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模式选择论证

企业合规作为一种全世界企业的治理方式,目前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本土化探索需要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推进,合规不起诉作为程序设计上的刑事激励机制之一,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相衔接的问题。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两轮改革试点工作中,相关检察机关创造了两种不起诉模式：一是“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二是“检察建议模式”(又称“相对不起诉”模式)。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模式选择直接影响该项制度在实践当中的应用空间,如何借鉴现有经验,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是重点讨论的内容,根据案件性质及涉案企业的规模,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构建可采取上述两种模式相互结合的方法。     

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正当性与制度构建

在我国推行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具有深厚的刑法学基础。在犯罪论维度，企业刑事归责二元模式使企业刑事责任从个人刑事责任中脱离出来，企业刑事责任的判断依据不是企业特定个人的意志和行为，而是企业组织管理是否合规。从刑罚论上讲，经过合规整改，涉案企业既实现了有效的犯罪预防，也使遭受侵害的法益得到了全方位修复。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运行模式应当采用检察官裁量模式，并以其中的暂缓起诉协议模式为蓝本进行设计。在适用范围上，除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对于法益不能修复或者难以修复的犯罪，也不能对涉案企业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至于能否将免受起诉的优遇及于个人，不能简单地看涉案企业规模大小，而应在对企业和个人刑事责任进行区分的基础上，以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为目标，依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来判断。     

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实践问题与解决路径

检察机关推动的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自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在实际运行中,双不起诉的正当性一直受到质疑,检察机关内部推动合规化进程存在困难、第三方组织合规监管存在问题、以检察院合规监管为主导的模式缺乏监督。为了巩固改革成果、解决企业合规的有关问题,当前应当严格区分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多举措推动检方突破内部障碍、推进检方主导监管模式和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的建立、确立法院对检察院合规的监督机制,以便切实发挥该制度在预防企业犯罪、实现企业自我经营与有效监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优化

近年来,企业合规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前对于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探讨,呈现出研究视角片面化、碎片化的固有局限,亟需以更具整体性特征的预防性司法理念为视角,对制度运行的理论基础进行理性追问,剖析面临的多维困境。基于预防性司法理念所蕴含的社会本位和事前积极预防特征,刑事立法与司法当以制度本体的合规化再造为要旨,在适用范围上祛除涉企案件类型限制,在考验期限上延长合规建设时间跨度,在监控主体上构建合规协同监控体系。同时,以内生议题的统筹性安排为依托,助推刑事司法理念的范式更迭,发挥刑事激励机制的实然功用,明定不同程序之间的顺畅衔接,从而构建出中国式企业犯罪治理模式的基本轮廓。     

企业合规之“双不起诉”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两批合规指导案例出现诸多“双不起诉”现象,引发了学界和普通群众对合规不起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质疑。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办案机关未严格区分企业和员工个人的责任,未厘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合规不起诉之间如何合理并入的问题。随着全国范围内企业合规试点工作的展开,有必要为“双不起诉”正名。西方暂缓起诉协议固然有其适用背景,但这种实用地对待国外理论的态度很难形成本土化法治理念。我国的企业合规改革制度立足于本土实际情况,是充分体现对中小微民营企业关怀的一项新兴制度,因此更需要区分单位责任和个人责任,需要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有机结合,从而推动我国企业合规向纵深发展。     

企业刑事合规的路径思考

刑事合规的初衷是预防和监控单位内部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已经全面进入我国理论与实践的视野。企业刑事合规对于企业犯罪预防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凸显企业在犯罪预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有效缓解刑事法对企业犯罪惩治的不利影响。但是,刑事合规理论与实践面临诸多困境。从国际上看,存在着有效刑事合规标准不统一、无法满足全覆盖要求、刑事合规负面影响遭忽视等问题;从国内来看,存在着组织体责任冲击传统的单位刑事责任认定、企业合规刑事激励制度试点不顺畅等问题。当前,应当通过构建相对统一的合规标准、适当调整合规计划具体要求、切割单位与成员的刑事责任等措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合规不起诉制度。     

行贿罪探析

行贿与受贿,两者是一种对向关系,即只要存在受贿,必然有行贿行为的发生。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行贿现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行贿是产生受贿的直接根源,作为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一个罪名,如何处理行贿犯罪是值得探讨的。     

刑事激励模式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适用条件解析

基于企业现代化治理的现实需要与保护民营企业的考量，我国检察机关自2020年起已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实践探索。从刑事激励的角度来看，对涉罪企业的合规不起诉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更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与此同时，对于该制度的具体适用还存在着涉罪企业规模大小、涉罪主体对象范围界定、企业犯罪类型界定等方面的争议。要完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规定对各种规模的企业都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构建适用罪名正负面清单；加强对涉罪企业认罪认罚情况与企业合规意愿等方面的综合考量。     

新加坡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及其镜鉴

新加坡与中国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上，同为后发型国家。新加坡开展刑事司法改革已四年有余，除在“高盛案”中适用过“有条件警告”制度外，新加坡当局始终保持着谦抑审慎的态度，迟迟未激活暂缓起诉制度，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伴随着暂缓起诉而存在的“两极分化的司法体系”以及缺乏司法制衡的检察裁量权对于该国法治有着潜在威胁。鉴于新加坡的相关经验，我国在后续的企业合规改革中，在警惕刑事合规万能主义之余，还须回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实观照，加强对检察裁量权的制约。具体来说，应作好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模式选择与协调衔接，审慎推进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并明确法院在刑事合规中的角色定位。     

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企业合规案件之立法构想

对涉案企业做出暂不起诉决定契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发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企业合规案件提供了制度空间,同时企业附条件不起诉也作为一种非罪化处理方式给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护。实践中附条件不起诉已普遍适用于企业合规案件,但仍存在适用条件不明朗、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各地均有差别、暂缓起诉期间不明确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各地司法实践的经验,讨论该制度入法的具体设计,从案件适用的罪名、主体、类型等条件,结合附带条件的性质与内容、社会调查的必要性、暂缓起诉期限的确定以及合规考察等具体方面做出初步立法构想。      

日本不起诉制度对完善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启示

日本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赋予了检察官很大的起诉裁量权。为了防止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被滥用,日本的法律同时设置了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实践表明,日本的不起诉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而对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存在看不起诉权不完整、适用范围小、不起诉适用比例低等现实缺陷,应当进一步扩大及规范不起诉裁量权制度.     

《刑法》中的单位行贿罪研究

单位行为是单位在其整体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为单位谋取利益的行为。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对象包括非国有单位。针对不同的犯罪对象,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客体存在差异。应该根据犯罪对象的性质来区分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应该比照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规定不同等级的量刑幅度。《刑法》不应该对单位行贿罪规定优惠政策。     

简论暂缓起诉制度

有效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提高司法效率,缓解司法压力,是世界各国司法界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采用了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着如何将有限的司法资源高效、合理地在轻罪案件与大要案件之间进行分配这一问题。借鉴暂缓起诉制度,完善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制度,旨在提高司法效能,节约诉讼成本,推动司法改革进程。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一种起诉裁量制度,是刑事不起诉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应对刑案高发态势以及办案机关不堪重负现状的必然要求。我国刑诉法对其虽无明文规定,但对不起诉制度却作为较大幅度调整,探讨这一制度,对现行完善我国不起诉制度意义颇深。当前,需要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涵义及必要性、可行性分析入手,分析借鉴域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立法与实践,以建立、健全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合规不起诉考察程序的启动条件

2021年6月和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发布了两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展示了检察机关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通过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督促和帮助企业进行合规整改和合规建设，保障企业稳定发展的实践探索。为保障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公平适用和合规考察的顺利进行，应当对合规不起诉考察程序的启动设置一定条件。对涉案企业启动合规考察程序应当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涉案企业应当认罪认罚，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刑事或行政处罚，积极配合侦查并进行内部自查，采取相关恢复或补救措施。其次，企业应当具有合规能力，能够正常经营，保证合规考察的顺利进行和稳步推进。最后，企业应当作出合规承诺，承诺进行合规整改，加强合规建设，积极配合合规监管工作。      

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研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但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范围狭小且种类单一,已经不符合刑事诉讼的客观需要,本文对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及其完善进行了探讨.     

对单位行贿罪的立法完善研究

对单位行贿罪是1997刑法中增设的罪名,其立法本身还有诸多亟待完善之处。本罪的罪名宜修改为对国有单位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应当是本罪两种行为方式的共同必备要件。本罪的立案标准也需修改,以实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对于本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一方面对犯本罪的自然人应当增设罚金刑,并宜采用倍比制罚金的立法方式;另一方面对自由刑的配置要增设量刑档次,以实现罪刑相均衡原则。     

我国当代单位行贿罪的发展趋势及其法律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 ,在我国的“犯罪家族”中 ,“单位行贿罪”的发展势头愈来愈烈 ,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遏制单位行贿罪的发生、发展 ,应当高度重视用刑法惩处单位行贿犯罪行为的必要性 ,并完善刑事立法制度 ,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 ,建立和健全地区间打击与预防单位行贿犯罪的科学体系     

不起诉案件听证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合理使用司法资源以及诉讼经济的现代诉讼理念,但作为国家权力必须予以必要制衡以避免其被滥用。实行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制度有利于对不起诉权的制约,在制度设计上应遵循听证制度启动的被动性原则以及公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