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比较优势演变中的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分析

为考察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变化对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影响及贡献率，文章构建统一的数理框架，结合WIOD-SEA的中国产业数据，将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分解为产业间结构效应和产业内技术效应，结果发现：中国资本存量积累和技能劳动供给增速较快，而非技能劳动供给相对稳定，这种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形成的动态比较优势，同时被产业间结构效应和产业内技术效应所形成的要素需求所吸收。但不同类型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分解效应呈异质性特征，资本、技能劳动相对于非技能劳动要素密集度的上升主要被产业间结构效应吸收，产业结构变迁向资本、技能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倾斜；而资本相对于技能劳动要素密集度的上升则被产业内技术效应主导，被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吸收。     

产业结构、要素禀赋与中日贸易模式——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与趋向

1990年代以来的中日贸易扩张 ,以两国极不对称的经济表现为背景 ,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显然并未妨碍两国贸易规模的扩张。本文以非对称经济增长下两国贸易规模扩张为出发点 ,就 1 990年代以来中日贸易扩张的特征、基础、贸易模式及其变化趋向等问题 ,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提出如下看法 :( 1 )产业结构差异与产业竞争力差异是中日贸易扩张的基础 ;( 2 )目前的中日贸易模式带有强烈的“李嘉图模式”特征 ,属于发展层次不同经济之间的贸易 ,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贸易模式正在抬头 ;( 3)促使中日贸易模式变化的基本因素是要素禀赋变化 ,而在两国相对要素禀赋的变化中 ,要素流动尤其是直接投资流动起了重要作用。     

产业结构、要素禀赋与中日贸易模式

1990年代以来的中日贸易扩张，以两国极不对称的经济表现为背景，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显然并未妨碍两国贸易规模的扩张。本文以非对称经济增长下两国贸易规模扩张为出发点，就1990年代以来中日贸易扩张的特征、基础、贸易模式及其变化趋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如下看法(1)产业结构差异与产业竞争力差异是中日贸易扩张的基础；(2)目前的中日贸易模式带有强烈的“李嘉图模式”特征，属于发展层次不同经济之间的贸易，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贸易模式正在抬头；(3)促使中日贸易模式变化的基本因素是要素禀赋变化，而在两国相对要素禀赋的变化中，要素流动尤其是直接投资流动起了重要作用。     

数字贸易发展的包容性基点:中美欧数字贸易规则比较研究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尚未成形,各国正试图在体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实现数字贸易的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是兼顾发展的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实现全领域发展主体的普惠性共享式参与。文章通过分析中国、美国、欧盟当前数字贸易规则实践,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吸收发达国家在数字贸易领域的经验教训,发挥后发大国优势,尝试在电子商务、网络安全、数据保护方面构建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数字贸易体系;美国基于技术优势,试图以技术霸权掌控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主导权;欧盟作为全球最大数字贸易市场之一,追求“数字主权”,寻求严苛细致的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通过对规则制定和三方既有法律法案的比较,文章认为中国、美国、欧盟数字贸易规则在网络安全、数据分级保护、数据安全评估机制等领域条文表述相近,因而存在包容性发展的可能。这为未来在数字贸易领域中,三方开展更大范围合作打下基础,为实现全球数字贸易包容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东亚模板”数字贸易规则相关问题探析——基于中日韩合作的视角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围绕数字贸易规则主导权所展开的规则博弈已经成为国际经贸秩序重构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问题。数字贸易是与传统的货物及服务贸易密切关联的,国际经济贸易的区域化导致数字贸易发展的区域化,进而产生了相关贸易规则的区域化。美国和欧盟率先构建了"美式模板"和"欧式模板"的数字贸易规则,意图锁定低技术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空间。东亚地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及外部竞争的加剧,凸显了形成"东亚模板"数字贸易规则的必要性。RCEP的成功缔结生成了"东亚模板"的雏形。但是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局势重大变局的双重冲击,东亚经济合作面临严峻的局面。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大国,应维护合作大局,谋求进一步深化合作,探索符合东亚整体利益诉求和发展模式的数字贸易规则,推进以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数字贸易规则"东亚模板"构建。     

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与中国利益

随着信息和数据流动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传统的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全球经贸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议题。首先，通过对目前多边框架内的207份WTO电子商务提案、48份WTO“电子商务联合倡议”提案、《WTO电子商务谈判合并文案》进行全样本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美国、欧盟等核心经济体在WTO框架内就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谈判目的、谈判导向、谈判模式、机制路径、谈判焦点，以及特殊差别待遇原则均存在显著差异。其次，《WTO电子商务谈判合并文案》是WTO未来开展数字议题谈判的基础，反映了核心经济体数字产业发展程度、开放水平、监管理念差异带来的利益分歧。因此，现阶段中国在跨境数据流动、源代码、云服务、电子传输永久免征关税等数字贸易“新”议题上具有较强的守势利益，在物流服务、数字支付服务等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传统货物贸易升级，以及5G技术产品和服务等具有先发优势的议题上具有较强的攻势利益。     

美国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及我国应对策略

通过分析拜登总统的党派属性及其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本文认为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将呈现出四点特征:第一,更注重美国高科技发展,除加大高新科技的研发投入外,还会通过"构建国家知识产权规则联盟"和"有选择松动技术出口管制"来捍卫高科技产业利益。我国在顶尖科技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承受更大压力。第二,积极缔结《美英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美式模板"演进升级,打造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黄金标准,其中的金融科技沙盒创新计划和新兴技术行业标准设定会给中国带来压力。第三,将借助《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之壳重返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引领者地位,我国在亚太的数字贸易治理影响力将受到抑制。第四,务实推进WTO数字贸易谈判,弥合与欧盟在数字服务税、跨境隐私保护等问题上的间隙,"数字贸易治理地缘政治竞争"和"数字产品及服务对华准入"会成为中美对抗焦点。据此,本文提出四点对策建议:提升我国在顶级技术上的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开展数字贸易治理合作和制度协调,部分理性对接"美式模板";理性深入开放国内数字服务市场;强化我国在亚太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中国工业行业创新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研究

技术进步的偏向方向和要素禀赋结构的错位会导致生产要素配置的错位,降低生产要素的投入效率,这是出现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并直接影响着工业结构的调整和竞争力的培育。文章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方法,选取2006—2016年中国工业行业创新要素的投入产出数据,重点探讨创新技术进步偏向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行业创新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呈现下降的趋势,创新人员的产出弹性呈现上升的趋势,创新人员近年来对创新产出的贡献程度逐步增强。在创新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上,中国各个工业行业创新技术进步的偏向方向和程度有所差别,并存在部分行业创新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失衡的情况。因此,结合工业行业自身要素禀赋结构选择相适宜的技术进步,对中国工业行业创新驱动结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数字贸易例外规则的类型、演进及中国实践

数字贸易例外规则是数字贸易领域中寻求贸易自由与国家规制动态平衡的集中体现,大多散见于各双边、区域贸易协定及数字经济协定。这些数字贸易例外规则普遍参考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例外规则的设置模式、规范表达与功能定位,但在类型和规范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区域贸易协定规定的数字贸易例外规则适用情形及认定,存在扩张趋向。目前中国已缔结条约的数字贸易例外规则,与《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新规则中的同类条款相比存在差距。中国应妥善应对区域和全球性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更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工作计划”,充分利用例外规则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的空间,推进数字领域制度型开放创新,推动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     

多边贸易框架下的数字规则：进展、共识与分歧

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进步促进了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也给全球数字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全面分析了WTO框架下现有协议对数字贸易问题的适应性与局限性,按关税类、数据类、隐私和安全类、促进与便利类的议题分类讨论了目前正在进行的WTO电子商务谈判中成员方提出的数字新规则问题,并针对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源代码和加密保护等关键议题,基于各成员利益诉求与战略考量深入解析了存在的共识与分歧。文章最后结合中国的国情,为参与和应对全球数字规则的构建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入世后我国关税运用的调整与定位转变

综合分析了WTO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贸易协定中关税运用的调整,探寻了我国入世后关税运用定位的变迁规律。研究认为,入世后我国关税调整由被动适应向主动性与前瞻性转变,关税的财政与保护职能定位已弱化,宏观调控职能凸显且目标趋于多元化发展。随着数字技术对全球贸易模式的深刻影响,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的颠覆或将成为关税的新一轮升级方向。因此,建议在顺应WTO可持续发展的规则下,政府可优先调整数字经济产业的关税结构,有效发挥关税调控职能,抓牢数字化发展机遇。     

浅析中国镓锗出口管制的安全逻辑

2023年8月1日起，中国对镓、锗及其化合物实施出口管制。作为贸易大国，中国承担大国责任，不断完善出口管制制度，为全球安全做出积极贡献。镓和锗虽发现较早，全球产量却规模不大，而国际产业分工和市场发展推动了金属镓锗贸易发生持续演变，全球镓锗相关资源禀赋与贸易关系对安全带来直接影响。对镓锗实施出口管制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除了直接降低美国利用镓锗产品制造武器的威胁外，还有助于维持镓锗供应链的稳定，增强中国在相关产品全球供应链的主导地位，为中国企业在相关产业争取竞争机会，保障产业安全。为实现对镓锗管制的目的、增强相关供应链的韧性，同时履行国际承诺，中国应积极采取多元协同推进和保障措施。     

广州加快衔接港澳营商环境制度规则的路径探析

广州与港澳在营商环境制度规则存在的明显差异,体现在如经贸规则关税障碍、税收政策、金融服务政策、跨境贸易便利化政策等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要素能够更加顺利地流通、不同地区的发展能够更好更快且不同产业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对此,从贸易规则、商事便利制度、服务行业制度、人才流动机制、自贸区创新力度上提出对策与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形态,推动了全球要素资源重组、经济结构重塑,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本文系统阐述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引擎,提升了乡村产业数字生产力、增强了数字流通力、改善了数字分配力和加速数字消费力形成。实践中,要不断强化政策引导,破除制约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找准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结合点,通过政府、企业、农户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积极探索数字经济赋能作用有效发挥的途径,持续推动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推动和美乡村的建设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中韩建交30年来双边经贸关系与半导体产业合作

中韩两国建交30年以来,双边经贸合作实现了快速发展,合作模式由传统贸易为主导,逐渐转变为以技术贸易为主导的新模式,当前已经处于重视技术贸易的阶段。半导体产业是当今世界代表性的战略性产业,中韩两国在该产业领域经历了由加工贸易合作逐渐转变为国际竞争的角色变迁,并带来了良性的正外部性循环。在全球半导体产业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中韩两国需要加强全球供应链合作,在各方面的商品和技术贸易领域实现互补性合作,加强上游领域的研发创新合作,进而提高高附加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

前沿研究关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却普遍忽视其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为此本文采用2008—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结合动态面板模型，考察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及作用条件。研究发现：第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提升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体现在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与绿色技术进步明显。第二，从传导机制来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式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从作用条件来看，随着人力资本水平与市场化程度提升，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加入WTO20年：中国贸易制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迄今20年。从开始谈判到正式加入履行承诺,中国主动对标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完善已有贸易法规制度,提高贸易制度的公平性、透明度和国际化。中国“入世”对全球增长有显著推动效应,对降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亦有贡献。“入世”后中国更注重贸易制度国际化,重视协调贸易政策与环境保护,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贸易制度与全球贸易体系融合演进,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变革中的角色作用更加突出但也更具挑战性。面向未来,中国应加快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升营商环境竞争力,通过签署高水平贸易投资协定提高贸易制度国际化水平,建设性参与WTO新议题谈判,以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国际比较与决定因素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国在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新型式。论文利用2014—2021年间OECD发布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比较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限制程度水平及变化趋势，并基于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对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决定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近年来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在总体上有一定上涨趋势，限制措施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与连通领域；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更强、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经济自由度水平更高和与其他国家文化差异更小的国家倾向于设置更低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分别对基础设施与连通、电子交易、支付系统、知识产权和其他壁垒五类限制措施进行回归，并按国家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组检验发现，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决定性因素在各子类中存在较显著的异质性。     

城乡收入差距：一个基于数字鸿沟的新解释

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分配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我国解决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复杂，且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数字经济时代，城乡间的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或数字鸿沟成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新因素。数字鸿沟在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作用，表现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据要素不平衡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引入替代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后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因此，我国未来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方面，必须重视城乡数字鸿沟问题，并采取积极有效策略来消解城乡间存在的数字鸿沟。     

要素错配、异质性要素发展和适宜性技术进步前沿文献述评

自罗默尔(Romer)和卢卡斯(Lucas)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后,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研究文献重点关注要素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单维度分析,忽视要素错配和要素间非匹配性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要素错配和适宜性技术视角展开,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要素发展和经济发展适配性文献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给出理论分析和经验文献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在总结文献研究观点的基础上,指出文献研究的不足,强调经济发展重视要素异质性同时还应关注要素匹配性和适宜性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