测效应;(5)婚姻调适通过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产生间接预测效应,文化程度对社会健康具有直接预测效应,还通过社会支持产生间接预测效应,社会支持在文化程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6)受教育状况、婚姻调适状况、社会支持等都是建筑业农民工健康的保护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新群体,其住房问题是现阶段城镇住房保障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事关中国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文章以重庆市为例,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重点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属性、职业特征与居住方式3个特征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有子女、收入水平、进城务工时间、住房面积、居住形式、住房支出、住房配套设施和职住通勤时间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职业类别和是否缴纳住房公积金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的影响不够显著.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未婚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的调查研究

以紧张-失范理论为基础,使用2009年福建省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在中国因性别失衡而导致的宏观性婚姻挤压背景下,研究个体层面的成婚期望和感知的婚姻挤压如何影响未婚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通过一般线性(OLS)回归模型的研究表明,婚姻挤压并不直接作用于未婚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只有当其成婚期望高且感受到婚姻挤压时,才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心理失范;改进了婚姻挤压给未婚男性会带来直接负面影响的主流观点。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上海市993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8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993份样本数据,研究了上海市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职业资格证书拥有情况以及工作经验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比未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收入高;男性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要显著高于女性;有配偶农民工的收入要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年龄与收入呈“∩”曲线变化。基于结论,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第二,应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第三,要消除企业制度和社会观念中对农民工性别的歧视。     

安徽省城镇住房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住房需求模型对安徽17个地市的城镇住房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住房需求函数存在地区差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化率对住房需求有显著影响,而房价和居民人均储蓄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影响程度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住房需求的影响最大。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对北京地区外来青年农民工的一项定性研究

通过对北京地区的外来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状况的观察和调查访谈发现,青年农民工往往居住在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城郊村或者城中村,他们对住房的要求不高,对薪资待遇普遍不满,工作辛苦且不稳定,生活压力大;这一群体社会参与程度低,社会支持网络狭窄,遇到困难时仍主要求助于由家庭、亲友构成的非正式支持系统;由于被城市生活边缘化,青年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很模糊,并且相对剥夺感强烈。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和城乡二元体制的隔离、社会保障的缺位、城市社会的结构性排斥以及青年农民工的自身素质有关。     

农民工分层分类及其城市融入程度差异性研究

以1 980个农民工为样本,通过方差分析,从分层分类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层级和类别的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程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目的、城市交际网络、流动模式、职业、收入水平等要素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具有影响,但务工年限及其差异对其城市融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措施的制订应该考虑农民工群体分层分类的现实,不能把农民工简单地作为一个同质性整体对待。     

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跨越移民之桥:移民高校教师的住房和社会融入——以福建省漳州市为例

在迁入地获得体面住房和实现社会融入是移民面临的重大挑战,对福建省漳州市移民高校教师群体的调查表明,移民教师较快速地实现了住房和婚姻融入,住房对融入决心有积极影响;乡城移民效应不显著,外来移民效应虽然较强,但为时间效应所削弱,与进城已30多年却难以融入到城市的中国农民工形成了鲜明对比,并显示出较高人力资本在跨越移民之"桥"上的积极作用。然而与本地教师相比,移民教师处境要差一些,社会文化融入和融入决心相对不足,且面临学历贬值的影响。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O-Logit模型,探讨了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本地户籍农民工与外地户籍农民工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具有户籍地的差异,外地户籍农民工比本地户籍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更高;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的收入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差异,对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在大城市及中小规模城市的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对中小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对其他规模城市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整体而言,相较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健康状况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显著;互联网可获及程度对农民工月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为农民工的增收,基本权益保障,以及完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双重影响:"推拉效应"和"替代效应"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检验

医疗保险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资源,是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要资本,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落户意愿.利用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最小二乘法模型,分析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新型农村基本合作医疗对农民工落户城市具有显著"推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落户具有明显"拉力".第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拉力"作用高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力"作用;在考虑个人、家庭、社会特征的情况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的"拉力作用"会完全替代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的"推力作用",产生"替代效应".第三,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家庭月均收入、住房性质和社交活动也会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为提高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推动农民工市民化顺利进行,需要加大制度宣传力度、降低医保制度门槛、完善医保制度异地转接工作、整合医保制度.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