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新辨

一、“意”是可以分析的 言意之辨作为中国哲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热门话题,盛于玄学兴起的魏晋南朝时期。言意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客观事实,言意之辨并不是某些人造做出来的论题,而是有现实根据的。讨论言意关系的文章不绝如缕,于今尤盛,这益发说明了言意关系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重要的实际问题。 辨言意关系的文章尽管积案盈箱,而其论旨归纳起来不过三种,即“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和“言尽意”论(参阅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     

言意之辨在王弼经典诠释中的运用及其方法论意义

王弼对言意之辨有明确的方法意识,他总结和发展了言意之辨中的得意忘言论,并将之用于经典的诠释,从而阐发出其玄学新意:以之诠释《周易》,一扫汉代解《易》的象数传统,而开解《易》的义理一途;以之诠释《老子》,则建立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玄学体系,是对汉代宇宙生成论的超越;以之诠释《论语》,则将以无为本、崇本举末的本体思维方式融贯其中,开以玄理诠释儒家经典之先河,为儒道会通开辟蹊径.王弼以之构建起有系统的本体论玄学是言意之辨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个从玄学向美学转化的论题——论“言意之辨”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每一次哲学的变革,必然引起美学的变革。魏晋六朝文论的崛起,无疑和当时思想的解放和玄学的建立密切相关。其后,玄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如玄学的“言象意道”“形神”“本末”“质用”“有无”“一多”“情性”“气”“自然”等理论,后来逐步转化为美学的概念和范畴。当然同样的概念,在玄学和美学里内涵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玄学对美学的影响以及两者之联系与差异。魏晋玄学的“言不尽意”论发展成美学上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前者认为语言有局限性,无法完全准确地表达思想意识;后者则主张努力转化语言的局限性,使有限的语言能表达不尽的情韵。两者差异很明显,但后者又确发韧于前者。本文试图就言意之辨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这一论题,从玄学和美学的交叉点去探讨“言不尽意”论如何从玄学向美学转化,以此窥见玄学影响美学之一斑。     

言意之辨与山水诗的产生

山水诗的产生问题,学术界总有人认为与玄学无涉。笔者认为山水诗在魏晋的兴起,恰恰是玄学“言意之辨”的结果。(一)     

言意之辨与隐秀之象——论正始诗歌的意象表现特征

正始诗歌中的意象表现,深受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隐秀之象”。“隐秀之象”的特征为圆融会通与圆融蕴藉,前者既有象征意义,又不拘泥于某一确指之义;后者则既有所指,却又不明示,表现为委婉、含蓄、朦胧而多义。正始名士重“意”,主张“得意忘象”,但亦不绝弃“象”,而是要求“寻象以观意”,从而形成诗歌创作中意象融合、形神互济的表达方式,即在形象的描写中,追求意的深邃以及神的远邈     

言意之辩:诠释与评论

本来意义的“言意之辩”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关于言意关系的论述实际上是由中国哲学家集体完成的。从《周易》、《论语》、老庄到王弼,言所不能尽的“意”绝不仅仅是人脑中的某种观念与意念,它首先是一种形而上的本体,超言绝象,不可言说。因此,言意之辩所涉及的首先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其次是人生哲学,再次是知识论和语言哲学。基于这一认识,文章先对中国哲学中的“言意之辩”进行梳理和重构,将其分为三种观点: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尽意;然后讨论了言意之辩所显示的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诸多特点,具体表现在出发概念或论题、基本态度或价值取向、方法论、文本形式等方面;最后概略讨论了言意之辩在中国哲学与文化中造成的影响。     

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与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魏晋"言意之辨"缘起新论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中心论题,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理论和方法。魏晋“言意之辨”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既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石———“言尽意”论和“象尽意”论———及其经典诠释方法的解构和颠覆,同时也是对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既不是玄学家发现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学家用于本体论哲学体系建构的“新方法”。“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兴起,以“言(象)外之意”的发现和“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从儒道佛玄看“言”、“意”之辨及其影响

一、言意之辨及其影响中国文化有一个“重意”的传统。所谓“重意” ,即强调主体在一切精神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和地位。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 ,中国美学历来把艺术形象看作意与象的融合、统一 ,从不离开主体的“意”去侈谈所谓纯客观的艺术形象。在中国美学的概念中 ,有“写意”、“尽意”、“意匠”、“意象”、“意境”等范畴 ,这些概念都是从不同角度说明 ,在审美创造中意与象的内在联系 ,而就其哲学渊源看 ,显然接受了《易传》关于言、象意理论和《庄子》关于言、意的论述的影响。老庄对“言”与“意”关系的理解与对“道”的认识有关。老庄…     

《周易》治政论略

《周易》是西周时期的卜筮之书，由于经孔子之手进行了整理和阐述，于是便成为儒家经典。后世出现了《易传》，《周易》便又包含了“经”、“传”两个部分。而《周易》也便从单纯的卜筮向哲理方面转化。汉代定儒学为一尊，并将《周易》作为六经之首。所以，作为封建统治的基础理论之一的《周易》，在整个封建时代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本文就《周易》在治政方面的功效进行了概括的论述，以便以一个侧面说明儒家学说对封建政治的指导意义。     

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

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末玄学,以郭象为代表的西晋玄学和以"江左名士"为代表的东晋玄学。其中,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代表着魏晋南北朝庄学著述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主要包括王弼等人的言意之辨、阮籍《达庄论》中以文学笔法阐释《庄子》、郭象《庄子注》中的文学阐释以及玄学清谈中的《庄子》文学阐释。虽然此期的庄学著述基本上还是以庄子的哲学思想阐释为主体,其文学阐释尚属次要的、连带的和有限的,但在整个《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上却开启了《庄子》的文学性研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玄学的产生原因与分派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代(公元220—420年)的主要哲学思潮.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幽深微妙的意思.扬雄的著作称为《太玄》.魏晋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推崇《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三玄”是玄学的经典.当时的玄学家多是所谓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当时出现这种思潮是有政治原因和思想原因的.一、产生玄学的政治原因探讨玄学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问题.我     

言意之辨的方法论意义与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

宋明理学“摆脱汉唐,独言义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它的“新”既体现在“理本论”的哲学形态上,又体现在思维方法上。而之所以能够从“本然之全体”上实现为“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理论建构,则集中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综合运用上。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和“存天理”的原则下,以“言意之辨”所蕴涵的“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和“圣人体无”的本体直觉方法以及“辨名析理”的逻辑方法,解读儒家经典,重构儒学体系,弘扬儒学精神,则是理学家之所以能够超越汉唐而实现综合创新的深层原因。     

《周易》“知止”思想析论

《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为人们的进止选择提供参考。《周易》亦是一部义理之书,为人们明道而知德奠定思想基础。《周易》中蕴含着丰富的“知止”思想。首先,按词性分类,《周易》之“止”的含义可划分为名词、动词、状态词。其次,对于人何以能“知止”的问题主要从能力与需求两个方面展开。最后,《周易》经、传亦存在对人应当如何“知止”的回答,对于我们在当今时代思考人生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道:宇宙本体与价值论的统一

做人必须遵守一定的规矩。制定这个规矩到底应该以什么为参照坐标 ?《周易》与其他几部重要经典有个一致的结论 ,即价值标准应该以生生之源为参照坐标。生生之源 ,在《周易》里被表述为自然存在的道。道在《周易》《论语》《道德经》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天地万物从这里发源 ,人的价值标准从这里诞生。老子主张“人法道” ;孔子说“朝闻道 ,夕死可矣” ,价值至境与宇宙本体在《周易》与儒、道两家的文化里是统一的。如何做人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如何做事也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内 ,同样有一个“该不该”的价值判断问题     

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

魏晋玄学思潮衰落之后 ,其哲学精华活在儒、释、道 (教 )的理论创作中 :玄学的哲学范畴和“形名学”、“言意之辨” ,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义学语言环境和思维方法 ;玄学本体论流派的哲学思辨使道教哲学由粗糙走向精致 ,元气论流派的生命哲学则培育了士人的本土宗教情感 ;玄学促进了南朝经学向义理化方向发展 ,其潜在的“体用”、“性理”、“内圣外王”观念 ,对北宋理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     

"立象尽意"之意:元文化之源

中华元文化是源于自然的文化 ,源于自然的文化使早期的中华民族辉煌于整个世界。大自然对人类是公平的 ,能不能从其中吸取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道理 ,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意” ;这个“意” ,是人与自然主动沟通之“意”。这个“意” ,是人和谐自然的创造之“意”。有了这个“意” ,才能有创造出和谐自然的人生之道 ,以及利用自然而不危害自然的生产生活之器。这个“意” ,在《周易》中被表述为“立象尽意”之意     

佛教言意观与南朝文论家的语言艺术论

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的主要论题之一，它对东晋南朝佛学理论的影响无疑是显著的。但也应看到，佛教对于言意关系问题有独特的认识和思维特点。论者对佛教言意观的评价差异颇大，如袁行霈先生认为“早在东晋南朝时期，佛学与玄学融合已采取寄言出意之旨”①，而王钟陵先生则认为在言意关系问题上“在佛教徒这种玄学化了的佛教哲理语言之中的是对世俗生活的彻底鄙弃。在佛性的光轮之下，佛教徒们表现了对人类智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野蛮的否定”②。后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而前种观点则未尽其详。本文试就佛教言意观的基本特点以及其对文论的影响…     

“假问”与“托迹”:《论语》的一种经典诠释法

《论语》中有一些关于孔子弟子弊言弊行的记载。围绕有关人物“心”“迹”之间的冲突,经学史上曾有过多番的辩解。就“宰予昼寝”一事来说,魏晋学者以“假问”与“托迹”为思路,将其中宰予和孔子的言行诠释为“假托”。详循其间的诠解方法,可以追至魏晋的言意之辨。在引入经典人物“心”“迹”问题后,言、意问题的思考重心逐渐转至对真与假、虚与实的辨析,并将“意”之探寻转向圣贤之“心”的体悟。“假问”与“托迹”作为一种经典诠释法,在疏解经典诠解困境、拓宽诠解空间外,亦有助于重审儒家经典之性质,构建出一条理解圣贤的“心”学进路。但此种诠释法也存在着走向寓言式解读的风险。     

王弼“性其情”浅释

王弼是魏晋玄学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以其《周易注》、《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倡道家之旨,创以无为本之玄学思辨体系。于玄学思想而言,王弼有创基之功,而就情感理论而言,王弼之功绩亦不容小觑。王弼在其玄学理论论述过程中对于情感理论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倡言“性其情”,主“圣人有情”,对于中国哲学的情感理论(尤其是魏晋情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以下将结合王弼的“贵无”之说,对其情感理论做简要的梳理。     

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

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如果说,佛教的中国化集中体现为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的魏晋"言意之辨"则既是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推动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动力机制和深层原因,而这不仅体现在"性空本无"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上,而且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直接运用上和"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直觉思维方式的价值选择上.可以说,没有魏晋"言意之辨"的重新崛起,也就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而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也就没有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