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环境约束视角的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解析

传统农业生产率测算方法忽视资源和环境约束,有可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绩效产生误判,从而导致政策误导。为此,将资源环境因素引入传统的农业生产率分析框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对中国30个省份1998—2011年的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进行测算,并且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总体偏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已经对中国的农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效率损失;不同区域农业绿色生产率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较高,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普遍较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会有效提升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而农业结构中养殖业比重的上升、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对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ML生产率指数及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及ML指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2004-2013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倒退且不具收敛特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如此,仍有一半左右的工业行业在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②较高的技术水平、合理的产权结构能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资本深化、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越过“波特拐点”,外商投资能提升技术进步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还未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规模并无直接关联.     

绿色创新、财政分权与碳生产率

绿色创新对破解资源环境制约、提高碳生产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文章运用SFA-Malmquist方法评估我国279个地级市2003—2018年的碳生产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差异下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促进了我国地级市碳生产率的提高，财政分权对于绿色创新与碳生产率的关系则存在门槛效应，当处于阈值左侧时，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降低；财政分权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异质性。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特征、动态演进与趋势预测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束缚,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破解京津冀工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关键。文章基于2004—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工业数据,采用改进后的RSBM-ML模型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测算了京津冀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使用Kernel密度估计、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和趋势预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呈现递增的趋势;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差异逐渐加大,出现右拖尾的特征,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差异增加,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技术效率;空间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高水平邻域对于本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拉动作用,而低水平邻域会阻碍本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     

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测算与区域特征分解

文章运用超效率EBM模型和GML指数对2006—2020年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动态测算,并引入版块维度对其区域差异进行考察,研究表明：（1）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益于技术进步,掣肘于技术效率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2）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平稳向上;从省域看,以2015年为界分为动荡期与平稳增长期;从地理版块和城市群版块看,无明显变化节点,但不同地理版块的生产率受区域资源及地带影响,城市群版块的生产率受产业结构及行业转移影响。（3）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地理版块不存在空间集聚性;而城市群版块在2009—2020年高质量集聚区较少。     

论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税收效应

税收有两项基本职能 ,一是组织收入 ,二是宏观调控。税收调控是指政府通过不同的税收政策 ,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有目的的调节 ,使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朝着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方向转变。税收调控政策包括税收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 ,总量政策主要解决宏观经济增长与稳定问题 ,结构政策主要解决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的结构问题。“九五”以来 ,我国税收调控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一、税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一 )税收调控的均衡模型。税收效应理论表明 ,政府征税会影响纳税人的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经济…     

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计量分析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理论的发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能科学的反映当前环境资源刚性约束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文章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估算出2003-2012年间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后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侧重研究了表征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反映技术效率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对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自主创新对省际GT-F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技术引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影响作用却不显著,甚至于相邻地区的技术引进对省际GTFP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作用.     

税收激励与资源错配：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检验

优化资源配置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之一，探讨税收激励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对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对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加速折旧政策可以显著缓解制造业资源错配情况，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加速折旧政策对异质性生产率企业产生非对称性影响，通过融资约束机制和资本深化机制，提高低生产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降低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离散度，进而缓解资源错配。此外，上述资源错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东中部区域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为进一步评估加速折旧政策效果、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提供参考。     

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BM-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FGLS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了自然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贡献率较大；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相比低、中水平的人力资本，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会弱化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     

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时空演变

文章将非合意产出农业碳排放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框架,基于SBM-ML指数法测算2004—2020年30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泰尔指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对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时空演进态势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并存在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双重驱动的现象。（2）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区域异质性。从三大地区划分视角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长率持平,东部地区次之;从八大经济区视角来看,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的年均增长率最快,东北综合经济区的年均增长率最慢。（3）通过泰尔指数可以看出,各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组内差异,三大地区的组内差异贡献率高于八大经济区的组内差异贡献率;核密度估计曲线整体有右移倾向,说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其地区差距大致经历先缩小后增大的演进过程。     

江苏宏观税负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和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经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税负的轻重与政府、企业、居民息息相关。通过对江苏经济发展与税收增长互动模式的弹性分析,以及其经济增长与税收的相关性分析,得出江苏经济增长的税收弹性表现出阶段性特征、第三产业增长与税收增长相互作用较为显著;2004-2010年间,税收总量结构与宏观国民经济之间的关联度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等结论。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我国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分解

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生猪养殖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为助力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04—2020年我国省级层面的生猪养殖业投入、产出数据,采用内生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测度了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并使用新的方法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分解。结果显示：（1）2004—2020年,我国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年均增长速度为3.2%。（2）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源于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是主要动力。（3）生猪养殖业的效率改善主要来源于发展效率改善,而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4）发展动能和绿色动能均能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绿色动能是主要因素。     

多种单位根检验方法的比较——以税收时间序列为例

文章利用常规单位根检验法和含结构突变点单位根检验法对改革开放以后的税收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在ADF、PP、KPSS、NP检验方法下,我国税收是Ⅰ(1)过程;若假设税收数据只含有一个突变点,则不管突变点已知还是未知,税收都是结构突变的单位根过程;若假设税收数据含有两个突变点,则税收是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因而文章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具有改革意义的税收政策会改变税收时间序列原有路径,从不同程度上推动税收总量的增加及税收增长速度的提高;但短期内,数据生成过程不变.     

基于偏离-份额模型的区域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效应分析——以陕西为例

经济发展中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密切,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推动经济不断增长。改革开放后,陕西经济迅速发展,但各地发展并不平衡,运用偏离一份额分析法,分析陕西各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效应。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以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2003-2011年我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于面板模型分析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随着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提升,但是,到一定程度后,这种作用会逐渐减弱,即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2)严格适宜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激发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生产率的"双赢",由此验证了"波特假说".(3)使用不同的环境规制变量,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反向因果关系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命令控制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但这一作用弱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则还未显现.     

制造业集聚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两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后,制造业集聚的环境负外溢性以及技术锁定效应强于环境正外溢性和技术创新效应,导致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制造业集聚对私营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更强。扩展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均会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制造业集聚阻碍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导致的。     

对山西省税收与经济发展适应性的实证分析

众所周知，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因此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开创税源增加税收，也只有依法征税，做到应收尽收，才能有效地支挥税收对经济的调控和促进作用。那么，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税收与经济发展的适应关系到底如何？下面就我省近年来税收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进行一次实证分析研究，并提出几点对策和建议．供参考。一、税收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状况（一）确定衡量税收与经济发展适应状况的总量指标。进行税收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分析，首要问题是选择税收和经济的总量指标。在众多的总量指标中，如何选择税收与经济相互对应的总量…     

四川税收收入与GDP关系分析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影响经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速度、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税收总量、速度和结构,同时,作为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工具和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税收从投资、消费、分配等环节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与经济发展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愈加紧密。     

中央环保督察与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分析

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地区经济活动绩效与环境成本的重要指标。文章基于事件研究法，对中央第一轮环保督察行动前后我国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动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整体上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的短期环境成本效应大于节能减排效应，综合效应为负；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对不同产业结构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处于产业升级路径两头的地区综合效应为负，处于产业升级路径中游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效应为正；不同批次接受中央环保督察的地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所受影响无显著差异，被督察地区不存在政策模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