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价值意蕴

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价值意蕴丰富而深刻。他认为作新民为第一急务,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兴学校为第一政事,办女学为学校本原之本原,兴女学具有“开民智”、“争平等”、“生民利”、“宜家善种”、“造就新民”等多重价值。惟有通过新式女子教育,才能培养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等素质的女“新民”。在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中,将“女德”与“女红”、“启蒙”与“救亡”、“立人”与“立国”、“小我”与“大我”、“实然”与“应然”、“经济独立”与“人格平等”结合起来,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价值理性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完成对客体精神质量的批判和建构,从而真正体现人的本质。它的内在规定性由四个方面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一种目的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是一种建构理性。这种内在规定性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是因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个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差异、矛盾和对立,导致了价值目标的差异。这种针对价值目标差异而产生的冲突就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的发展。     

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

梁启超在维新运动时期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批判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和“女子智力低于男子”的谬论，主张女子应与男子一样受教育，并论述了女子教育对于女子自立、下一代的教育及健康成长以及民族国家的强盛的重大意义；提出了“相夫教子”、“兴国智民”的女子教育宗旨；提倡兴办女学，并拟订了第一部较为详细的女子教育办学章程；提倡女子社会教育，反对女子缠足，提倡女子参政。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分析

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角度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效开展提供参考。     

梁启超的家风教育及其当代价值

梁启超是家风教育的成功典范。梁启超提倡寒士家风,磨练子女的意志;主张亲情至上,用爱维系家庭情感;倡导公私德并重,培养子女高尚的道德;主张培养务实的学风,教育子女做学问要脚踏实地。他运用言传身教、因势利导、以趣导学等方法对子女进行教育。注重家庭氛围的营造、强调知行合一、凸显爱国情怀是其家风教育的突出特点。其家风教育中强调塑造健全人格的教育理念有助于引导当代子女实现人生价值;重视培养务实学风的教育思想有助于提高当代子女的治学水平;注重为人处世的教育观念有助于引导当代子女建立和谐的群己关系;倡导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有助于促进当代子女成才。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历史价值

梁启超受严复和法国、日本等国启蒙思想家启发,深刻意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意义。他采用多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积极致力于对国民的思想启蒙,并由此形成以新民说为主体的启蒙思想。他强调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克服民族自卑感,将中国与西方优秀文化相结合,以达到新国民的目的。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不仅具有政治实践意义,而且显示出重要而长久的历史价值。     

梁启超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梁启超是近代极具贡献的教育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注重职业教育的实用性、人本性、平等性、社 会性、人文性、趣味性和师资培养。这些思想对当今的职业教育发展仍然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试论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十分关注女子问题,尤其是女子教育问题。他从“相夫教子”、“强国保种”、“伸张女权”三个方面阐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强烈批判了封建制度下人们对女子的错误观念,通过分析男女生理机制和引用一些学者的理论论证了女子有能力接受教育,并身体力行与一批有志之士倡导创设女学,为女子教育倡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为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张之洞与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张之洞与梁启超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著名人物,倍受研究者的关注。不仅因为他们是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代表,能够在政坛上翻云覆雨,而且也因为他们在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教育思想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是比较二人的教育思想,存在着诸多相异与相似,各自受到了相同或者不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对比研究...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与当代体育教育

梁启超站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立场,提出我国国民必须克服传统国民的劣根性,积极培养具有爱国情操、社会公德和健康体魄,敢于竞争进取的新型国民。这些论断对我国当代体育教育改善和塑造学生的体质和精神面貌,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借鉴作用。     

梁启超的“功利”说

梁启超的功利说,是功利主义在中国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基于与西方功利主义发展不同的时代背景,梁启超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中,用他的功利思想对传统的利义之辨作了新的理解。他的功利说的基石是边沁的功利主义,他充分肯定了乐利是人的本性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并结合墨子的实利主义,对功利思想加以创新,墨子的天下之利,利人就是爱人的思想,把功利主义的利己主义引向了利他主义。从接受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利己目的,到提倡墨子学说,转变为利他目的,梁启超完成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化,也为他的民德理论奠定了解释的基础。利他就是利己。人有着自利的本性,单单提利他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能让人们把利他和利己相联系,才能给人的利他行为一定的动力。所以,道德就是利群,给于道德以利益原则的解释。道德不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关系利益的,这在道德学说中可谓是迈进了一大步。但相比于西方的为个人利益找到道德依据的功利主义来说,梁启超的功利只是建设新道德的基础,却不是新道德的全部内容。所以,梁启超的功利说就是实现德性的一种功利的原则,远远还没有上升到主义,只能是一种关于功利的学说罢了。     

西学与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

戊戌时期,梁启超对西方史学已经有初步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中所包含的历史进化观念,世界史观和“民史”思想,以及西方历史著作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史学观念,在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中都有反映。      

论梁启超艺术情感观的历史意蕴

学术大师梁启超不仅是中国20世纪初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融会中西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历史文化思想发展起到了奠基和开拓作用。他在其历史文化思想中最重视对情感和艺术情感的研究。所提出的情感乃是艺术将生命与宇宙众生并合为一的通关见解、屈原词赋作为其情感化身令他最终＂为情而死＂等论点,均富有独创性和开拓性。     

梁启超论教育宗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教育宗旨问题的学者。甲午之战后,他从救亡图存出发,提出了“以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的办学方针,强调对改革急需的政治人才的培养。戊戌变法后,高举培养“新民”的大旗,率先对中国近代教育宗旨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五.四”运动后,又提出发展“圆满人格”、“学做现代人”的教育方针,倡导以人格教育为核心的“三达德”教育。他对教育宗旨问题的不懈探索和大力倡导,突破了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推进了精英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他已关注到现代教育的真谛,即人格教育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文化价值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近代目录学的启蒙者,他的《西学书目表》既开启了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河,也反映了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文化进步的推动作用。因此,《西学书目表》体现了传承、创新和实用的近代文化价值。     

梁启超的道德思想——以其孔孟立教论为中心

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的道德思想,不再使用公德—私德的分析,而专重在从养成人格、人格修养来理解道德的根本;他也正是从养成人格这一点上重新理解孔孟之教的普适意义,并对这些意义给以了高度的肯定。他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的这些认识,作为与新青年派同时、而又与之完全不同的结论,反映了他成熟的道德思考,在道德认识上是有代表性的,对于我们当代的道德建设,仍有可供借鉴参考的价值。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梁启超赞赏社会主义学说并赞誉欧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但他并不赞成当时的中国社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并采取有效措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在此基础上，中国才能最终实行社会主义。梁启超的这一理论主张符合中国的社会实际，绝不能轻易地否定     

梁启超图书馆学思想及其当代影响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著名学者,他的思想、学说及其实践,后人多有至高的评价.梁启超的学术事业是与新民、救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图书馆学理论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救国和爱国思想;他创建的图书馆学一系列新理论和新思想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启迪着当代图书馆事业的创新与发展.     

梁启超公债思想初探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在公债性质、发行、偿还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他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之处,又注重剖析当时中国国情,得出了一些精辟见解;他提倡经济利益原则,反对“爱国公债”;认为公债发行除具备一定的经济要件外,政治制度修明与否更为关键;对于外债,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切实可行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