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中影响最深者,一是中央集权的“大地域”性质的国家权力的形成与确立,二是以“五口百亩”之家为主体的个体小农生产者的广泛分布。由此确立的集权国家与个体小农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这一时期国家与小农之微妙互动关系的形成过程、具体表现及影响,为我们更深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     

战国秦汉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

一、战国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秦汉帝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輝煌的时代,但秦汉时代的经济史只是战国經济史的繼續发展,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春秋、战国之际为一大分界线,春秋以上是第一阶段,战国秦汉是第二阶段。不过战国經济史料比較缺乏而零碎,一时不易搜集,所以本篇对于战国部分,只根据近人的研究成果,作个引论式的敘述,其詳細的研究,留俟異日。     

秦“从人”简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合从”

新近公布的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均有"从人"简。"从"意为"合从""从亲",专指关东六国缔结盟约,联合抗秦。《岳麓秦简(伍)》013 018简表明,至晚在公元前228年秦灭赵以后便兴起从人狱,故赵将军乐突及其亲属、舍人均被列为从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缉。从人狱波及全国,历时长久。从人及其亲属、舍人除被处死刑者外,均被输往巴、洞庭、苍梧等边境郡县,从事制盐、种田、土木工程等劳役,终身不得赦免。直至秦始皇三十五年,才因某突发事件,赦免部分故代从人。秦始皇对从人的态度反映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议帝号诏和三十七年会稽山刻石中。     

战国秦汉漆器铭文浅论

战国秦汉漆器往往在其底部内外烙印、针刻和漆书少者一、二字,多者几十字的铭文。它们大多是制作时戳印上去的,但也有少数为使用者刻写的。这些铭文、题记不仅对研究漆器手工业的性质、生产程序和产品销路等提供了确切的文字依据,而且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状况的宝贵文献。我们根据出土该时期的漆器铭文,将其内容大体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带“亭”、“市”、“工官”戳记;二是写有使用者姓氏或兼吉祥祝福之言;     

略谈战国秦汉时期的高利贷资本

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黄金阶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活动也日趋活跃。本文探讨了战国秦汉时期高利贷活跃的原因,高利贷的种类、利率、利息、贷还条件与方式,国家对高利贷的管理,以及高利贷对当时社会经济和吏治的影响等问题     

战国秦汉出土简帛的词典学价值

泰汉出土简帛文献语料十分丰富,所属时代明确,在词典学上有很高的价值.它可弥补传世文献语料的不足,补充或提前书证;补充新的词条和新的词义;订正错误的释义.它还包含丰富的通假宇资料,对战国秦汉通假字的研究和编收有很大的意义.     

战国及秦汉长城修建原因浅析

从战国时期开始,我国中原汉族与边境各族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与东北及北方胡人的关系上,尤其与匈奴族的关系较为紧张。 匈奴是公元前三世纪在大漠南北兴起的游牧民族,主要从事于畜牧业,由于畜牧业的发展与对自然的依赖性,就决定了它发展的脆弱,时兴时衰,有时需要将剩余畜产品输入中原,有时又需要中原地区农产品的供应。所以,匈奴单一的经济对中原地区存在一定的依存性。同时,匈奴在这个时期,正是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本性决定了这个政权对内统治的残酷性及对外的掠夺性。为了掠夺财物和劳动力,他们经常发动对中原王国的战争,以满足其贪欲。因此,汉族统治者越是扼制和封锁两族的经济贸易和往来,这种掠夺的战争就往往加剧。     

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的商品经济与货币形态发展

本文是在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商品经济与货币流通发展状况所作的一个初步探索,主要研究了该时段云南商品经济的形成条件,以及其时的货币形态及流通的地域分布等情况。     

觉醒与回归：战国秦汉之际的名利嬗变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血缘家族的解体等原因为个体自我的觉醒提供了条件,刺激了自我价值实现的主观追求,在现实驱驰下演变为罔顾道义、违背人伦的极端功利主义.道墨法各家功利思想皆有局限,唯有重视道德人性的儒家经过历史的竞争性选择得以独尊.战国秦汉之际从觉醒到极端化,及最终回归的名利嬗变过程,表明对功利的压制与纵容都是不可取的,只能在道德约束下有序运行.     

战国秦汉辽东辽西郡县考略

辽东、辽西两郡的设立,是我国古代史上东北地方行政建置的重大发展。两郡设立以前,无论从考古发现或文献记载的材料去考察,都可以把辽东辽西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追溯到非常古远的年代。辽河作为我国六大水系之一,医巫闾作为我国五大“镇山”之一,均见于先秦记载。可见,在先秦的地理概念中,东北地区即已包括在统一的中国地理范围之中。所以,自郡县设立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其中虽几经历史的曲折,东北作为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却不断得到巩固,而东北地方行政建置也不断有所发展。对于辽东辽西史地的考订,从来为我国学者所重视。官修辽东志乘,盖以元朝所修《辽阳等处图志》为发端,可惜此书     

论战国秦汉“人与天合”养生文化范式的建构及其特点

战国秦汉形成了“天·地·人”一体互参的生命意识 ,在其支配下 ,发展了一种有关生命和身体的养生文化 ,将养生活动置于大的系统环境中去考察和认识 ,从而形成了“人与天合”的养生法则与方法。     

战国秦汉时期知识商品市场述论

战国秦汉时期,巫筮卜祝、星相日者、医者、相者、教师、鬻歌舞者等,构成了当时知识商品市场的主体.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层面的市场相比,战国秦汉时期知识商品市场具有:上升空间大,生机勃勃;受限因素多,自主性差,依附性强;社会作用的多重性等特征.其在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科技的进步与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知识商品市场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危害既存社会的政治权力;妨碍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导致科学精神的丧失与传播封建迷信等.     

论战国秦汉时期长城的多重功能

对于长城的功能与作用,学者们多将其界定在防御工程这一范畴。实际上,由于长城修筑的时代长、情况复杂,其功能与作用也不可一概而论。以战国秦汉时期的长城为例,它的功能与作用就是多方面的。既有防御功能,也有开拓功能,其中向游牧地区的开拓扩张功能占据着重要地位;此外,中原王朝统治者修筑长城主观上希望它发挥隔离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作用,而客观上却起到了联系与融通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作用。     

战国秦汉的监察和视察地方制度

战国秦汉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初期,正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升阶段。这时,中央集权的封建政府刚开始建立,其中有不少新创的政治制度,对于管理农业生产、巩固统一、整顿吏治起着重要作用,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监察地方和视察地方的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很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探讨。一战国时代的监察和视察地方制度     

战国秦汉时期河东地区商业状况初探

春秋时期,晋国为了运销他国的剩余产品,曾采取"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举国上下出现了经商热潮.涌现出像"绛之富商"和猗顿那样的大商人.战国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工农产品极大丰富并有了较多剩余,大统一局面的形成使得交通愈加便利,再加上金属货币的铸造通用和城市的兴起,促进了此时期全国统一市场和区域市场的形成.     

战国秦汉时期辽东郡东部边界考

燕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在最强盛的时候,其疆域南起徐水,北到张家口,西起太行山西麓,东达朝鲜半岛西北部.燕国的地域之所以如此辽阔,当与燕昭王时期向东北地区拓疆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史书记载,昭王曾派遣贤将秦开北击东胡,东胡却千里,回到西拉木伦河一带;此后,秦开又挥师东进,越过貊人的居住区辽东攻打古朝鲜,在征服古朝鲜及其南邻真番之后,将燕国的边界划定在“满潘汗”一带.燕昭王为了更好地开发和经营新开辟的土地,便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在五郡的北部沿边地区修筑了长城.这条长城的走向是:西起今河北省的独石口北、滦河南的大滩一带,东经围场、赤峰、敖汉,由奈曼、库伦南部进入阜新,又经彰武、法库至开原一带,跨越辽河,然后折而东南走,经新宾、宽甸,然后过鸭绿江而进入朝鲜半岛”.燕长城在朝鲜半岛的一段,即是被朝鲜考古界发现并命名的“大宁江长城”,其走向是沿昌城江、大宁江而至清川江下游北岸的博川.辽东郡是五郡中最东边的一个郡,对该郡的南、北、西三边的所至,除了个别将古辽水比定为今滦河的学者外,学界并无异议,但对辽东郡的东部边界的具体情况,尤其对东部边界的沿革情况,至今并没有搞清楚.笔者撰写此文,欲对有关情况进行些比较细致的考察,以供学界参考.     

战国秦汉传世文献中的地名讹字问题

战国秦汉时期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地名资料都存在讹字、异文等情况。传世文献中地名讹字的原因多是形近致讹,出现讹误的时代各不相同,少数讹误在古文字阶段即已发生,多数产生于隶楷阶段。出土文献可以为校订传世文献地名讹字提供直接证据或者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把通假、省形、形近偏旁混用与真正的讹字混为一谈,同时要注意出土文献也会存在抄写错误。校订地名讹字时,字形因素之外,还需要注意不同时期的用字习惯、误倒、误拆误分、脱字以及地理沿革等各种情况。     

《通鉴》新论——战国秦汉篇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简牍所见战国秦汉时期的自疗传统

出土文献揭示,作为一种医疗传统的自疗确已存在于战国秦汉时期。它一方面是上古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一种有意识的医疗选择的结果。巫术、礼仪、方技是战国秦汉时期患者自疗术的基本内容,其中巫术、礼仪是旧传统,是商周以来医疗俗信的延续,方技则是战国以降的新传统。巫祝之术公诸文本并广泛传抄,可由患者或其亲属自行操作。时人对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术极为重视,将之与医方等同视之。巫术、礼仪性自疗术与日书的结合,使其真正被应用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方技中的导引、艾灸、医方等都进入自疗的行列。医方最受重视,其中有经验之方的转写,也有医者之方的流入。自疗在技术上有所偏好,其用药也有自身特点。有意识地传抄、纂辑个性化的自疗文本,是战国秦汉自疗传统中引人注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