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异本与作品集异本——以郭沫若后期作品为例

郭沫若后期(1949-1978年)的许多诗作呈现了不同的文本形态,有的是具体作品多次修改,但没有注明;还有的是作品集就有差异很大的版本,尤其是单行本《沫若诗词选》和《郭沫若全集》中的《沫若诗词选》异本现象最为突出。     

历史考古与美学阐释--以郭沫若青铜器研究为例

郭沫若在广博深细的历史考证和文字训诂中,接触了大量的古代审美对象,涉及不少与中国美学史、艺术史有关的重要问题。郭沫若以历史学考据和文献学注释为特点,进行历史研究的同时进行美学阐释,为先秦美学史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郭沫若早期美学观与雪莱《为诗辩护》

郭沫若早期美学观受到雪莱美学名著《为诗辩护》很大影响。郭沫若把雪莱强调的想象、感情情调结合起来,再加上雪莱所说的"诗的才能所含有的"本能性与直觉性"以及"武断地由想象产生的"语言,构成了他认为是诗的"本体"的几个因素。郭沫若的艺术社会职能观,在总体性的性质和特点上,同样受到雪莱明显而直接的影响。然而郭沫若也并没有以学院派的方式完整地接受雪莱的理论体系,两者在某些方面有着明显差异。     

"寄托小说"创作方法探析——以郭沫若历史题材小说为例

五四时期创造社推出的"寄托小说"有不少问题至今仍待澄清,例如它的本质特征、跟现代历史小说的关系,以及其与中外文学是否存在某种传承关系等.可以尝试以创造社领袖人物郭沫若的历史题材小说为例,从小说创作方法论的角度对"寄托小说"进行梳理和定位.     

郭沫若早期以"泛神论”为思想内核的文化价值取向探微

"五四”期间,郭沫若一度倾心泛神论,他那以泛神论为思想内核的诗作<女神>,表现出浓烈的反叛传统的色彩,有力地配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郭沫若的泛神论哲学一方面致力于正本清源,直探中国儒家文化的本质,赞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主张吸收西方科学文化,表现为融合中西的文化价值取向.     

胡适与郭沫若译诗比较研究——以《鲁拜集》中两首诗的汉译为例

胡适译<鲁拜集>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四版第七首与第九十五首,曾引起许多同时代人的关注,并将之与郭沫若的译文进行过对比.探索胡适与郭沫若译文间的差异,进而探讨胡适与郭沫若译诗的相关问题,对于我们研究现代翻译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翻译问题和论争问题,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社工服务站为老人提供温馨服务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为老服务品质,福建省厦门市莲前街道前埔南社工服务站正式揭牌成立。今后,社区的老人便多了一个沟通互助的平台。据了解,目前前埔南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有1700多人,其中空巢老人有400余人。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客家传统文化关系——以《女神》等为分析重点

对于郭沫若文学创作思想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郭沫若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价值取向如果得不到充分的分析与定位,很多具体的学术问题就很难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女神》为“五四”郭沫若的代表新诗,当人们在解读这部典型之作时,似乎忽视或遗忘了其创作思想的另一源泉—客家传统文化.只有对郭沫若文学思想之源进行全面的审视,深入剖析其与客家传统文化之渊源,才能对《女神》思想具备切实而开阔的理解.     

郭沫若诗歌的“神话转型题旨”与文学想象意义——以《女神之再生》与《凤凰涅槃》为例

"神话"作为一种早期人类形态的元典,从来都是作家驰骋想象的文化资源。郭沫若的诗歌《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将神话的"创世题旨"与时代转型语境进行了现代性的对接和生发,激活了尘封和遮蔽的种族记忆,现代民族国家被想象成具有完美人格化形象和"会说"的主体存在群,这种文学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其文学史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郭沫若“人民本位”文艺观再认识——以历史剧《南冠草》及相关文献资料为中心

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民文艺”话语建构者之一,他在1944—1947年间明确倡导“人民本位”文艺观。以往学者主要从他的政论类文章中解读这一思想的提出、变化及价值。实际上,郭沫若的历史剧《南冠草》的创作和两次修改都与“人民本位”文艺观密切相关。郭沫若认识到夏完淳所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局限性,重新评价了传统士大夫精神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在现实中推动传统士大夫阶层向革命知识分子的转变。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建构的“人民本位”文艺观,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特质和艺术价值,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事业和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历史剧语言如何"古今共通"——以郭沫若历史剧《虎符》的修改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提出历史剧创作中"古今共通"的语言原则,既是对自己历史剧创作失败与成功的总结,也体现了在文艺大众化语境中的独特见解.相较于其他抗战历史剧,郭沫若对于《虎符》的修改主要集中在语言方面,可以从中探究其历史剧语言"古今共通"观念的形成,及相应的历史剧语言的创制和调整.一方面,在全面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中吸纳市民大众熟悉的"旧小说式的白话",成功地营造了"古代的幻象".另一方面,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历史场域转换中,郭沫若侧重历史剧语言的当代性和规范化,使之符合"今语"的新要求.因此,郭沫若提出和实践的"古今共通",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指引着历史剧语言不断创新.     

郭沫若：建国后儿童文学的护航人——以“十七年”期间《人民日报》为参照

《人民日报》作为建国后最具权威的机关报,集中性地传达中国政府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作为文化界领袖的郭沫若却在此时期此报刊上频繁强化“儿童文学”,这一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的不仅仅是郭沫若借重《人民日报》所具有的官方舆论媒介价值来履行自我职责,更潜藏着郭沫若充分尊重儿童这一群体,并通过提倡“儿童本位”的文学创作观念警示文艺工作者要随时注意内在修养,进而试图借力使力地通过《人民日报》向高层权威传递他本人对当下体制和世风的理性反思和敏锐警觉。由此,透过儿童文学护航人这一角色,郭沫若被学界定位成“侍臣文学领头人”的论断将有待商榷。     

郭沫若《女神》时期佚诗的文献价值——以《〈女神〉及佚诗》为中心

邦沫若<女神>时期的诗歌佚作是我们完整认识诗人诗歌观念的重要文献.借助蔡震先生编辑的<(女神)及佚诗>,我们可以洞察他独特的诗歌新/旧评价,把握其探索新诗艺术的基本理想,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他绝端的自由的形式主张,最终重述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的郭沫若的诗歌观念或曰邦沫若诗学.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佛道关系——以唐代长安为中心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社会,是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全国佛教、道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官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僧人道士为弘道宣教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等活动,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佛教、道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