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漂流记》及其续记中"他者"建构

"他者"的建构从来都不是自在的、客观化的,而是自我价值和自我欲望的投射.分析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及其续记中"他者"的建构:地理他者、种族他者和文化他者的建构,以揭示小说中的殖民主义思想和殖民扩张的欲望.     

"悲剧侠情"的一代宗师——读徐斯年《王度庐评传》

中国武侠小说在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北派五大家",其中,王度庐被誉为"悲剧侠情"的一代宗师.2005年12月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斯年教授所著<王度庐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即致力于在整理王度庐小说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探讨其小说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魅力,详述了王度庐的生活经历和创作背景.<评传>中把王度庐的小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悲剧侠情小说",一类是社会言情小说.王度庐在创作时,两类小说经常同时进行,徐斯年称他是一位善于"两手分用"、"左右开弓"的作家.<评传>对王度庐小说的评价主要集中于两点:悲剧精神和叙事艺术.     

解读《平原上的城市》中的女性存在

"边境三部曲"的终结"乐章"──<平原上的城市>,展现了牛仔们辛勤的劳动生活和在艰苦环境中的互相关怀的兄弟情义,但也不乏展现了牧区牛仔和城镇妓女之间的爱情悲剧.女性形象在小说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充当着男性的附属品.可见在男权的框架体系下,女性已被要求忘掉自我,拒绝自我,或者以某种方式否定自我.本文将借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存在主义女性观解读<平原上的城市>中女性的境遇、"他者"地位及自我选择与突围等问题.     

《聊斋志异·宦娘》本事琐证

<宦娘>的本事至少有三个.考察它的本事,就发现<宦娘>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篇爱情小说,它应该是一篇地道的友情小说,或者说它写了爱情又写了友情.<宦娘>中采用了"琴"和"筝"这两个古老物象,一般说,琴代表友情,筝代表爱情.     

约翰&#183;福尔斯小说中的“剧中剧”

约翰·福尔斯的小说<魔法师>和<法国中尉的女人>在结构上模仿了莎士比亚<暴风雨>的"剧中剧"设置.这种设置给小说中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寻找自我"的舞台,福尔斯借此探索了人的自我本质以及个体自由,表达了存在主义人文关怀的创作思想.     

东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大革命——《人的命运》、《蚀》比较研究

法国作家马尔罗的小说<人的命运>描述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革命.在中国,以文学为武器的革命家茅盾,也以1926--1927年革命高潮到落潮为题材写了<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小说隐蔽地表达出茅盾本人对大革命的反思和总结.两个不同国度的作家都用不同的角度及方式再现了同一题材--1927年中国大革命.从两部小说出发,以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状态为基点,探讨分析法国人和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大革命及其对革命看法的不同.     

极权政治的历史寓言

作为一部遵从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历史小说,<张居正>当然力求真实地、本质地再现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新政"的历史,但这样的历史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也不必要通过文学的方式"还原"和"再现"出来的.作者之所以要写这样的历史,说到底,还是为了表达他对于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理解和看法.而这种理解和看法,事实上也就是作者心目中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熊召政写了一个历史人物张居正,不如说他是借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表达了他对于中国几千年来极权政治的一种阐释、理解和评价.<张居正>写尽了极权政治模式的种种精细微妙、机巧诡谲之处,也写尽了这种极权政治模式的种种风翻云卷、潮起潮落的机运.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张居正>看作是一部政治小说,是中国极权政治的一种历史寓言.作者的意图或许不仅仅是为了歌颂张居正这样一位封建时代的改革家.而是通过张居正的悲剧结局葬送那个极权政治的时代.     

卡尔维诺作品的"元小说"特征分析

作为小说艺术的创新者,意大利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是一位公认的"元小说"大师.他以"世界正在变成碎片,我在这些虚悬着的碎片上奔跑……让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重新存在,重新恢复"的艺术理念,并通过其大量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寒冬夜行人>的写作实践,把"元小说"这一命题演绎得淋漓尽致,实现了他"伟大的艺术把不同信仰的人们带到一起,因为它好像是把他们的不同词汇转变成为一种合并了这些词汇所有含义的一种综合经验,属于各种哲学之间"的写作目标.     

鲁迅《故事新编》与欧洲"梅尼普体"文学

综观已有<故事新编>的研究成果以及这部小说集本身,<故事新编>具有若干欧洲"梅尼普体"文学的主要特征.二者能够在不同历史时空达成内在相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二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均具有狂欢化特征;二是鲁迅可能从他所喜爱的梅尼普体小说中得到艺术启示.     

从"西门"到"贾府"——从古代拆字术、"西方"观念说到《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

古代拆字术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广大,而且进入小说艺术,成为塑造人物、构造情节的辅助手段.<金瓶梅>曾写西门庆被改称"贾庆",除了情节上的需要之外,应是作者以"贾"谐音"假",寄寓西门庆即"贾(假)庆",为人生虚假之福的象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其称名"贾"府,固然有与"甄"府相对,以谐成"假"、"真"对立之意,但其最初的动机,应是从<金瓶梅>改西门庆为"贾庆"的启发而来.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红楼梦>之家为"贾府",实有谐音指其为"假福"的用心,不可不察.     

当代文学的写史问题——有关“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课题的一次漫谈

杨劼:正在看香港传记作家韩文甫写的<邓小平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文学艺术原本是最清高、最能抵抗权力和金钱腐蚀的领域,她们本身有自己一套价值标准.可是如今,文学艺术的庙堂也被金钱打败和征服了.艺术家‘下海'这且不去说他,最近连堂堂的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连堂堂的<文学评论>杂志,连堂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竟然联袂出面,为香港一位流行小说女作家大唱赞美诗,把衡量文学艺术价值的客观标准弃之不顾."     

教"真"求"真"

有孩子在<发生在学校的一件事>一文中写了这么一段话:"中午在食堂吃饭,看到同桌把饭粒掉在桌子上,我气愤极了,说:'浪费粮食是极大的犯罪,粮食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古人也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快把这些米粒捡起来吃掉它!'"看到这样虽然有积极意义、但明显老气横秋的文章,你乐意批改吗?一写秋天,连南方的孩子也写"一片片黄叶如蝴蝶般飞舞飘落","一群群大雁往南飞",一纸脱离实际的人云亦云,这样的习作你满意吗?     

悲哀之美的历史投影--重读民初哀情小说

苏曼殊的哀情小说有对悲哀之美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指向,并赞颂因爱的死亡.<昭明文选>以哀伤为特色,其以悲哀之美所建立的审美范式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主要美学基调.通过哀情小说这个形式,时代的情绪与悲哀之美的审美传统找到了契合之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蕴含了几千年历史中某类文化内涵的符号,也是民众某类情感的代言者.<玉梨魂>等哀情小说以诗化和雅化的手段强化了才子和佳人的悲哀,达到了本质意义上的悲哀之美.     

唤醒记忆与辨认灵魂

一 读完胡尹强先生的长篇小说新作<不成样子>,一个问题浮上心头:在已经有了赵振开的<波动>、蔡其矫的<祈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这样的"伤痕文学",有了杨绛的<洗澡>、王蒙的<恋爱的季节>与<失态的季节>、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甚至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这种种无法归类的小说之后,当代文学还需不需要频频回头打量1949年以来那些以"改造"、"革命"、"洗礼"为借口而粗暴地蹂躏情感、禁锢思想、取消个性的灰色历史?还需不需要对一九五七、一九六六这些当代历史的"关节点"补充更多的细节性回忆?在打量、回忆这些历史镜头的时候又该把重心放在哪里?是仅仅述说历史的荒诞和生命个体的伤痕还是同时需要对包括个人在内的所有灵魂不依不挠地予以敲打和审讯?     

小说积极修辞的理论倡导

20世纪著名的小说理论家E·M·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一书中说:"小说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庞然大物."[1](P7)正是由于它的庞大,在它的身边也吸引了无数的好奇者和征服者.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是当代中国学者中试图征服小说这个"庞然大物"所做的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小说修辞学建设的重要基石.     

老舍小说侠义情结探源

侠文化是下层人民的文化,老舍从小就受到了侠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历久弥新的.侠义情结使老舍的小说呈现出一种侠义大观现象,许多人物的行为逻辑只有站在侠义者的角度才说得通,在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刚强勇武的豪侠之气.老舍与革命大潮是疏离的,他对于革命运动和革命者了解不多,但他又很想写一写扭转乾坤的革命者,所以就依照他对革命者和革命工作的想像来刻画他们,而结果是这些革命者更像侠客而不太像革命者.     

《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序

韩隆福教授要我为他的<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写<序>,还未等我开口,他就说开了:这本书稿实际上是他已出版的<常德楚史文化研究>的续篇,既是他已公开发表、关心古城历史文化和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些论文的汇集,又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接受政治教育系专题讲授中国古代史的主要论文,同时还是他注重素质教育、力图以历史为主而把文史哲融为一体的实践课程的教学成果.教学论文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认识自我和发展学生创新的能力.他还强调说,很多论文,特别是与哲学相关的论文,我都认真审阅过,并得到过我很多的指导和支持,因而要我写<序>顺理成章,而且"非我莫属".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只好勉为其难了.     

《歧路灯》的艺术歧路

清代作家李绿园的长篇小说<歧路灯>问世以来,读者反映不佳,评论界争议很大.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作者对小说功能的认识出现了错误,他认为小说只是教导人的手段,其他因素无关紧要.这种艺术上的走入歧路使其作品缺乏应有的艺术情趣,束缚了小说的文学灵性,使<歧路灯>失去了在明清小说史上应有的地位.     

21世纪初年台湾女性小说的文化描述

21世纪初年的台湾女性小说呈现出与20世纪90年代不太相同的面貌,总体而言,女性主义的议题少了20世纪90年代激昂尖锐的泛政治化倾向,转向更本色、更纯粹探究女性复杂深幽的自我及其与这个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苏伟贞的<日历日历挂在墙上>和朱天文的<巫言>.即便像施叔青<台湾三部曲>这样涉及台湾历史沧桑、政治风云的长篇巨制,也更多地以女性主义历史观呈现庶民百姓日常性中琐碎、常态的历史.     

从叙事艺术看《燕丹子》的小说性质

<燕丹子>是不是小说,历代学者对此颇有争议,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其成书年代众说纷纭,无法形成定论.随着西方小说概念的引入,叙事艺术也成了判定小说性质的重要标志,<燕丹子>无论从"艺术虚构"和叙事视角方面来说,还是从故事情节的安排及人物塑造等方面来说,均可以判定是作者有意识地进行艺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