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国家利益博弈的哲学思考

当前,气候变化渐趋引起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并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的政治、经济焦点之一。各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益共享成为各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基础和底线,也是国际立法操作性的砝码。若综合而前瞻性地看,气候问题的继续升级将打破国家间政治冲突之壁垒,世界各NA~-Jk-会更大程度地力促合作,趋向于“大同”治理。     

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的全球气候治理：争夺领导力还是走向全球共识？

美国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协定》,意味着全球气候治理很可能重回中美欧三驾马车共同领导的格局。大国可以通过竞争与合作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行动,实现全球气候治理,但是也有可能陷入领导力之争,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损害,这取决于主要大国更多是出于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的逻辑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本文认为,在当前推动全球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博弈中,中美欧的利益诉求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当前美欧等西方国家气候战略转型的动力主要还是争夺气候治理领导权。为了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美欧等主要行为体需要加强气候合作。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向应该包括深化《巴黎协定》目标的共识,完善全球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加强全球碳交易市场和零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振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新形势下俄罗斯气候治理政策的发展演进

作为全球化石能源存储大国、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和排放大国的角色地位不会发生改变。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设计以及俄罗斯的地理国情使得它拥有大量碳信用额度和强大的碳隔离能力,无论作为全球碳库还是碳源,俄罗斯都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产生重大影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内外政策部署,具有显著的适应而非预防、聚焦本国而非放眼全球的“实用主义气候政策”特征。俄罗斯气候政策受多方因素影响,包括能源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利益、国际社会压力等。只有对此有所认识,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中的立场观点与应对行动。     

气候变化对中东的复合安全威胁及其应对

中东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十分脆弱，全球气候变化作为长时段和结构性的变量，对中东国家造成“复合型”的安全挑战。沿着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国家稳定与安全的光谱，气候变化逐渐由低政治的环境安全问题转变为高政治的安全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呈现出从直接到间接的转化，形成气候—干旱—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国际水源争夺两种主要作用机制。中东国家普遍加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承担相应的气候责任，着力推动减排去碳，发展清洁能源，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但中东作为主要的化石能源产地，尚未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资源受限，面临着兼顾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进程与能源转型的两难处境。这需要平衡两者关系，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防止引发新的危机。     

气候安全的作用机制、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最新进展——《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及其影响

《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为继承并发展《京都议定书》创设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提供了规范基础。实施细则以《巴黎协定》“全球共同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为根本原则,强调促进国际碳交易的共同性与公平性。缔约方围绕提升国际碳市场的减排效力、碳市场如何助力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京都议定书》遗留碳信用的过渡达成了初步共识。国际碳交易活跃度将大幅提升,并产生正面的经济和技术溢出效应。结合国际碳市场建设的实践,缔约方真正执行细则中的相应调整机制、全球碳排放的全面减缓功能和份额收益原则仍将面临实质性的政治阻碍和技术壁垒,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碳市场受阻,中短期内国际碳市场缺乏多边主义的共识。缔约方需继续强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全球气候治理的顶层设计,争取在更高的气候目标下实现区域碳市场谈判的重大突破。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碳市场的构建和运行,基于国情加快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体系,警惕国际碳市场成为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工具,切实维护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     

多维视角下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气候援助

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气侯援助在中国气候政策中具有多维定位,包括缓和双方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分歧,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对《巴黎协定》的严格履约,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规划,以及将中国国内发展外溢为国际公共产品,体现中国的大国责任。南太平洋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时的需求也存在提升生存能力、产业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三个维度。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气候援助应该具有"精准援助"的思维,即将援助内容与对方需求精准对接,以自身发展带动南太平洋岛国发展,实现中国整体气候政策与南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     

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的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外交应对

当前,国际社会在缺乏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把一些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灾难的诱因简单地归结为气候变化,尤其是把一些军事性冲突武断地归因于气候变化,夸大气候变化的安全含义。一些西方大国是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试图给新兴发展中大国贴上全球气候安全破坏者的标签,借机为推动安理会对新兴发展中大国采取干预和遏制措施寻求法理依据。中国必须重视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敏锐把握西方大国政治观点的理论漏洞并坚决予以驳斥。在气候变化与武装冲突的关联性方面,当前国际安全学界的科学研究总体上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中国的气候外交中,要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加强观念沟通,阐释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理念;进一步加强安全共同体意识,加强南南合作的力度。     

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本文采取多元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包括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气候安全政治伙伴关系、全球气候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和全球气候经济商业伙伴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网络,探讨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与贡献,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正转向多重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正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方案制定,通过对个人、社会和企业直接施加影响,把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方案落实到地方治理中心的实践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探索和发现最优的气候治理解决途径提供支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效应,也推动各行为体致力于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承诺”何以“兑现”：全球气候资金落实机制的建构因应

全球气候资金的供给和使用是各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基础。供资国和用资国在资金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不断深化,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有意推动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基金的注资和运作,但资金承诺落实路线仍不明朗。气候资金各方博弈表现为供资国和用资国之间的互动叙事。从价值共识、规则约束和国家利益的逻辑来看,全球气候资金落实的困境主要源于利益博弈失衡所致互信缺失。中国是《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重要缔约方国家之一,应当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并呼吁发达国家兑现供资承诺,履行供资义务。通过细化资金承诺不遵约情事程序,建立资金使用方效益评估机制,进而体现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责任本位和程序气候正义的价值诉求。     

国际气候合作何以可能——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与天下理论的建构

气候变化正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紧迫问题,但人类寻求国际气候合作的进程却如履薄冰。当下国际气候合作之所以出现困境,源自于民族国家关注视域局限于特定的民族或国家利益,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相冲突;民族国家倾向于采取冲突或战争而不是合作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充分保足国际气候合作的成功性。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以人类利益作为价值关怀,秉持“和为贵”的理念,因而成为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天下理论通过对传统“天下”观念进行“创造型转化”,超越现有的民族国家理论,构建出规约国际气候合作的天下理论框架：以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为前提、以人类普遍利益作为思考尺度以及寻求“和为贵”的政治思维方式。     

领导者作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

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在气候治理中承担领导者角色,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大国领导对于气候治理的国际集体行动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传统集体行动理论没有突出、甚至忽视了领导者的作用,也缺乏对领导者提供选择性激励的利益分析。而领导者通过自利型的非中性制度设计,在推动集体行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霸权稳定论命题的理论再思考,本文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重新发现了领导者作用对于集体行动理论的意义,并以此框架分析了欧盟、美国、中国等主要博弈方在气候议题上发挥的作用,并展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方向。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及其面临的挑战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最具有权威性与普遍性的机构,在促进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引领者、协调人、保证人和信息中心的作用,总的来说,具有中心地位。通过考察在非典疫情、埃博拉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和贡献,可以看到该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了解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权威方面的有限性,以及影响其运作成效的制约因素。尽管全球卫生治理在传统意义上属于"低级政治"领域,但疫情自身的特点、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以及各国的现实利益考量和大国间的政治博弈,都是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的重要因素,其中,利益考量和大国间的政治博弈是主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地位,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美国等主要行为体的政策及其互动。     

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

当前，全球性气候变化进入非常时期，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充分把握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变化特点，创新性提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注入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天人合一”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多边主义原则，将打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为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保障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碳达峰碳中和视角下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研究——新能源开发嵌入区域减排的现实性与策略选择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其中,新能源开发嵌入区域减排是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具有现实性,主要体现在资源状况、经济基础、制度因素、技术条件和环境因素方面。基于当前我国发展实际,应采取建立新能源矿产保障供应新机制、构建新能源消纳新路径、挖掘碳资产潜在新价值、形成清洁能源发展新优势、培育智慧能源赋能新动力、拓展区域集群发展新思路、赋予“绿水青山”合理价值等策略,发挥区域协同减排效应,提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和水平,为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路径。     

试析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国家集团及其影响

国际气候谈判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谈判中 ,不同的国家及国家集团发挥着各不相同的作用。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到国家利益 ,因而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合作中既有南北矛盾 ,也有发达国家间的内部分歧 ,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出现了分化趋势。文章指出 ,发达国家率先采取实际减排行动是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前提 ,也是化解南北矛盾与分歧的一种有效方式。作者认为 ,各国家集团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做出某种“妥协” ,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日本海洋战略与日美同盟发展趋势研究

日本海洋战略作为一项国家综合性战略,其核心是日美海权同盟,实现海洋战略的方式是采取以日、美为主轴,联合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形成全球性海洋伙伴联盟,将日本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影响扩展至世界各大主要海域,最终建立起一套确保日本国家安全、经济等利益的海洋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在新的国际海洋新秩序中成为海洋大国。这对未来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中国的海洋国家权以及国际海洋秩序的形成产生诸多影响。     

ANT理论视角下的绿色气候基金组建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分析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相互博弈而动态构建的异质网络过程。在绿色气候基金组建过程中,各方通过博弈,或用本国语言来表达别国利益,或成功转译别国利益,或本国利益被他国转译,体现了行动者网络中各行动者为达成整体目标利益而进行的复杂协调,从而维护整个联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恰恰是转译模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转译模型为基础,各方达成共识,完成利益转译,实现联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协商与妥协,同时积极寻求客观公正且富有社会和政治激情的联盟代言人或代言团体,正是绿色气候基金各成员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要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技巧性地转译别国利益,尽可能多地吸纳同盟者,并设法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网络代言人。     

超越国家利己主义：气候变化与生态价值观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主权国家过多关心国家利益,极少关注相关的道德义务,造成了利益与道德严重失衡的现象。事实证明,主权国家之间缺乏道德基础的利益纷争只会使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必须促进各主权国家形成基本的道德共识,世界气候大会达成的气候变化协议才会得到自觉而有效的实施。就目前的国际社会而言,道德共识的形成需要超越国家利己主义,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政府。生态价值观的培育与普及有利于超越国家利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