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独健对民族史研究理论的贡献

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一切以人类社会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普遍原理,在这个普遍原理指导下,各门基础学科还应该有自己的具体理论,也即对这一学科中带有规律性问题的理论概括。民族史研究是历史学这门基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的对象是各个民族(包括已经消失了的民族)的活动历史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有许多具有共同性的规律问题,需要进行理论的概括来加以说明,也即从民族史研究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具体化,这就是民族史研究的理论。     

蒙元史翻译家冯承钧先生

蒙元史翻译家冯承钧先生佟佳江冯承钧先生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汉口）人，１８８１年７月１９日生（夏历６月初９），祖籍安徽省徽州府。１９０２年，冯先生考取湖北官费留学生，远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学读书。之后考取法国巴黎大学，专攻法律。毕业时获法学硕士学位。...     

韩儒林和他的蒙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

今年四月七日,我国著名的蒙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因病去世,广大史学工作者无不为失去这位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前辈史学家感到悲痛。儒林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论著,他那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却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一) 儒林先生字鸿庵,一九○三年十一月生于河南舞阳县。一九一九年小学毕业后就读于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九二三年转入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学习。在这段学习时期内,他掌握了法语。不久,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法国校长驱逐。这年秋便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预料,两年后升入本科,一九二七年,因北洋军阀的统治崩溃在即,公费断绝,被迫休学     

乔幼梅教授与宋辽金元史研究

<正> 乔幼梅,1935年3月生,江苏太仓人。195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前夕被错划为“右派”。其后,历尽磨难。1978年奉召回到母校。曾任中共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山东大学副校长等职;现为山东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二十一世纪山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委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80年代以来,先生在担负繁重的行政事务之余,见缝插针,夜以继日,致力于宋辽金元史研究。参与承担过2项国家社科“七五”规划课题,现正主持国家教委“八五”重点课题“宋代市场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杂志上刊发论文近20篇。先生关于货币经     

清代西北舆地学与元史研究

我国自十八世纪末叶起,亦即嘉道以后,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学术导向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而肇始、发展、壮大,即西北舆地之学。它原是嘉道期间,研究新疆地理的一个学派,后来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到西藏、青海和蒙古,最后与蒙元史研究合流,蒙元史成为这一研究的主流,为清代后期一大学术潮流。我国西北舆地之研究,先秦著作已有涉及,《山海经·西山经》、《尚书·禹贡·雍州》、《周礼·职方》已有记叙。正史外国传、四夷传中,又有进一步的记载。魏晋六朝以及隋唐期间,中国高僧为求佛经原本,不断有渡天僧侣,西去天竺取经,有些并写有纪行的地理著作,这些纪行著作虽大部分亡佚不传,至今尚存晋法显《佛国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等。     

元史与北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黑城出土文书》

做为大型系列考古发掘报告,《黑城出土文书》详尽地勾勒出了元代及北元初期亦集乃路的历史概貌,具体而又全面地反映了亦集乃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状况,对于研究元史及北元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为了引起学术界及读者注意,笔者不惴浅陋,从以下几方面略作述评.一、内容全面、史料新颖1983年及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黑城的两次发掘,所得文书计3000件,其中汉文文书数量最多,计2200件,经过初步整理,本书刊印760件.文书的内容上及军政、农政、站赤事务,下及民间人事往来及佛教信仰,事无巨细,皆有所反映.如属于公文方面的有:     

中国古代民族史与民族问题研究史论结合的典范——读林斡先生《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

林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专家,著作丰厚,对匈奴、突厥和东胡三大族系有深入研究,堪称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之执牛耳者。近期,林斡先生的新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出版,以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和雄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对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及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民族史诸问题,把握我国的现实民族关系大局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文章对该书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概括与总结。     

步平先生与抗战史研究

步平先生的学术人生异常精彩,成就突出,其中在抗战史、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方面尤为瞩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方面的研究,不仅贯穿中日韩三国的近现代史,而且事关中日韩三国民众的历史认识和民众感情,事关东亚国际关系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步平先生关注这些重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站在史学研究前沿,以学术研究和人格魅力发挥组织协调和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当前国际关系纷繁复杂,中日韩三国关系面临新的考验。我们邀请步平先生生前的学生、同事,回顾步平先生的研究历程和学术成就,继承和发扬其学术理念、理论方法,为新时代的历史研究和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提供学理思考与历史镜鉴。     

陈寅恪先生与藏学研究

陈寅格（189O～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杰出学者,一生致力于隋唐史、佛教史、中亚史和边疆史的研究,成绩卓著,倍受世人推崇,为一代国学大师。在藏学研究领域内,陈寅倍先生也开风气之先,为藏学研究事业的肇兴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①一、重视藏语文的学习陈寅格先生主张“读书先识字”,因此在他长期的留学生涯中,非常重视外文的研习,不仅致力于梵文,同时还精心学习与佛教有关的其他文字,如巴利文、藏文、蒙文、日文、德文等,无不涉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与兄衡格东渡日本留学。1909…     

容庚先生与甲骨文研究

容庚先生与甲骨文研究陈炜湛今年九月五日，是容庚先生百年诞辰。作为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知名学者，容庚先生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是很宽广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由于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在于商周古文字，尤其在于金文，成就极为突出，更由于《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     

徐中舒先生与夏商史研究

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对夏商史的研究 ,成果丰硕 ,造诣精深 ,为中国先秦史学科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建立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蒙武术交流与发展对策研究

蒙古国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临交之邦,历史渊源深厚,且同属蒙古族,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共同深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深远思想影响.蒙古族的身体体型、性格特征和搏克技术基础,正迎合中国武术尤其格斗项目散打的内在要求,为武术在蒙古国的开展和传播提供关键性基础.本文借"大武术观"之风,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比较分析法和个案分析法,着力于对中蒙武术交流与发展加以探讨,从而加快武术在蒙古国的发展步伐.     

我国失独家庭现状与对策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关于失独家庭在媒体和学术文章中的讨论越来越多,失独群体不断增长的数量和面临的复杂困境使其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梳理与总结,试图回顾对失独家庭的研究历程与现状,在研究动向和实务工作方面给出建议,以更好地为失独群体服务.     

韩连琪先生与先秦秦汉史研究

韩连琪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先秦秦汉史专家。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韩先生一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教书育人、奖掖后学,为山东大学历史学科特别是先秦秦汉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永不磨灭的杰出贡献。韩先生治学,注重宏观把握历史和贯通的理解,注重构建学说系统,不赞成搞支离破碎的繁琐论证,更不赞成在学术研究中刻意追求新巧。他的论文侧重于对历史发展大势作纲领式的描述,特别强调历史解释的系统性,犹如正面作战的大军而无游击之气。《先秦两汉史论丛》收入的文章,分开来看是对某一时期某一专题的论述,综合来看则都有他对先秦秦汉社会形态的看法贯彻其中,深为研究者所推崇。     

朱伯先生与易学研究

朱伯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其主要学术贡献在易学研究方面。他所撰著的《易学哲学史》一书详细叙述并深刻探讨了历代易学中的哲学问题,是我国易学研究领域中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学术著作     

周绍良先生与清代徽墨研究

众所周知,墨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独有的文房用品之一,它的内涵深刻,工艺精湛,艺术表现手段高贵典雅,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内涵。它与笔、纸、砚一道,被誉为“文房四宝”。特别是徽墨,从五代到明清时期经历了从初创、发展、鼎盛、没落的干年演变,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衰亡的全过程。因而其既是文化用品,又是极珍贵的封建文化遗存。     

黄嘉德先生与萧伯纳研究

<正> 翻阅一下《文史哲》多年的目录,我们会发现,在其外国文学园地里有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园丁,那就是黄嘉德先生,全国知名的外国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他为《文史哲》撰写了几十篇学术论文,还曾担任该刊的编委。但是,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新的文章了,他已于1992年4月与世长辞。我深切怀念这位令人崇敬的师长和学者,愿在《文史哲》——他生前最喜爱的刊物上谈谈他的为人和事业,也算对先生的纪念。黄先生1952年到山东大学任教,到仙逝整整40年。在教学与科研的沃土上,先生一直默默地耕耘,直到谢世的前一天,他还排上日程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就这样,他辛勤工作,不停地奉     

孙思白先生与民国史研究

作为著名的中华民国史专家和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奠基人,孙思白先生在推动建立中华民国史学科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就民国史研究诸专题取得了丰富的拓荒性成果。他参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三篇重要论文,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他的民国时代是"大转变"时代的思想,对推动民国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捍卫学术独立的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使他的学术著作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