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治国情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促动

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迅猛，“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权从政治性宣告向司法实现的进一步转型。从人权司法化问题的明确提出到现在，中国人权事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人权观念认可阶段、人权立法保障促动阶段和人权司法保障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国情从所依之“法”到所治之“国”均发生了诸多变化，促动着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法治国情所依之“法”的变化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正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正从“政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思维方式转换。法治国情所治之“国”变化显现为：“中国梦”将深刻促动中国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化对依法治国有更高要求；主要社会矛盾转变对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当前，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必须立足现有的法治国情，其现状也是现有法治国情的组成部分，在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法治国情的发展，而法治国情的发展又进一步促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

京剧《四郎探母》讲述的是宋辽两国交战，主人公杨四郎身处两个家和两个国的伦理困境中，而铁镜公主、佘太君、萧太后等人对情义的认同和坚守最终成全了杨四郎探母乃至回令的故事。晚清至民国，京剧《四郎探母》在民众当中十分流行，广受欢迎，但1949年之后这部剧却经历了四次大讨论，并屡次被禁演，而在解禁后又长演不衰。对四郎的同情和理解与对四郎“不忠不孝”“叛国投敌”的批评和斥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认为，京剧《四郎探母》所表达的传统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而人们也正是通过以情理为基本取向的社会行动最终铸就了一个以情理为基本精神的社会结构。情理的根本是人伦，人伦精神贯穿于家国社会之中。     

初中历史教学如何渗透家国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就是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树爱国之志，践爱国之行，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永久奋斗之精神奋进新时代。     

风云变幻下的文人抉择

正家国易主,触动最大的莫过于最最多愁善感的文人,是随波逐流,还是宁死不屈?是俯首称臣,还是口是心非?就在这一面临抉择的时刻,明末的文人早已不是宋代理学教养下同出一辙的文人了,就其表现也绝非简单的一个概念所能综述,其情态之多样,行为之矛盾、思想之复杂,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代。     

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传承山大基因 培育时代新人——山东大学立德树人工作纪实

山东大学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刻理解“国之大者”精神内涵,以政治方向领航育人导向,以育人品牌擦亮工作特色,以制度建设激发育人效能,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工作载体、改进工作方法,坚持“五育”并举,完善“十大育人”体系,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崇实品格、担当精神、创新素养”山大基因的时代新人,打造更具特色、更高标准、更优质量的育人模式——山大样板。     

西方国家社会建设与管理的若干经验和教训

西方国家经过100多年的社会建设、制度调整以及法律与政策的制定,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延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从马克思主义来看,我国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民生保障为基础的、以共同价值观和善的理念为核心的共同体。因此,从民生建设到道德体系的提升过程,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目前以民生为核心的社会体制建设,仅仅是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初步阶段。在建构民生体系时,必须从实际国情出发,在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和管理体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文化创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策略研究

自媒体时代背景下,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软件对大学生学习、生活、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既体现在大学生意识、行为的层面,也体现在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层面.以自媒体为导向开展的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为其教育的有效性实施拓宽了路径,但与此同时,也凸显出当前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不足的问题.对此,立足于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实施的重要性,从自媒体时代给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带来的机遇及挑战两个维度,分析自媒体时代对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的影响,并提出自媒体时代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的实践路径,旨在实现自媒体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的良好模式.     

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思考

目前,福建省各地逐步在建立实施城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依法维护和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权益的需要,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多吉才让部长去年在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上明确指出了“以建立和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是1998年民政工作的首要任务。因此,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势在必行。但是,实施该项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务必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加以摸索、探讨、总结和完善。     

明代官员“乞休”中的家国观念与自我认同

士大夫乞休现象自古有之,见诸史册始于唐武宗会昌六年,有唐一代并不多见,宋元仍不明显。依据《明实录》等史料统计,明代从正统年间开始士大夫乞休现象逐渐勃发,明代中晚期以后呈逐渐增长态势。依据政治情态分析,士大夫乞休分为个体乞休与群体乞休、主动乞休与被动乞休、文官乞休与武官乞休等几大类别。三品以上中央文官是乞休士大夫的主体。明代中期后,群体性乞休现象代表了士大夫群体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士大夫家国观念中"家"与"族"的观念逐渐浓重,士大夫自我实现途径多元化,"家国同构"观开始进入分裂状态。"国"并非士大夫自我实现的唯一和最好的途径,士大夫开始在族群结构和家族结构中审视和寻找自我认同的渠道。明代后期士大夫家国观念的变迁最终促成中国地方社会士绅阶层的形成和稳定。     

帝室与外家：西汉政治中的家族伦理

随着先秦封建宗法的衰败,秦汉帝国建立了皇帝制度。与之相随的,是西汉外戚势力的极大发展。从这一现象出发,本文试图探寻出一条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新思路。基于对“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等史料中外戚受爵人数及方式,外戚为官者人数等的统计分析,并结合具体历史文献,本文认为,西汉外戚通过“以亲受爵”的方式广泛地占有社会身份等级中的上层地位,并占有三公九卿、“大司马***将军”等官职中相对大的比重,影响着整个西汉政治的发展。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同西汉分封同姓诸侯国所造成的中央势弱的“形势”有关,另一方面根源于以“亲亲”与“义”为根基的家族伦理,后者维系着姻亲家族间的支持,从而为西汉帝室与外戚之间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可以一窥西汉政治中“家”与“国”的同构性。     

高中历史教学的家国情怀教育渗透

家国情怀教育的有效开展,能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意识,在高中历史教学课堂,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本文结合教学实际,分析了家国情怀教育的内涵,总结了具体的培养措施,希望分析能够为学生日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董仲舒“独尊儒术”背后的话语陷阱——儒家公共话语建构的可能进路

董仲舒大一统宇宙论的建构和君道理论的完善,标志着儒家政治哲学的成熟;围绕权力的来源、运行、制约,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然而家国同构、伦理与政治高度重合的集权政体中,政治话语实际上成为公共话语的主要内容。“儒学”经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沦为“儒术”,理论层面的“君权天授”最终导向现实中的“独尊儒术”。近代以来,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儒家思想重新参与公共话语建构,获得了新的平台与机会。儒家道德伦理在公域、私域之间的密切关联,对解决当代不同话语体系对立所造成的困境,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与优势。立足心性修养与仁善伦理,提供具有本土意义的人文语境和经验智慧,才能塑造真正关怀人的文明话语和生活话语。     

黎川县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小记

近年来,黎川县始终把关注民生、保障民生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积极实施＂民生帮扶工程＂,创新救助制度,强化规范管理,不断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与出路

在全球体系的视野中，社会学的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运动，乃是社会学话语的“依附国”力图摆脱对“发达国”的学术依附地位的一种集体诉求。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乃是一种学术民族主义运动。在这种运动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外部效度问题成为“依附国”的学术群体所攻击的靶子。通过寻找和创立更具有效度的、更能解释本国实际的理论，学术“依附国”获得了独立于学术“发达国”的话语权利。这种类型的“本土化”，是合乎情理的。 　　从学术“依附国”内部的视野来看，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本土学者与海派学者之间所进行的学术资本和话语权利竞争的一种体现。     

实质法治:中国法治发展之进路

法治既是国家的政治理想,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划分是理解法治这个综合性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当下,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阶段,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必然要求所追求的法治是一种实质法治。当前,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人权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改革体现了实质法治正在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由之路。     

论健全完善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保障制度

我国现行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保障制度尽管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适应代表制度发展完善的需要和远景来看,仍有种种不足。健全完善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保障制度,需要从完善代表的生活保障权、言论免责权、人身特别保障权的保障制度、完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时间和物质保障措施以及加强有关服务机构建设和完善专职助理制度等方面入手。     

全球发展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

全球发展倡议是继“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倡议。如何推动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全球发展倡议需要有序推动制度化建设,国际制度和组织是全球层面合作的主体平台,从国际制度层面审视和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利益、规范、话语和过程是全球发展倡议制度建设的基本考虑因素。其中,利益共享是制度建设的基础,规范共融是制度建设的优势,话语共通是制度建设的保障,而过程共创是制度建设的特色。全球发展倡议的制度路径主要包括通过现有国际制度进行推动,新建专门性的全球发展倡议组织以及打造基于“倡议+”的国际制度对接模式。全球发展倡议的制度性安排要以“一带一路”制度建设为核心,以周边地区制度建设为首要,以联合国制度对接为主导,以非正式制度为突破,通过制度建设展现一个更加普惠、平衡的全球发展图景。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制度缺失与家国利益--晚清内务府腐败问题探析

晚清内务府以腐败著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设计及现实执行的种种缺失,即内务府管理的封闭性、监督机制的失效、内务府大臣整体素质的降低及皇室的奢靡与包庇。作为满洲特权的某种象征和代表,腐败不堪的内务府成为时人诟病清室的口实。随着清末民族主义的觉醒和立宪运动的展开,整肃、改革内务府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凸显了当时的满汉矛盾与家国利益冲突。而清室对于内务府腐败问题缺乏有效应对,也构成其丧失人心、走向覆亡的一个内在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