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神话重述与中国形象重塑的文化反思

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神话重述现象在解构民族历史文化形态与空间的同时,也使人们在错综复杂的文化背景与文学传统中生发出坚韧的民族情感与力量,在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想象中发掘新时代文学的美感与价值,在民族思维深处的镜像中反观并呈现现代性的种种形态,重拾搁浅的传统文化中对原有文化进行的追思与想象。神话内核中所包含的文化基因承载着人类对历史、国家与民族的记忆,是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的一次反省与自觉。     

从震灾看全球产业链上的“日本元素”——以半导体产业为核心

一场发生在日本东北部的特大地震,不仅给日本经济及社会造成重创,而且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全球制造业产生巨大冲击,后者成为与近年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大地震的最大不同特征。此次日本大地震给人类的启示颇多,本文仅就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来列举三点：其一,日本制造体系（Madein Japan）依然非常强大,在全球产业链上“日本元素”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其二,全球化已将整个世界经济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制造业更是如此,任何一个环节的问题都可能殃及整个产业链,特别是像日本这样的上游且关键的环节;其三,产业竞争力的赶超绝非朝夕之功,长期的竞争力构筑是各国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     

“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日本特色——以广松涉和山之内靖解读马克思为例

作为战后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学者,广松涉和山之内靖解读马克思的视角十分独特。广松认为,立足于关系主义的"物象化论"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而山之内则主张,早期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确立的"受苦者"的视点先驱性地表明了生态学的思想。虽然在对早期马克思评价上,广松与山之内意见尖锐对立,但他们都对现代欧美文明持批判态度,而这种态度同时也是20世纪日本思想界的一贯主题之一。日本马克思主义从神道、佛教等日本传统文化中获得启示,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     

日本公共外交的发展演变与决策实施机制——以“日本屋”项目为例

“日本屋（JAPAN HOUSE）”是2017年起由日本外务省主导的重要公共外交项目。2017年,位于巴西圣保罗的“日本屋”展示中心正式对公众开放,2018年,英国伦敦展示中心和美国洛杉矶展示中心相继开馆。“日本屋”项目兼具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作为日本战略外宣的重要载体,在宣传日本魅力、传播日本政策、吸引外国游客入境、推动日本地方创生、培养知日派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日本屋”项目的实施时间较短,国内对其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从媒体报道、访客口碑、到馆人数和运营情况来看,“日本屋”项目以其独特的日式美学获得了外国民众的好感,成绩较为突出,对我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日本学界在锁国研究上的争论——以“锁国的得与失”、“锁国与海禁”之争为中心

日本学界的锁国研究已逾百年,20世纪初锁国研究初始阶段的“锁国得失论”和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锁国与海禁”论争,在锁国研究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理清日本学界的锁国研究进程和现状之目的,主要对这两次争论的原由和实质进行探讨以及对两次争论之间锁国研究的过程进行阐述。     

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到“反击能力”——日本构建远程打击能力的战略意图与实施前景

2022年末日本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保有所谓“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变相发展远程打击能力。表面上,日本意在增强威慑力以应对中朝等“周边威胁”,同时提升日美同盟的对等性和互助性以减少“被抛弃”风险,但实质上,日本意在由此进一步增强军事行动自主性,以渐进式突破实现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同时将其作为印太战略的构成要件,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提升日本的领导力,服务其“大国化”目标。保有及运用“反击能力”存在法理争议、面临国内及周边国家反对、防卫费来源等现实障碍,构建远程打击能力在具体推进中仍有问题尚未解决。但辩证地看,日本此次修订安保政策文件已完成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防卫性到攻击性的实质性转变,将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论“敕撰三集”中的渤海使——以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的诗赋外交为中心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始于奈良末期的日本与渤海的诗赋外交是我国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这种外交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唐代文治之风的影响。平安初期赴日的渤海大使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之间的诗赋外交则是渤日交往史上的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渤日唱酬诗大多被天皇下命编撰的"敕撰三集"收录。尽管王孝廉献诗给日本天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廷一厢情愿的"上国观",但渤日文人之间的"赋诗相赠"却是建立在相通的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     

非公募基金会从“孕育期”到“成长期”的问题及发展策略——以广东为例的研究

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处于一种＂孕育期＂的依附性生存状态,在资金、人员和物资等方面都缺乏离开原生机构独立生存发展的能力。非公募基金会要从＂孕育期＂向＂成长期＂发展,需从两方面提升：一是突破外部管理制度对基金会的控制型政策的束缚;二是从项目运作差异化、专业化、品牌化,人员专职化、专业化,基金会增值保值等方面推进积极的内部发展策略。     

从“伦理人”到“科学人”——以民法为例看近现代中国法律上的“人”的变迁

自清末修律中国法律开始了近代化转型以来,我国法律对“人”的想象也发生了变化,由宗法伦理义务本位逐步转向了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权利本位,实现了从“伦理人”向“科学人”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法律关注的核心从人一人关系转向了人一物关系,这是我国法律发展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文本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让“科学人”从文本走向生活。     

从经济赶超到“赶超后”日本的经验与教训——评徐平《对日本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考察与研究》

一、从经济赶超到“赶超后”:一个原创性概念的提出可以说,在后发展国家为实现经济赶超的实践中,日本不失为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并取得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经济绩效。然而,就在日本为自己所取得了巨大成就而欢心鼓舞的时候,其经济的发展又令人百思不解地陷入了停滞。起初,人们还以为这“只不过在经历一种暂时的周期性衰退”而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经济仍然无法摆脱无增长的徘徊状态。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对日本经济大起大落的现实,学术界也表现出了一种茫然和无奈,甚至有学者把日本的这种现象称为“世纪之谜”,并将其归咎于某种“…     

从改良到革命：青年毛泽东关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以“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视角

文章以青年毛泽东积极参与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例,分析了毛泽东对于改造中国道路“由改良而革命”的思想转变历程,从而指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无法空谈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孰是孰非;毛泽东对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主要是依赖于“事实上能否做得到”这一实践经验而做出最终选择,而少有理论清理的痕迹,这对于以后他...     

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

新中国的工业化历时70年,经历了起步、挫折、恢复和腾飞四个历史阶段。在宏大的国家叙事的历史画卷上,如果缺少形色各异的个体补白,所有的历史都将是灰色的。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基地的建设者们对当时的工作和生活都保有深刻的记忆,根据他们的回忆可以梳理出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集体记忆的建构逻辑,尤其是历史"既视感"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由此揭示出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工业化叙事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