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骨髓的安魂曲——评周大新长篇小说《安魂》

周大新的新作《安魂》讲述了在痛失爱子之后,作家以一种毅然的姿态展开对生命与死亡这个命题的探寻,以与早逝的儿子对话的方式来呈现作者关于“生死”的形而上思考,并且跳出个人的悲痛,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对当下进行了深邃的审视。     

论《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艺术——从叙述时间角度分析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的最大特点是围绕叙述时间展开：“情节”对于“本事”顺序改变形成的圆形封闭性框架式叙事结构,不但使结构紧凑,而且使其结构变化错落有致;现在与过去交替的叙述时间以不同的叙述速度呈现,由此形成了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聚焦于时间的叙述视角,使叙述人、被叙述者、接受者三方及其相互关系具有历史在场感和沧桑感。在时间维度上的巧妙安排,使《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艺术在叙述结构、叙述节奏、叙述视角方面极具特色,显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与魅力。     

欲望叙述及历史背谬——读王蒙长篇新作《青狐》

《青狐》属于王蒙的沉思之作 ,是一部具有多重内涵可以做多层面解读的作品 ,既是一种现实叙事 ,也是一种历史叙事 ,同时还是一种欲望叙事。在这部作品中 ,王蒙对历史、人性、革命等宏大命题作出了新的思考、新的解读。     

历史记忆的民间叙述——次仁罗布长篇小说《祭语风中》评析

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是一部借助民间视野,折射西藏近五十年社会发展历程的力作。作品以晋美旺扎的生命回忆为主线,采用戏剧体的叙述形态,以宽广的人道情怀和悲悯的人文关怀,深入开掘遮蔽在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个体生命的深邃和灵魂的庄重,凸显民间西藏的生动活泼与复杂多样,昭显出西藏历史民间叙述的文学表达新态势,表现出中国故事的地方性文学经验和想象表达的多样性。     

女性生命本真的历史叙述——拜厄特小说《占有》之女性主义解读

拜厄特在其代表作《占有》中,以历史上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生命历程为叙事线索,用女性眼光和女性声音对西方男性叙事传统进行解构,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表现她所理解的女性生存经验,揭示长期以来为西方男性失真的叙述视角和叙述话语所遮蔽的女性生命之历史真相,形成了虚构作品的独特历史叙述。本文采用女性主义理论和叙述学理论来探讨《占有》所运用的女性主义叙述手法,分析《占有》所表现的诸多女性生存意象及其丰富的女性主义意味,并结合相关资料对拜厄特的女性历史观作出简要评述。     

先周历史与《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

《牛郎织女》的两主人公分别来自周人和秦人的祖先,是我国从史前直至近代农业经济社会中男耕女织家庭的集中反映。牛女传说具有突出的反封建性,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对爱情的无限忠贞。《山海经.海内经》、《山海经.大荒西经》、《山海经.大荒北经》都有周祖叔均突出贡献的记载,《诗经》、《史记.周本纪》中更有祭祀周田祖和先周历史的详细描述。周祖叔均发明了牛耕,是周民族历史上杰出的首领,也成了周民族的田祖。甘肃庆阳地区属于古代文献中所说的豳地的范围之中,是周人的发祥地和早期活动地区。《诗经.小雅》中的《甫田》、《大田》是周人祭祀田祖叔均的诗篇,表现了周人对远古先祖的缅怀与崇敬。叔均应名"均","叔"是辈份的排序,不是周祖的长子,应有哥哥,这与牵牛(牛郎)有哥哥的情节相合。分析民国时期不同地区流传的六个主要采录本,再结合古代诗、词、赋、小说和戏曲来看,牛女故事也是最早流传于北方,应产生于西北。     

江湖岂在眼:《贵耳集》中的历史叙述和文学趣味

南宋张端义的《贵耳集》所长不在真实记录历史,而在生动讲述故事。张端义的谪臣身份,影响了《贵耳集》的叙述立场,书中大量想象和建构宋孝宗朝事,形塑了一个贤明的君主、有为的时代。此外,他喜爱讲述士人的机趣故事和具有奇幻色彩的逸闻轶事,擅长对话描写与细节再现,表现出世俗趣味的一面。张端义的江湖文人身份,也让该书呈现出特殊的文学批评祈向。可以说,《贵耳集》这类笔记足可视作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制,其价值不在补史之阙,而在文本背后蕴藏的文人心态和书写趣味。     

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第二次握手》中的两种叙述逻辑

“爱情”和“科学”是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是依靠“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两种叙述逻辑完成自我建构的。这两种叙事逻辑有着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以“旧社会”为对立面,“革命至上”将“革命与爱情”“革命与科学”“革命与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相关情节缝合在一起。以“外国”负面印象为对立面,小说试图证明中国人的智慧与正义性。“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是一对同构的观念,在小说中,它们互相建构,完成“革命、民族、科学”的循环论证。     

再造乌托邦－－谈《无风之树》的叙述人称特色

《无风之树》无论是对人性的挖掘与表现,还是对生命现象的体悟与思考,或就艺术表现技巧而言,都堪称精品.而其中叙事人称的设置尤其引人注目,小说采用了两种叙事人称的交替第一人称(我)与第三人称(他),从而形成了两种叙事形态."我"承担了十二个人物角色,"他"承担了一个人物角色,而十二个第一人称(我)与一个第三人称(他)又处处显示出"触目惊心"的对立.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类似李锐这样设置如此众多叙述者的文本是极为罕见的,李锐以自己这种个性化的书写方式使得《无风之树》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     

周大新小说的人性书写论隅

周大新创造出的那个世界之所以吸引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写活了人心和人性,具体表现在对阴谋的揭示和开掘上。周大新搁置善与美的理想,审视丑恶的合法性,建构人类生存的诗意空间,其慧眼不仅在于反省了盲目的进化乐观,而且还深入到个人生命的丰富体验之中,直面人本性的挣扎与失落。     

《睡虎地秦墓竹简》副词考察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 1 1 5个副词 ,可分为描摹性副词、评注性副词、程度副词、范围副词、时间副词、重复副词、否定副词七大类 ,新产生了 1 4个副词 ,6个副词有了新义。     

《尔雅·释器》义类分析

一种语言词汇中的词在语义上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在考察时就应该把他们当作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加以研究.语义场理论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运用语义场理论研究古汉语词汇依然有待进一步深入.该文意在对<尔雅@释器>的语义分析做一个初步的尝试,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古词语的意义.     

从联姻政治看木氏土司的发展

和亲为不同民族或原来的敌对国家之间以联姻为手段共同谋求和平的方式,它是政治权力中的一种柔和政策,历来为各国所推崇.纳西族木氏土司历经元、明、清三朝共22代,承传470年,得益于多方面的不懈努力.笔者认为,木氏土司推行的联姻政治、文化和亲便是其重要原因.     

论《石洲诗话》的神韵诗说倾向

《石洲诗话》前五卷成书于翁方纲任广东学政期间,代表了他的早期诗学思想。分析蕴含其中的辨体意识及对唐宋诗的讨论可知,王士稹神韵诗说对翁方纲此期的诗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氏孤儿》在十八世纪英国的改编

《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传入欧洲的戏剧,也是18世纪唯一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18世纪的英国至少有3个《赵氏孤儿》的改编版,分别是1741年威廉·哈切特的《中国孤儿:一出历史悲剧》、1756年托马斯·富兰克林翻译的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和1759年亚瑟·谋飞的《中国孤儿》。这3个版本借鉴了原作不同的情节,表达了改编者不同的诉求。考察这3个改编版本,可以揭示中国戏剧与英国戏剧的融合,让我们在一个侧面了解《赵氏孤儿》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状貌。     

《墨经·小取》"是而然""是而不然"新解

"是而然"、"是而不然"是<墨经·小取>研究推论时提出的两种重要情况."是而然"的形式可从语法形式与逻辑形式两个层面加以讨论.可以证明,"是而然"的逻辑形式是有效的,故"是而然"是有效的演绎推论."是而不然"诸例看似与"是而然"相矛盾,其实深入分析就可发现,诸例严格来讲并不构成"是而然"模式反例,因此,"是而不然"的存在实际上不影响"是而然"式推论有效.     

试论《十二楼》的叙述途径

运用叙事学有关原理,在李渔小说代表作<十二楼>中可以发现其"倒叙--正叙"的叙述途径,这一叙述途径不仅存在于全文结构上,而且也存在于小规模层次上.这一叙述途径的形成,有话本结构的影响,也有戏剧叙事手法的影响,后者突出了李渔小说的创作特色,使他的小说表现出情节集中、富于节奏感、视角多变、情节曲折意外的面貌.     

《赵氏孤儿》18世纪在英国的翻译

《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传入欧洲的,也是18世纪唯一传入欧洲的剧作。它在18世纪的英国共有三个译本,都转译自法国神父马若瑟的法译本,是当时英国人了解中国戏剧和中国文化的途径之一。三个译本包含了译者对此剧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体现在译文的多个细节中,比如剧名和人名的拼写、标点符号的运用、用词的选择等。而且,同一个细节上,三个译本的理解和表达往往也各不相同。有的译者为了准确传达中国文化,还在他认为能体现中国文化但英国读者又不易理解之处添加了注释,对中国文化予以解释。在细读原文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赵氏孤儿》在18世纪英国的翻译情况,揭示了中国戏剧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状貌。     

论《吕氏春秋》中乐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的主要思想——重孝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作为治国的根本;其贵信等思想亦被《吕氏春秋》合理吸收,作为君主修身的重要内容;乐正氏之儒具有兼儒墨的学术特点,这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术特点十分接近;乐正氏之儒是通过尸子而在秦地传承。从而为吕不韦所熟悉与采用;研究《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形成,尸子这个人不应该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