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一”臆解——关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一项比较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所云“太一”(大一),实际上是作为哲学概念的“太一”,亦即“道”之别名.“太一”之义,大致与《老子》之“道”、马王堆帛书《道原》之“恒一”、传世本《周易》之“太极”、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之“大恒”、《礼记》之“大一”、《孔子家语》之“太一”相仿佛,亦可与古印度吠陀经典《梨俱吠陀》之“唯一”参差比拟.它们是古人在探索宇宙生成、万物起源时所赋予的唯一的终板的根本者,惟因学派不同,故其称谓各异.追根溯源,“太一”说实属古中国“公共思想资源”之一,并非某家某派之专利.     

“太一”考论

传世典籍多见“太一”一词,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更有珍贵的道家佚文《太一生水》篇.那么,“太一”一词到底何时开始出现?它有什么内涵?后来又有何演变?考察典籍可知,“太一”出现的时间在春秋末期或战国早期,是老子开创的哲学概念,其最初的意义为:物体形之大者和时间之最初者,为万物之终极起源.首论“太一”思想的《太一生水》赋予了“太一”至上性和绝对性,“太一”因此而被后世附会为神名,后又因神名而附会为星名.而将“太一”作为避兵祈福神始于西汉早期汉文帝时期.     

《太一生水》篇的宇宙图式及其文化哲学阐释

“太一生水”的宇宙化生图式是一个既有类分又有互渗交合性的图式。图式分为“反辅”和“相辅”两个化生层次,在寻找到宇宙的绝对起点后,则主要运用了类比互渗的思维建立起结构与化生机制,是在扬弃宗教巫术文化的世界观和吸纳阴阳五行的宇宙观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更具理性化、哲学化的宇宙化生图式,对道家哲学和宇宙论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哲学精神上的影响。     

论《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是对老子道、物二元论的解释

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是道物二元论,<太一生水>是对老子宇宙生成论的阐释与发挥.太一与老子的道是同一个概念,道就是规律.由于老子"物形之"之"物"没有明言,庄子把"物"理解为气,而<太一生水>把物分别解释为水、气、阴阳二气.水作为万物本原的思想,以及天地未生以前只有水这一传统观念,及老子哲学重水的特点,导致了<太一生水>作者对"物"的选择.这种选择也影响了后来的道家学派时老子的解读.     

哲学作为哲学——对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

“哲学是什么?”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哲学作为哲学”这一重言判断,要从关系中去理解。“哲学”与“科学”都运用概念;但“哲学的概念”是“辩证的概念”,它自身变化发展。“辩证的概念”为“自由的概念”,以“自由概念”建构起来的“哲学大厦”,是“可移动—可变化”的“自由大厦”。概念是“自由”的,亦即概念为“创造”的。“哲学”为创造性的学问。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没有常规工作”的“科学”,“哲学”只是严格意义上“范式”的科学。在某种“哲学原则—范式”指导下进行的对具体问题的“解题”工作,主要是“科学性”的,而科学家在进行“范式转换—科学革命”工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做“哲学性”工作。     

郭店楚简《语丛》《太一生水》的“身体隐喻”

在郭店楚简《语丛》《太一生水》文本中,存在着三种身体隐喻模式,其一为己身隐喻,以肉身为概念产生的理据;其二为阴阳耦合隐喻,以身体-两性关系为隐喻逻辑,形成概念对子;第三为孳乳隐喻,由元概念孳乳产生子概念,并进一步衍生出家族概念体系。其中阴阳耦合隐喻与孳乳隐喻常常互相包含、交替进行。这三种身体隐喻模式,是中国哲学概念产生与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古代训诂学术传统的根本特征。     

"前哲学概念"的"气论哲学研究"--评曾振宇著《中国气论哲学研究》

曾振宇著《中国气论哲学研究》认为“气一直是一前哲学概念” ,进而认为“‘中国有哲学’为一虚假判断” ,这一观点与其书名的矛盾 ,带有“前逻辑”的性质。曾书的概念理论基础是经不起推敲的 ,可以说它是“前哲学概念”的 ,即它对哲学概念的了解和使用是一知半解、粗疏、混淆的。曾书无视、曲解前人的研究成果 ,而且存在抄袭的问题。     

《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和天空形态观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是一篇关于宇宙生成和天地结构的楚国道家遗文。它以“太一”(“道”)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以“太一”和“岁”为起止,用辩证的方法论述了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和各级生成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了“水”的重要地位和“神明”的作用。但它关于天空形态的看法既与“宣夜说”有关,又与“天圆地方说”有关。     

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在金岳霖关于“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的论说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把哲学视作理论和概念体系,哲学史的书写是叙述不同哲学流派的基本概念、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历史的.但是,哲学不仅表现为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还意味着哲学活动或哲学实践.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既可以是对已有的哲学理论和概念系统的书写,也可以是对以往哲学活动的书写,即“做中国哲学的史”,这就凸显了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也扩展了“中国哲学史”概念的含义.“做中国哲学的史”这一概念更贴近中国哲学智慧的特性,更能体现中国哲学史不同于西方哲学史的特色.通过对“做中国哲学的史”的书写,可以唤醒人们过一种哲学生活的兴趣,开启人们实践哲学、体察智慧的情趣,从而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哲学的意义和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     

感叹句中“多(么)”、“太”的语义、句法、语用分析

本文从语义、句法和语用几个方面比较分析了感叹句中“多（么）”和“太”的差别,认为“多（么）”着眼于描述现实的性状、含有夸张的语气;“大”含有比较和确认的语气。“多A啊！”和“太A了！”的结构不同。会话中两者有不同的语用功能。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