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敞开--诗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诗学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于文本解读、分析的方法论问题.对诗学研究进行清晰的理论描述和从方法论层面探讨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诗学研究的方法、程序,已成为现代诗学理论建构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域.立足于上述的问题域,本文围绕"何谓诗学","何谓诗学研究"和"诗学研究的综合视野"三个问题,试图具体阐释诗学的理论内涵,揭示诗学研究的起点、过程和终点三个内在层次,建构诗学研究的文本/作家、文本/审美传统对话视野,从而在理论和方法的两个维度上对现代诗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做出我们的回答.     

《文心雕龙》《诗》论中的两种诗学范式

《文心雕龙》《诗》论中蕴涵着两类诗学形态 :象征型诗学范式与直感型诗学范式。前者以先秦用《诗》和汉儒注《诗》中的“兴”论为理论资源 ;后者以新起的“感物”诗和“感物”说为言说语境 ,并吸收了直感型“兴”论的审美经验。从诗学范式切入 ,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心雕龙》《诗》论的内涵 ,并超越“政教”与“抒情”的新旧之争 ,充分估量两种诗学范式价值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拓展“龙学”的研究视角。     

重倡儒家诗学的格调与神韵——李梦阳诗学再解读

在对李梦阳诗学的评价中出现了一种重格调或重情感的“二难”现象.实际上李梦阳诗学本身并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他论格调是在重倡生动有力、富于批判精神的儒家传统诗学的框架内展开的.对新兴市民文学的认同,正源自于李梦阳对传统儒家诗学的深刻理解,其思想的敏锐性亦来自于对儒家诗教中风雅颂三体之别的深刻体认.对《潜虬山人诗序》的再解读,可证明清诗学格调、神韵两派之分,颇为牵强.李梦阳诗学不能简单概括为格调论.     

试论萧纲的诗学思想

萧纲的诗学思想主要呈现四个矛盾的方面：一是在对待《诗经》传统上的矛盾。二是理论上的诗美标准和实际创作之间的矛盾。三是“立身”与“文章”之间的矛盾。四是诗技论和诗缘情论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思想体现了中国诗歌在逐渐走向形式自觉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三重价值向度

黄宗羲的“诗以道性情”说在清初诗学中独具特色。考察其诸多诗学撰述,“真”、“广”、“深”这三重向度实为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基本价值尺度。     

论明代诗学的诗性化

: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诗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功利色彩较重 ,如汉代诗学的经学化、宋代诗学的理性化等 ,而从文学本身发展规律方面来研讨“诗何以为诗”尚嫌不足。明代诗学家们在继承前代诗学成果的基础上 ,从诗调、诗格、诗神、诗道等方面对“诗何以为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完成了对诗之诗性的全面把握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黄遵宪的诗学理论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的诗学理论以“诗外有事 ,诗中有人”为总纲 ,力主以今人所见之理 ,所历之境 ,所遭之时势入诗 ,为了无生气的诗坛吹进若干时代与生命的气息。 2 0世纪初年兴起的诗界革命 ,既是对黄遵宪诗学理论的继承光大 ,又是对其诗学理论的深化丰富。     

“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

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存在，就要首先确认“东方诗歌”的内在联系，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内在联系，就要分析“东方诗学”内在结构，就要去发掘、发现它们共有的基本诗学概念。通过古典诗学文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     

含蓄诗学与诗学创新

整合明晰诗学与含蓄诗学对建构完整诗学史和诗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发掘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含蓄诗学 ,创造性地重新阐释古代文论概念 ,或创设新概念 ,提出新理论 ,是实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一条重要途径 ,也是诗学创新的重要手段。     

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

无论是在印欧语境下,还是在汉语语境下,“poetics”和“诗学”都存在着从字面上被误读的可能性。在英语语境下存在着欧美学界对“诗学”概念产生误读的三种可能性,在汉语语境下存在着中国学界对“诗学”概念赋予的四个层面意义及其误读的可能性。为了使“诗学”这个概念不再引起误读,笔者主张:诗学就是指涉文艺理论而不是“关于诗的研究”,而比较诗学就是指涉中外文艺理论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的汇通性比较研究。     

中西比较诗学再思考——以《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为导引

余虹教授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意在借助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上区分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这两个概念,并指出二者的不可通约性。他的研究为澄清这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看法。也为后学跳出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范畴,重新发现中国文论的真意提供了可能的进路。本文有意对余虹教授的这一著作进行一个有关思想史脉络的梳理,进而提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典诗学存在一种先天共有的关怀。由此构成了二者在对人的教育问题上可以进行比较的空间。     

华兹华斯诗学：快乐的本体论认定——兼论韩、欧等“穷工论”的区别

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不只是发现了创作情感的回忆性和一般性的强调了诗中情感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以非常完备的理论阐释对“快乐”的诗学地位作了本体论的认定。华兹华斯的观点成了与既同属于表现论诗学却又认定“忧愁”为诗之本体的中国古代韩、欧等所倡导的“穷工论”完全相反的诗学观。华、韩等的区别源于不同诗性主体的构成:前者从诗与生存的分离出发,以超功利的真、善、美为基本价值追求;后者认定诗与生存的一体性,以功利性的生存关注为诗性情感的本源。     

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考论

在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问题上,日本诗话作家以域外视角进行品评,虽然他们之间的角度不同,理解各异,但其中颇多精辟之见,可为当今的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域和阐释维度,亦可见中国诗文创作之风和诗论之见对日本汉诗和诗话创作的影响之深,值得我们深入发掘。     

品与思:一种精神的生成与象征

诗学即人学.在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中,<诗潮、诗人、诗艺>和<品与思>这两部论著尤其<品与思>,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纯净的诗学精神,客观公正的评价尺度和值得信赖的诗学密度.论著立足于宏博的文化视野,以扎实的学术功力,对诗歌的内部构成和文本世界进行精到的剖析,呈现出深邃、厚重和从容之美,为中国新诗研究提供一份独特的文化范本.     

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的运行轨迹探析

作为将女性主义引入诗学概念的第一人,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的基本必备条件和内外兼修方向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发展征程中都能找到踪迹。它改变了西方两百年来理论文本批评话语的惯有方式,并开辟了当代性别诗学差异与女性写作研究通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的文论研究道路。既是女权运动的重要成果,又是后世女性主义诗学解决方案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者。     

论康德美学与西方诗学传统的转变

康德关学思想开创了西方诗学发展的新方向,它改变了西方诗学的摹仿论传统,颠倒了传统的主客体的关系。论文从源头上探讨了西方诗学传统转变的动力,试图为现代及后现代诗学的研究提供更深层的理论依据。     

中西文论化合中的郁达夫感伤诗学

郁达夫的诗学是一种感伤诗学,它在追究什么样的情感才是最适合文学表达的问题上,是对中国“言志”、“缘情”诗学传统的丰富和发展,而这种丰富和发展则是中西文化、诗学激荡化合的结果。     

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及其野逸倾向

清代宋诗选本的编撰以浙人成就为高,表现在文献取材广、规模大、质量高、影响深远,奠定了清代宋诗文献的基本版图。浙江文化传统中深厚的民族底蕴、浓浓的乡邦情结、浓厚的宋诗风气、经济发达人文阜盛是浙人热衷整理宋诗并取得高度成就的主要原因。受历史形势和地域学术传统的影响,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在诗学上体现出浓重的野逸倾向。     

跨文化的眼光和视野——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

比较诗学理所当然是一门内容广博的学科。对这门学科研究的任何努力都免不了要求研究者能够对众多方面作出高深的阐释。本文评论的是比较诗学所阐释的两点：即作者对令人满意的概念和实实在在的比较与以建立在详实史料基础上的诗学（ 文学理论） 。文章所遵循的先后次序，是根据三种文类从概念上和历史发展上可以推导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