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律赋的叙事特征

唐代的律赋，无论是侧重咏叹历史故事与神话传说、描述民俗游艺的，还是重在咏物、议论、抒情的，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叙事性质。其叙事特性，主要呈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依时序而行的叙事时间与以情节为中心而展开的叙事层次的结合；多样化的叙事手法（描绘性叙事，用典使事，融叙述、议论、抒情为一体）；赡丽繁富的叙事风格。唐律赋的叙事在本质上属于文学性叙事，对小说乃至其他文体的叙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论魏晋南朝诗歌宣叙意象的美学特征

魏晋南朝诗歌的宣叙意象是以叙事和讲述抒情主体的心理、行为、动作为主的意象，它是对《诗经》中“铺陈其事”的赋象的扩展；它与汉乐府最显著的区别是意象由叙事结构发展为一种抒情结构；同时，以抒情、议论和哲理抒发为主的宣叙意象也在本时期大量涌现。魏晋南朝的宣叙意象是一种具有隐喻功能的音乐性意象，它以叙述的灵动、跳跃形成旋律、节奏的律动与气势，它比《诗经》、汉乐府中直书其事的赋象更加形式化、符号化     

现代性多层叙事的意义

在《孔乙己》中,文本叙述者是两个不同的“我”进行的多角度多层次叙事,一层是表面叙述孔乙己的故事,另一层是潜在的自我心理流程的揭示。作者赋予文本丰厚而深刻的审美内涵,表达出哲学寓言层面的象征意义,具有强烈的反省抒情意味,表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现代主体意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审视。其叙事机制的现代性代表了五四作家对小说叙事模式的探索。     

诉说与对话:论《离骚》艺术运思的独特性

屈原的《离骚》多层次多角度、循环往复式使用了“诉说与对话”的运思模式,在这种运思方式下,包容了抒情、叙事和议论等多种表现方式,构成了《离骚》一文独特的艺术结构方式;而这种运思方式又是诗人主体意识及其艺术个性的一次自然的外化,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的基因,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     

从"无"看《金批〈西厢〉》的叙事结构与悲剧观

“无”是构建起《金批〈西厢〉》美学体系的基石,具体表现在其叙事结构和悲剧观两个方面。全剧贯穿着从“无”到“无”的叙事模式,演绎了人生的如梦如幻与人间至情的夭折,衍生出一种空无缥缈的抒情境界。     

浅谈戏曲电视剧的叙事模式

在理论上,戏曲电视剧是电视剧的叙事优势和戏曲的抒情魅力相结合的产物。在叙事模式上,立足于将戏曲艺术的叙事平淡、抒情夸张和电视剧艺术的叙事讲究、抒情内化的特点和谐统一起来,把“情”作为两种艺术的契合点,多种艺术因子的独特组合为叙事模式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性。戏曲电视剧叙事模式的选择和选材关系密切。     

“五四”小说与新时期小说叙事视角比较

叙事视角研究毫无疑问应当是小说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图从小说的叙事视角这个特定的角度，来考察和检索新时期小说在一个侧面对“五四”小说的继承发展。比较研究是沿着两条线索进行的：一是两个时期小说中的全知叙事，一是两个时期小说中的限制叙事。文章认为，“五四”小说中的全知叙事具有一定的主体性。１９８０年以后小说全知叙事人主体性渐渐强化。与“五四”时期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小说相比，新时期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小说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化、情绪化倾向。文章还得出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记叙文阅读

【文体知识】记叙文是以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文体。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生动的形象和事件来反映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蕴含在具体材料之中的,是通过对人、事、景物的生动描写来表现的。记叙文的另一特点，就是以记叙为主，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包括记叙中的描写、记叙中的说明、记叙中的议论和抒情等。     

略论南宋中兴词的“词史”特质

南宋中兴词人以词纪事,以词为陶写之具,使词真正具有了以词存史的“词史”特质。这一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感事而发的文本结构模式来实现的。在这一模式下,跨时空、多角度的表情叙事方式,不仅使词作摇曳多姿,而且深化了词作的审美内涵。中兴词人也多能从抒情的美学趣味出发,在词中直接叙事、议论,其中题序功能的增强是词作叙事功能增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议论诗建类说——兼谈“文学散化律”

一、议论诗的存在是文学史上的客观事实如果说,以抒情为主的诗,是抒情诗;以叙事为主的诗,是叙事诗;那么,以议论为主的诗,可不可以称它为议论诗呢?苏轼有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清人纪昀说:“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而集者强收入集。”他还问:“千古诗集,有此体否?”陈迩冬先生反驳说:“这首诗实是好诗,也就是我所说的新诗。正因为‘千古诗集’中无‘此体’。它把‘无理’写出了哲理,有禅偈的机     

敢纳须弥芥子中——《中国文学简史》前言

追溯中国文学的历史流程,不能不瞩目于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千汇万状的优秀作品:作品映现出特色,特色凝固成传统,传统又沉淀为历史。追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进程,则不能不期望:未来的"大文学史"除了应当兼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独特的学术构想和独到的学术视野外,还应当具备涵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的全新体系。这就必须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拓展——"纵"能思贯古今,勾勒出文学兴衰因革的轨迹;"横"能视通中外,映现出文学源流正变的脉络。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     

口述传统与文学叙事

“口述”与“书写”近年来引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除了“后殖民主义”大背景以及学术反思等原因外。对“口述传统”与“书写文化”的发生学意义、叙述形式的方法论认识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许多学科,包括政治学、文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都参与了讨论。本文试图从二者的发生形态、书写的“话语”权力以及多元历史下的多元叙述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论唐诗中的“牧童”意象

披蓑负笠的外表、倚牛吹笛的行为，是“牧童”形象的基本特征。唐诗中的“牧童”有写实、象征两类，后一类“牧童”身上寄寓了诗人对自然人生的追求。     

“非本色”创作及其诗歌史意义

基于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三次大变革时期关键人物的创作皆具“非本色”特征,对韩愈、苏轼和杨万里“非本色”诗歌创作的个案进行研究。分析认为：“非本色”创作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表现在语言变革、审美价值观的突破、“游戏于斯文”的创作态度和重视“意”的自由表达等方面;“非本色”诗人的共同特质是“才、胆、识、力”俱备;文学传统除旧布新的源头活水和巨大动力正是“非本色”创作。     

从人物之美到文学之美——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对象的“文”化

从魏晋到南北朝时期的审美对象存在着一个明晰的由＂人＂向＂文＂的转化过程,即由魏晋时期的以人物为美向南北朝时期的以文学为美的转化,这种转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在人物品评上,魏晋时期关注人物的言行与谈吐,南北朝时期更关注人物的文学才能;在审美标准上,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以＂清＂为美的标准转移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评论上来;在审美方法上,魏晋时期人物品藻的品第人物、论人物优劣以及直觉经验的品评方法均成为南北朝时期品第作品、比较作品高下的基本方法。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发生并非是同步的,而是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演进过程。     

新时期文学30年的回顾

作为文学史建构的新时期文学，既有社会发展的生成原因，也有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生成因素。新时期文学史建构的三个基点：“人”的主题贯穿，文学性体认的去蔽，整体性的架构。文化结构内部的不平衡造成文学治史思考的困惑。针对困惑进行的反思：坚持把新时期文学本体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在整体性语境中整合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观照；注重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     

试析“一倍”的内涵及其使用

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倍数的表达,但＂一倍＂究竟是和原数相等还是表示＂原数×2＂,似乎还有待商榷。从一则新闻入手,追溯历史时期＂倍＂的各种用法,探讨＂一倍＂的确切含义及产生混淆的原因,从而有利于正确理解和使用＂一倍＂。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