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健康——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截面数据,选取3 108个60岁及以上老年人样本,采用有序Probit模型,从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三个维度,考察反映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诸多因素对其健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城镇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明显好于农村,但农村老年人更为广泛的社会网络对其精神支持的影响较城镇老年人更大。具有党员身份的老年人与其心理健康呈显著正向关系,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会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改善,主观阶层认同较高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也相对较高。从人口学特征来看,老年男性的健康状况比女性要好,有配偶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更加乐观。就政策含义而言,当下应针对老年群体的异质性给予更多关注,积极提升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共同营造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     

基于断点回归法的“新农保”主观福利效应检验

在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的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却日益严重,而如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幸福老龄化社会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已有文献主要研究的是养老金对老年人收入、消费、家庭代际转移等客观经济福利的影响,较少关注"新农保"的主观福利效应以及政策效果的异质性问题。利用CHARLS项目发布的2011-2012年全国调研数据,采用断点回归法研究"新农保"的主观福利效应,结果发现"新农保"不但能显著提高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健康状况、不同收入水平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且存在群体异质性,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效果更为明显。     

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居民自感健康

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年首次全面调查数据,从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角度出发,并依次控制人际关系及情感因素、人口学特征和自然因素与特殊嗜好因素,系统考察其对我国居民自感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代表较高经济收入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居民自感健康有积极影响;控制客观经济地位因素后,主观社会地位对各年龄层的居民自感健康的影响依然相当显著,当前社会等级和预期未来高的社会等级都能显著提高居民自感健康水平。     

收入、社会地位比较与主观幸福度——以收入为门槛变量的经验研究

收入和社会地位比较如何影响个体主观幸福度,随着使用数据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基于2015年CGSS数据考察了个人总收入(简称收入)、社会地位比较对主观幸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收入对主观幸福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门槛效应;社会地位比较相关变量对主观幸福度有着正向的作用,其中家庭经济地位比较对个体主观幸福度影响程度较大;控制基本人口信息变量、社会地位比较相关变量后,收入对个体主观幸福度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收入高于门槛值的群体感觉幸福的可能性更高,且在婚姻状况、主观家庭经济地位、社会公平等变量对主观幸福度的影响程度上显著不同于低于门槛值的群体。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户健康

互联网在农村的嵌入加快了农业经营业态的重构与农户生活方式的转变,对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与健康水平提升提供了技术赋能。为探究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及农户健康的内在逻辑,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综合运用Ordered Probit、OLS、Fixed-effect等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个体健康状况差异的微观作用机理,并探讨了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正向作用于农户健康水平的提升;为了解决互联网使用与健康的反向因果关系,选取“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并利用IV-Probit模型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得到验证;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健康的影响机制通过社会资本的部分中介效应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健康的促进效应表现为中青年组最高、老年组次之、青少年组最低且不显著的差序化特征,并且学历的提升会强化影响效应,影响效应在女性群体中体现得更加明显。根据以上主要研究结论,进一步总结隐含其中的加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倡导离乡年轻劳动力利用互联网赋予家庭留守亲人情感慰藉以及利用互联网增加农户社会资本积累等政策意义。     

陕西省人口健康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07个县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00—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和陕西省区域统计年鉴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陕西省107个县的人口健康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县级人口健康状况在空间上有较强的正相关性,陕南地区为高死亡率集聚区,且由东部向西部偏移,低死亡率集聚由中部向北部偏移;人口健康状况存在"中心-外围"特征;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教育因素影响显著,陕北和关中借助优势资源发展,提高收入和城镇化水平,改善健康状况,但陕南地区尚未形成特色发展模式,对健康的促进作用有限。建议加强县级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力健康资本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下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新技术采用影响研究

农业新技术的采用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以农民微观主体为对象构建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双元学习、驻村第一书记和农业新技术采用间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浙江杭州、陕西安康、甘肃平凉三市598户农民调查数据,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和Bootstrap中介效用模型,实证考察了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新技术采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方式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农民新技术采用的中介效应正向显著,且利用式学习的中介效应高于探索式学习;驻村第一书记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农民新技术采用中存在调节效应。据此,建议通过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政府技术推广、发挥驻村第一书记跨层级治理作用等,促进农业新技术应用体系良性循环。     

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行为选择:事实与解释

抚育成本增加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对年轻一代的生活与养老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结合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调查数据(CHARLS),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老人的隔代抚育行为对子女的养老行为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隔代抚育行为使得子女养老行为增加仅约7%,与使用传统Logistic模型回归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42.9%有很大的差异,并且经过不同方法检验显示结果非常稳健;隔代抚育对子女养老的影响效应在已婚且夫妻共同生活的人群中显著,而在其它婚姻状态下不显著;隔代抚育对子女养老的影响效应在生活水平较低的人群中显著,而在其它生活水平条件下不显著。     

转居农民的职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地位获得理论视角

基于地位获得理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父母人力资本与职业代际传递、个人因素、社会交往、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对转居农民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政治身份、自身受教育年限、社交频率、朋友数量、征地补偿水平对转居农民职业地位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居住地与市中心距离对转居农民职业地位获得有显著负向影响。以上结论说明,转居农民的就业困境主要受代际传递资本匮乏、劳动力水平不高、社会网络资源有限、社会经济环境促进就业作用不佳、征地补偿政策不当影响,更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     

数字经济、健康产业与生态环境质量

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2011—2020年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LM检验、Hausma检验和LR检验,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法,研究数字经济、健康产业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生态环境质量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在时间维度上存在持续性;数字经济能促进本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但溢出效应不明显;健康产业抑制本地和相邻省份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数字经济与健康产业能够协同促进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收入不平等、信贷约束与家庭消费

本文从地位寻求角度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微观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①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炫耀性消费对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且家庭的社会地位等级越高,攀比动机越强烈.②收入不平等显著降低了中、低地位等级的家庭的消费.③地位寻求拉动的主要是地位性消费,而收入差距扩大则主要抑制了非地位性消费.④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与信贷约束有关.     

住房攀比与居民消费

本文基于CFPS微观跟踪调查数据,从地位寻求角度分析了住房攀比行为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家庭对自身社会地位等级的主观评价与住房面积、消费水平、户主学历等因素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住房面积攀比对城镇家庭消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③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消费行为对其它家庭的示范效应显著,即中国城镇家庭存在向上攀比的地位寻求动机。     

中国农村居民的健康动态研究

 利用四轮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构成的面板数据（1997-2006）,本文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健康动态决定过程及健康持续性。我们使用动态随机效应probit模型控制了个体的不可观测异质性。同时,为了避免状态依赖效应的估计偏差,本文分别采纳了Heckman(1981)和Wooldridge(2005)提出的估计方法来处理“初始条件问题”。结论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状态依赖效应对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影响;此外,那些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弱势群体陷入持续性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个人禀赋、社会信任与新农保参与研究——基于新农保参与过程选择的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2数据对新农保参与情况进行分析,运用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的年份考察其参保积极性。研究发现,个人禀赋中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和个人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的新农保参与有显著影响:46-60岁年龄的参保积极性最高;身体处于不健康和非常健康状况的农村居民参保积极性不高;收入水平在新农保政策实施初期显著影响参保积极性,中后期影响有限。社会信任中个人对村干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信任度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新农保参与度,农村居民对村干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信任度越高,其参与新农保的年份越早,参与积极性越高。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新农保缴费档次,完善新农合政策,提升农村居民健康保障水平,提升村干部政治与理论素养,完善社会保障政策,提升社会信任。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安徽省全部16个地市的实地调查数据,研究了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老年人收入水平越高,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越强;第二,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越强;第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第四,拥有基本养老保险能够增强老年人对医养结合服务的支付倾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越高,老年人的支付意愿越强;第五,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对居家医养融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越强,而对社区和机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支付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为了加快推进医养结合养老保障的发展,应该构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差异化网络格局,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并且提高养老金保障水平和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     

中国城乡居民自感健康与社会分层——基于（CGSS）2008年的一项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社会经济地位等客观社会分层变量和阶层意识等主观社会分层变量对居民自感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等客观社会分层变量和阶层意识、自评家庭经济地位等主观社会分层变量与其自感健康水平显著相关。同时,年龄、性别、政治面貌等个体特征变量能较好地解释居民自感健康的差异。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清华大学"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研究成人问卷"的数据信息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建构,以此研究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如何具体影响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状况相对于男性要差;教育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明显,教育水平越高的流动人口心理状态表现更积极;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程度越高,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程度越低,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因此,在关注流动人口时不能只关注经济因素,城市应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社会环境来接纳流动人口,并提供更多的社会交往空间,使其在城市更健康快乐的生活。     

环境认知、环境行为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选取环境模块和健康模块,采用定序回归模型研究环境认知与环境行为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得出:环境认知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都有显著影响;私域环境行为对城市居民精神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不显著,公域环境行为对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影响都不显著.     

基于Heckman-HLM模型的代际经济支持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CHARLS项目组2008-2012年在浙江、甘肃两省的调研数据,通过构造Heckman-HLM模型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性收入、社区经济状况、老年人健康状况、老年人人口特征、子女特征及子女提供的精神赡养都会影响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与规模,而且这些影响存在地区、年龄、城乡等方面的差异.     

全球化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吗

本文基于93个国家1970-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具有截面相关的非平行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考察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效应与短期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效应显著为正,且长期影响效应随着全球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而短期影响效应不显著.这意味着全球化在长期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全球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