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南向政策”透视

在两岸经贸关系日益深化背景下,台湾当局的“南向政策”与台商的“西进运动”形成尖锐的矛盾,台商对外投资策略决定“三通”已是必然的发展趋向。     

大陆对台湾投资的磁吸作用及台湾投资大陆的几个重要变化

今年初,台湾媒体透露,台湾“经济部”在一个内部报告中认为：“两岸经济正处于彼长我消之中,大陆对台湾具有磁吸作用。”他们担心,大陆经济发展对台湾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以及台湾经济优势将不断消失。实践证明,这个观点不无道理。近年来台商掀起的一波接一波大陆投资热潮,就是最好的说明。那么,吸引台商涌跃西进投资太陆的磁吸作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作一分析。     

大陆相关立法对台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已进入全面投资阶段,促进了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目前在影响台商投资大陆的因素中最令台商困扰的问题是大陆的投资环境,大陆的相关立法已形成体系,旨在保护台商投资的合法权益。但最重要的还是法律的落实,大陆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基本达到了大陆相关立法对台商投资的保护目的。     

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和展望

一、海峡两岸贸易的新情势1987年10月14日台湾当局开放探亲的政策在海峡两岸掀起层层波澜,在海外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台湾,要求海峡两岸直接通商及到大陆投资的呼声四起,一浪高过一浪。现在,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五大贸易伙伴,而台湾也成为大陆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一些台商与大陆进行直接贸易;有些台商干脆将整厂或生产线移往大陆;以往来参与转口贸易的台商纷纷着手与大陆洽谈贸易,有些台商则在香港等地设立联络办事处或另立子公司,计划进一步开发市场;还有些台商以各种名义组团到大陆进行实地考察,仅去年的广交会就有数千名台商参加。据台湾方面统计表明,有70％的台商打算与大陆进行间接贸易,有1/3的企业家愿意向大陆投资。     

台湾当局的“戒急用忍”政策及其对台资流向的影响

“戒急用忍”政策是现今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主轴 ,该政策自出台以来 ,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 ,尤其是大型台商的投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戒急用忍”以政治取向主导经济行为 ,违背客观规律 ,长期来看 ,这种政策必将失败。然而 ,就目前情况而言 ,“戒急用忍”政策的不利影响还不能即刻消除。台资是祖国大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支重要的资金力量 ,进一步加大吸引台资的力度 ,无论对两岸经济的发展 ,还是对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都具有重大意义。在未来的引资工作中 ,应将吸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大型台资作为重点 ,同时采取有效的辅导措施 ,使中小台资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以引资为窗口 ,增进台商对祖国大陆社会制度的了解     

"三通"是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的突破口

现在应该是"两岸共同市场"从"坐而言"进入"起而行"的时机,变革与创新两岸经济体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方式,首先必须破除两地往来的障碍与壁垒,其关键就是两岸直接、双向、全面"三通"的完全实现.两岸贸易链的建构、台商在大陆布局、台湾融入区域经济整合等方面显示"三通"是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的突破口.     

CEPA与两岸经贸关系

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CEPA是中国推动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重要一环。将对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布局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两岸贸易的影响短期内不明显，但长期将逐渐显现。CEPA为祖国大陆与台湾在WTO的规范下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提供了成功范例，为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对台经贸政策对台湾外贸关系的影响（1979-1989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制定并调整了一系列对台经贸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台湾当局渐进地放宽了对大陆经贸政策。同时,民间企业也开始奔赴大陆投资办厂。台商对大陆的投资直接带动了两岸间接贸易的快速发展。80年代末期台湾主要的出口对象开始呈现出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大陆的态势。     

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与"两岸共同市场"构想

当前两岸经济在贸易、投资、分工或在经济联系其他方面,都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2005年4月26日-5月3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访问大陆,胡锦涛总书记与连战主席共同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其中第3条提出“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并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问题”。本文从贸易、投资角度对两岸共同市场的构建提出了设想,并对共同市场建立后对两岸贸易与投资的效应进行了分析。     

闽港经济关系研究

一、香港在福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香港作为福建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和“窗口”，在福建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70年代末以来，随着大陆对外开放的进行，香港以其自由港地位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在福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闽港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迅速发展，已由过去的一般商品贸易关系发展到产业投资、资金融通以及旅游合作等，形成互补互利和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这种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在香港过渡期前后，仍将起着积极的作用，并将继续推动闽港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首先，香港是福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一…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