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意识分裂性

<正> 一对十九世纪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基本美学性质,历来有不同看法;如心理小说、忏悔小说、悲剧小说、思想小说、复调小说等等。其中“复调小说”是苏联著名评论家巴赫金在他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中提出来的,它在欧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目前我国一般人对此还不甚了解,有必要对它作番简短述评。下面就是巴赫金对这个概念的集中表述: 许多种独立的和不相混合的声音和意识,各种有完整价值的声音的真正的复调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点。不是许多性格和命运在统一的客观世界中根据作家的统一意识在他的作品中展开,而正是许多价值相等的意识和它们各自的世界在这里不相混合地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巴赫金一再强调:在他以前和同时的绝大多数研究者或者只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内容(即主题、思想、生活意义等),或者把这些东西与结构形式混为一谈,因此都不能真正穷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美学意义;而“复调小说”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     

巴赫金诗学话语中的“思想形象”论略

“思想形象”是巴赫金复调诗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话语,也是构建他整个对话理论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它源自于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的精细解读和重要理论发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普适性。透过巴赫金的理论表述,我们发现“思想形象”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点:可描绘性、现实性和对话性;弄清“思想形象”特点和内涵,既有助于人们对陀氏小说的准确阅读,又有利于我们理解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实质。     

多声部的独自——论《倾城之恋》的复调艺术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的文艺学理论,90年代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巴赫金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诗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打破了作者作为全知全能的上帝式的角色设定.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应用,特别是对我国现当代小说进行分析的并不多.其实,巴赫金的有关复调理论与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的复调艺术不谋而合.     

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类型再谈巴赫金的"未完成性"理论

文章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出发,重新审视巴赫金关于陀氏小说人物的"未完成性"理论.通过对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关于"未完成性"三大理论基础--作者统一意识的消退、主人公的思想的自我发展、主人公与作者思想的平等对话的分析,再结合<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人物形象类型化的特点,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性格已经定型即完成了.巴赫金的"未完成性"理论并不能说明陀氏小说人物的特点.     

对话，在真理中

由于我们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理解一直存在误区和盲点 ,致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对话”实践大都处于一种虚拟的状态。真实而有效的对话 ,既不可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式的“教堂”里实现 ,也不可能在民间狂欢式的“广场”上进行 ,而只能在人们对“真理”的不懈探求中生成。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文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中国人民熟悉和喜爱的俄国作家。他的小说大都译成了中文,其中多数有两种以上中译本。陀氏的创作对我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乃至当代文学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最早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新青年》杂志。1918年正月出版的该刊4卷1号上发表了英国     

存在主义文学的对位性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穆旦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先行者,中国现代诗人穆旦的诗作也呈现出存在主义本色,将两者在特定的视域中进行对位性解读不失为一种新的“问题意识”范畴.“对位性”是指两者在存在主义诗学意义(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小说诗学)上的对应与通融,具体表现在:一是尼采的“酒神式”艺术精神及其审美表现形态成为两者的诗学切合点,如果说陀氏关注的是“上帝死了”后类似于“地下室”乃至“死屋”般的生命存在状态,并通过酒神精神进行审美探究,那么穆旦诗作则彰显自由意志对生命现象的肯定,这种肯定以酒神式狂欢呈现进而获得形而上的审美慰藉.其二,与酒神艺术精神相应的是陀氏小说中的复调形态,陀氏在复调式多声部合奏中构建了小说的先验性存在结构,其中寄寓了个性的自由选择与上帝的必然意志之间悖谬关系;穆旦在非自觉的状态下将陀氏的复调性引借、融入到诗歌中,并以自我不断撕裂、不断质疑的方式、在存在的焦虑与现实的生存状态间体验着“丰富的痛苦”.     

郁达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郁达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接受姿态。与“为人生”派作家普遍看重陀氏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不同的是,郁达夫更为注重陀氏创作个性中一些更具本质性的特征,如对痛苦的宣泄,对于二重人格、变态心理的表现,对人性真实的深度探索及其冷峻的艺术风格等等。在这些方面,郁达夫的创作无疑也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巴赫金的列夫·托尔斯泰

巴赫金用传统的社会历史、道德批评分析了托尔斯泰的戏剧、小说,这些分析表明,在巴赫金的心目中,托尔斯泰尤其是后期的托尔斯泰是一位"独白"的、剌猬型的作家。巴赫金对托尔斯秦的界定旨在对小说建构方式作形态学上的区分,并进行曲折的价值判断:小说建构有"独自"和"复调"两种基本方式,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大贡献在于创造了后一种方式。巴赫金对托尔斯泰的评论除了加深我们对托尔斯泰的认识和理解外,还给了我们诸多学理上的启示。     

思想遮蔽心灵——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析疑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建立在以强调思想意识主体性为核心的对话哲学基础之上。复调小说理论只是他的思想对话理论在文艺学中的一种延伸。过于强烈的理性介入使巴赫金曲解了陀氏小说。忽视作家自我内部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以及小说人物心灵构成的多元性,造成其复调理论的片面性。巴赫金的理论建构,是社会历史批判意识与敏锐艺术感受力相碰撞的结果,这形成了其复调小说理论的复调性:在敞开思想的同时遮蔽心灵。它的深刻启示在于,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还是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接受”,都需要展开心灵世界的丰富性的探询。     

都达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郁达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接受姿态.与"为人生"派作家普遍看重陀氏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不同的是,郁达夫更为注重陀氏创作个性中一些更具本质性的特征,如对痛苦的宣泄,对于二重人格、变态心理的表现,对人性真实的深度探索及其冷峻的艺术风格等等.在这些方面,郁达夫的创作无疑也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从理性批判到物化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的批判深刻影响了卢卡奇对合理化、物化等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理性使人失去个性而得到确定性,并且使个体之间失去了团结与爱的理由。卢卡奇认为,物化使人屈服于异己的必然性,使人成为孤立的原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希望取代神的人即“人神”是维护理性统治或“第一伦理”的人,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卢卡奇笔下现代社会中无力的旁观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团结与爱”或“第二伦理”以及卢卡奇所理解的阶级意识,使个性与联合成为可能。但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卢卡奇对现代性的解决方案带有了伦理的色彩,对合理化、物化没有做出全面的评价。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与列夫·托尔斯泰齐名的俄国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称他是“第一个伟大的小市民小说家。”高尔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争辩的,就艺术表现力来讲,他的才华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社会心理小说的创始人。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其主要作品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罪与罚》。 今年11月11日是陀氏诞生160周年,2月9日又是他逝世100周年,苏联将广泛开展纪念他的活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81年的重大节目表中也列入了这位作家的纪念日。苏联《外国文学》杂志今年一月号刊登了该刊为纪念陀氏而举行的座谈纪要,发     

狂欢式的思维和艺术思维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所形成的狂欢式思维对文学艺术思维有巨大的影响。狂欢式思维有别于抽象思维而接近于艺术思维,有别于独白思维而接近于对话思维。在狂欢式思维的影响下形成的复调思维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思想的对话领域和生活的对话领域,揭示出多元和矛盾的资本主义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性理论及其对工业文明的批判

人性理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理论的基础,他对人性的深刻分析影响了整个俄罗斯哲学的发展。他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人性中内在地具有非理性的东西。这是他批评科技理性对人的主宰,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性的扼杀的出发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提出的“自由还是面包”的问题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主体间性世界

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的关注,其实是他对创作者与他人的主体间关系的关注的反映。主体间性理论深切关注自我与他人、世界之间的平等关系,在审美领域里,作者与主人公相互之间不再是客体性的"我—它"关系,而是主体间性的"我—你"关系。创作者、接受者和主人公之间通过文本进行"审美交往",文本世界中回荡着不同主体间的异质共存的声音。     

论中国经验的表达与复调叙述话语——以莫言等人为例

中国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内核;中国经验的表达,是当代文学走向自立的不二良法。然而如此重要的中国经验表达,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没有解决的问题。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以及巴赫金的理论,一种叫做复调话语的叙事形式横空出世。西方的叙事形式,看似与中国的经验表达水土相异,然而实际上却有可能是解决问题最关键的钥匙。本文将试图分论中国经验的复杂性与复调话语的艺术特性,并将二者结合,辅以当代文学中莫言等作家的创作实绩,探讨复调话语对于处理中国经验表达的作用。     

陈述与话语－《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基点

话语:从巴赫金/伏罗什诺夫、阿尔杜塞、拜肖到福柯 “话语”这个术语始于巴赫金,其后的伏罗什诺夫、阿尔杜塞、拜肖、福柯等人也对这上概念进行了自己的阐释。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表明,他不会囿于语言形式的分析,而是着重对语言的社会历史性的分析。正是在此基础上,他     

另一种声音——谈莫泊桑《项链》的“复调”倾向

俄国文学评论家M.M.巴赫金在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首次提出了“复调”理论.“复调”,或称“多声部”,原是音乐术语,指由几个各自独立的音调或声部组成的音乐.巴赫金认为,传统文学中的艺术特征是“独白型”的,即人物的描写、性格的刻画、行为的显示都是从叙述者(即作者)的统一意识里出来的,人物的思想、观念、行为都紧紧地镶在作者的态度、评价、言词的框架里.作者的联结点是一个用独白的基调领会和理解的统一世界里的各个完成了的人物形象.而在复调小说中,一些性格和命运在统一的客观世界中并不根据作家的统一意识在他的作品中展开,而是许多价值相等的意识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巴赫金“复调”理论引起了西方文学批评界的兴趣,并逐渐地来到了中国的文学理论的课堂上.一旦“复调”理论被应用于文学批评中,我们不免会对一些其价值早已被定位、因而安然地躺在文学的故纸堆中的作品投注以新的视线.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残酷的天才”小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称号——“残酷的天才”,在我国的研究者中间是很流行的.人们把这一称号当作是对陀氏的赞誉,或对其创作个性的概括.其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史上,“残酷的天才”这一提法本来并不是赞誉,倒是相反,主要表达对这位作家的否定性的评价.并且由此引出一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残酷”的吗?换言之,“残酷的天才”这一提法能够正确地概括这位作家的创作个性吗?不同的答案,反映了各派批评家对这位作家的不同评价.“残酷的天才”的版权属俄国民粹派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1842—1904),出自他1882年以此为题发表的长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