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化网络意识形态渗透：活动机制·现实危害·导引路径

感性渗透是意识形态传播时代化转型的重要趋向。在现实活动中,这种感性渗透表现为巧用技术的感性传播方式、利用直观客体营造在场体验、借助感官刺激促成感性认同,实践逻辑是经“显其象”来“致其情”以“达其意”。然而,在服务于主流话语传播的同时,网络也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渗透开拓着空间,从而使网络信息场沦为意识形态博弈的赛地,技术化感性表达催生“信任异化”的共识分裂,主流意识形态对生活世界的价值领导力被削弱。当前必须坚持“立破并举”的原则,从正反两方面切入强化导引,既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接地气”“扬朝气”“养生气”,也有效揭批和防范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浸染,重塑网民的感性实践观。     

“武装到牙齿”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安全化

安全化是行为主体把公共问题或常规政治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政治实践。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安全化取向。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行政部门和媒体结成安全化同盟,通过指认存在性威胁、争取观众支持和制定安全化法案三个步骤推动了“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构建了新的安全治理秩序。安全由此成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而且,“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表现出明显的过度安全化和安全化“他者”的特征,决定了该安全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将中国构建为“敌人”的政治进程。这不仅导致澳大利亚陷入安全化的失焦性和失当性困境,也严重冲击了中澳关系。基于此,中国需要以新型国际关系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通过重启和优化外交对话机制、推动构建“中澳+X”合作模式、完善“二轨外交”机制和提升国际话语传播水平构建“去安全化”的对澳外交。     

红色影视剧中“英雄人物”该如何镜像自我

在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和资本市场的介入与关注下,红色影视剧中的“英雄人物”作为一个实践性极强的伦理型话语“存在”,在不同话语的映照下呈现出仪式化、世俗化、明星化的特征.对英雄人物身上所出现的不同伦理诉求进行分析与反思,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人人皆可为英雄”的创作观,可为今后红色影视剧中英雄人物反观自身行为、确立自我价值立场提供一定的启示.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探索及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广泛嵌入国家的行政组织体系及治理实践,正驱动政府治理朝着行政决策自动化、公共服务精准化方向转型,同时诱发出权力技术化与技术权力化的双重风险。“算法黑箱”与“算法歧视”的科技异化,导致权力监督与权利保护难题。“算法权力”的异军突起与“技术依赖”的日渐形成,亦挑战政府监管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地位。以算法公开、权利保护以及技术补充为代表的既有规制路径,因存在整体性欠缺、保护强度偏低、治理弹性不足的局限,难以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风险。未来,我国有必要通过治理理念规训算法逻辑、合理配置算法解释义务,以及保持人类理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跟进,促进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治理现代化。     

对“循环阅读”批评方式的尝试——重演《三国演义》

本文论述了“循环阅读”的操作方式及其必要性。指出,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性,不同文化门类之间的相互渗透极为明显,故而只有在特定文化语境与文本之间进行“循环阅读”才能发现文本生成的逻辑轨迹;又由于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文化话语的实际建构者,他们的文化心态与人格结构对文本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只有在文本与士人阶层具体价值取向之间进行“循环阅读”才能揭示文本蕴含的文化意蕴。作为例证,文章分析了《三国演义》的文本意义与特定文化语境及士人心态间的紧密联系,指出这部小说是在“道学”语境中用通行的士人话语对“三国”故事的重写     

新历史主义语境下重读厄普代克的《兔子,快跑》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以描写美国东部白人中产阶级生活见长,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消费文化的时代中产者婚姻,爱情和性关系的混乱,评论家称他为“社会历史变化的准确记录者。”笔者主要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分析厄普代克《兔子,快跑》中文本与历史的关系,进而得出《兔子,快跑》中文本化的历史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潜文本的重构。在重构的过程中,“兔子”哈里和作家厄普代克同时完成了自身塑造以及文化身份的认同,而文本化的历史本身又体现出了厄普代克对处于权力话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颠覆。     

网络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风险审视与治理策略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挑战,其中互联网与民粹主义的碰撞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风险。就其基本特征而言,网络民粹主义隐蔽阶级特征,突显社会矛盾;有意表现自身,潜在杂糅信息;全球传播流行,各地不尽相同。由此带来了文化、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多重风险。针对网络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和多重风险,提出治理策略：防范非主流意识形态渗透,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打下坚实基础;警惕网络霸权,为健全网络生态治理体系提供重要抓手;防止社会失序,为扩大公众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给予充分保障。在方法论意义上,要正确处理好守正与创新、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发展与安全的基本关系。     

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

本文回顾并反思了 2 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历史 ,认为从理论表述的“场域性”来看 ,它有着自由主义话语、社会进步与实用主义话语和文化批判话语的背景。同时 ,它在总体上又是顺着新闻自由的逻辑而发展的 ,这种逻辑又进一步分为政治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或经济的逻辑、文化教育的逻辑。     

数字化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探究

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关乎党的前途命运,关乎国家的和谐稳定。在全球迎来数字化浪潮的今天,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一些传统的组织形式、价值观念、文化意识及传播形式,具有不容忽视的意识形态属性。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了信息的泛滥、算法的滥用,弱化了主流价值体系的社会影响力,从而使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数字化技术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迎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可以通过技术赋能话语权,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持和理念拓展,推动数字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从而牢牢占据数字空间的制高点。     

Towards a Jurisprudence of Legislators— A Reflective Look at Contemporary Jurispruden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Law Transplantation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了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媒体融合背景下提升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论析

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表现为应对复杂舆论环境的能力、吸引高校学生关注的能力、聚合多样社会文化的能力和引导主流价值观念的能力,具有包容性与主导性相统一、新颖性与深刻性相结合、权威性与民主性相协调的鲜明特征。从实然角度看,当前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在主体领导力、内容吸引力、媒介聚合力、环境导向力方面还存在不足,为此,需要通过有效建构引领主体、合理设置引领内容、整合建设引领媒介、综合改善引领环境来提升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     

“双向嵌入”视角下美国对湄公河水资源问题的介入

2020年9月，“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正式启动，取代了由奥巴马政府发起的“湄公河下游倡议”，水资源合作成为该新机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湄公河水资源问题上，美国的战略意图日益明确，合作路径也持续更新，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拓展，给中国周边安全埋下重大隐患。因此，美国对湄公河水资源问题的介入，成为当前中国周边外交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尝试提出“双向嵌入”分析框架，认为美国对湄公河地区水资源问题的介入是治理和竞争双向互动的过程，在“治理整合”维度上，主要是以其资金和知识的优势提高治理能力为基础，以整合共同利益强化利益合作为动力，以及时抢占时机扩大舆论引导效果为手段来介入湄公河地区水资源治理。在竞争驱动维度下，美国主要是以加强双多边伙伴关系来扩大地区影响力，以升级机制建设来谋求“制度霸权”，以价值观和话语的双重输出来推广其治理理念，从而在“影响力”“制度”以及“理念”三个方面完成对中国的竞争。     

“后真相”舆情事件的发生逻辑及治理路径

“后真相”舆情事件是一种有目的地将情绪和主观价值取向嵌入现实热点事件进行信息再生产,并通过社会化媒体聚合和发酵所产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随着数字化媒介技术的勃兴,中国社会民生和治理领域中的“后真相”舆情事件频发且极大地颠覆了大众的认知结构,消解了大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社会矛盾凸显、“注意力”资本运作、技术赋权是“后真相”舆情事件发酵和蔓延的三股推力,对此,只有构建公平正义的利益格局,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集聚空间和辐射效应,完善和优化信息传播机制,才能有效抑制“后真相”舆情事件的发生及蔓延。     

存在的负担——贾樟柯电影剧作的主题分析

本文指出了贾樟柯不媚俗、直面现实进行创作的态度是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乃至文艺创作的正确态度;分析了其中体现的贾樟柯对当前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进行的双重超越。《小武》、《站台》、《任逍遥》均表达了作者感知的“存在的负担”,并以小人物的实际处境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批判;但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小武》,小武的形象具有打动人心、甚至移易人心的感染力和感召力。而《世界》则在创造自身话语与认同主流话语之间游移不定,缺乏一种人物应具有的持守,因而显示出了创作上的不足。     

中西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与比较——兼论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成因与镜鉴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制度,中西方在国家治理若干基本逻辑方面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市场逻辑、选票逻辑和对抗逻辑主导着西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呈现出民本逻辑、国家逻辑、选贤逻辑和协商逻辑交织而成的治理取向。在各自国家治理传统与基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西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治”,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结构中的协商与共治”。当前,西方国家治理普遍遭遇系统性困境,这是其固有的国家治理逻辑在新环境中演进失衡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至新自由主义和治理理论兴起等因素造成的“国家缺位”问题。在西方国家治理陷入系统性困境的背景下,现代治理理论出现了明显的“国家转向”。我国应以西方困境为镜鉴,立足于发扬国家治理的中国逻辑,致力于构建彰显自身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进程也有助于推动形成超越西方治理理论、更具世界性意义的现代治理理论。     

基于ChatGPT的智能传播发展挑战与应对策略

ChatGPT的推出代表着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重大突破,从单模态到多模态的大模型迭代,其使用范围被极大拓展。作为生成式预训练机器人,其激发的生态性变革将深刻影响传媒行业,重塑智能传播理念与应用,并引发各类风险与挑战。在传播主体上,生成式预训练机器人将引发技术可否成为侵权法律主体的争议;在传播内容上,生成式预训练机器人存在生成偏见与不公内容的风险;在传播受众上,生成式预训练机器人存在泄露用户隐私的风险;在传播效果上,生成式预训练机器人将加剧数字和知识双重鸿沟;在传播优势上,生成式预训练机器人的国内外研发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需追随技术发展应用,通过伦理和法律责任主体的明晰,对偏见和误导信息生成的整治,隐私保护和安全防护的提升,普惠信息能力与素养的建设以及资本与技术研发资源的集中,形成多元有效的应对策略。     

社会科学之“创新”浅析——中国社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系列研究之二

如果历史是以话语形式表达的人们的理解,那么历史跨越时空的特点就使其本质上成为某种书写形式的文本。没有前人的文本“资料”,我们就无法借助话语制造“现实效果”,因而就无法生成新的文本,历史的踪迹是复杂的和互为文本的,文本生成着文本。根据哲学诠释学的观点,意义并不内存于文本,而是存在于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之中,因此文本并不拥有先天一致的形而上意义,读者应该自己借助文本生成出意义。对于历史文本来说,它的价值实现与其说有赖于作者的工作,不如说有赖于读者的努力。①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历史传统是人们存在和理解的基…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挑战及优化路径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洞察时代发展形势和全球治理态势,贡献给世界的思想公共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化解全球治理失序的现实危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人类文明未来叙事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的应有之义。但不可忽略的是,西方话语霸权的遏制与刻意曲解、多元文化差异引发的价值认知偏差、逆全球化思潮涌起及中国自身对外传播能力的局限性,使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应提升国际传播力,向全球公众准确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消解其他国家的曲解与误读;立足中华文明,探索适合自身文明特色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路径;促进互利共赢,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超越;深化全球性交往,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搭建实践平台。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防控意识形态风险和挑战，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重大问题作出针对性部署，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在话语权威、话语基础、话语叙事、话语阵地、话语标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五位一体”的整体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坚持创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坚持话语批判与话语建构的有机统一，引领意识形态话语走向。     

墨家逻辑及其在中华文明话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套可信度高、具备强大说服力、能把道理讲清楚并表达出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其背后一定有彰显民族特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论证方法作为强大支撑。中华文明话语体系背后的逻辑之魂,主要就是墨家逻辑。在语形层面上,墨家“故、理、类”“三物”逻辑思想构成了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说理方式;语义层面上,墨家“明是非”的取“当”求“是”思想构成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中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的统一;语用层面上,墨家“两而勿偏”的权衡思维原则构成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中具有鲜明政治伦理特征的应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