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今昔评

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海内外影响最大且最久的著作。近年来对冯著《中国哲学史》有一些批评本属正常,但有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或有所误解。比较对冯著《中国哲学史》的今昔不同评论,笔者仍认为此书对中国哲学史的论述应属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并认为此书将中国古代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亦有作者之卓识。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其固有的哲学思想,但哲学这一学科的引进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哲学史的涵义

几乎没有一门理论学科与其历史能够象哲学与哲学史那样,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每一个大哲学家都把对哲学史的重新诠释作为自己研究活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里应当提出的问题是:哲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其本质是什么?哲学史为什么会成为哲学创造的思想源泉?显然,这是哲学史方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试图确立如下思想:(1)哲学作为文化精神之“硬核”,集中展示着人的本体论存在状态及内蕴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基本矛盾,体现着主体对这一基本状态之根本改变的终极关切;(2)哲学史是人类在历史维度中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对自身本体论存在的分裂及矛盾冲突之展现和逻辑融通过程,它既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史,又是自身存在状态的表现史;(3)因此,哲学的对象研究和哲学史的元研究本质上是统一的,哲学史是哲学的存在方式.     

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

王国维虽然未能形成自己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他为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成立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都曾做过大量有益的工作,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成果,记录了现代中国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创设的历史,也确立了王国维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胡适哲学史观初探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和学者。他通过批判,总结工作,撰写出一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哲学史专著。从近代中国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著作进行研讨,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仍有其借鉴意义。一从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审视中国哲学史对哲学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哲学史面貌。胡适作为一个服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家,其哲学观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哲学史观也迥异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1919年,他继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凭自己的学历,运用西方哲学史的观点与方法,撰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以后又有《戴东原哲     

普列汉诺夫论哲学史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除了马恩和列宁,普列汉诺夫恐怕要算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家了。他在开拓和发展科学的哲学史这一事业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认真研究他的哲学史论著至今仍然是我们哲学工作者、特别是哲学史工作者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于个人爱好和种种历史原因,普列汉诺夫对西欧和俄国哲学史(包括社会思想史)进行了将近四十年辛勤的研究,写出了大量很有价值的哲学史著作。他关于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黑格尔、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一系列鸿篇巨著,是哲学史研究的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至于他对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所作的内容渊博、形式新颖、而且脉络分明的剖析,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的坚实成果。不仅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史

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就是哲学史。初看起来这句话似乎很背理,实际上这句话却包含着深刻的含义。黑格尔决不是按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把哲学就等同于哲学史或把哲学史就等同于哲学。如果黑格尔把哲学和哲学史完全等同起来,那他就不会既有《哲学史讲演录》又有《逻辑学》传世了。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警言是告诉人们:当前的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已往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从哲学史的全部发展出发才能理解当前的哲学,也只有吸收已往哲学的遗产,才能使当前的哲学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生命力。黑格尔是用“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警言来表达他自己的哲学和已往哲学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警言同样可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已往哲学的关系。     

哲学、历史与哲学史

一部好的哲学史作品应该是建立在哲学史家对"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恩之上.近代欧洲哲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往往表现出这一点.黑格尔、文德尔班和罗素的哲学史研究不仅阐释了他们理解的"哲学",也引导着近代西方"历史"观念的演变.当前,我们注意到一些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在思考哲学史时,就哲学史作为一种历史表现,仍然习惯于采用19世纪发展出来的那种实在论"历史"现,以获取客现的哲学史为其宗旨,这的确有失哲学家作为反思者的身份.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理论的当代进展对于当代的哲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种尴尬境地应当可以提供相应的提示.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视域：冯友兰的“二史”合论——兼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当下的若干困惑

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史,亦即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发展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的代表作,是典型的“以西释中”的作品,哲学味道浓郁,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意、有深度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下学界出现了一些消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声音,似乎以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所创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毫无意义。我们对于这种观点不能完全认同,因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亦具有现实合理性。“以中释中”更多的是勾起美好的回忆,无法指引中国哲学史学科未来的发展道路。“以西释中”尽管有缺失,但依然具有生命力。当下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应该“海阔天空我自飞”,我们尽可以挥洒自己的笔墨,描绘出多彩的中国哲学史画面。     

20世纪中国哲学史论述的多元范式——以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为例

熊十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论述,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与同时期通史著作同等重要的意义。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总体研究,不仅要关注各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及经验,也要关注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以开辟中国哲学史总体理解和论述分析的多样化把握。熊十力在《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中广泛谈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他的这些论述,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不比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论述逊色。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并未集中地呈现出来,而是散见于其著作之中,需要加以整理和研究。熊十力认为,近代以来,国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科学方法看哲学,已经完全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究极意思"和"独至理境",对中国哲学的终极智慧已不了解,也不求解,这一点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熊十力对中国哲学史的诸论述,称得上是体大思精,不仅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哲学终极智慧的理解也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做全面的梳理研究。     

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实践与方法

金岳霖曾在关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问道: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这实际上是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之问。文章希望通过对6部反映"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实践与方法的"中国哲学史"专著之写作实践与写作方法的分析,探讨"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得失,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正确地揭示"中国哲学"之形成与发展的本来面貌,从而间接回答"金岳霖之问"。     

晚年定论谱新篇——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解析

冯友兰恢复学术自信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写中国哲学史。他拓宽论域,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他认为哲学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研究哲学这门学问的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以中国哲学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应当以中国历史上三个大转变为基本线索。第一次大转变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是近代,第三次是现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以三大转变时期为关键,冯友兰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按照这四个时代安排全书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     

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写具有典范意义,这种典范意义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什么”和“如何书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在“书写什么”方面,冯契的回答是既要书写化为近代传统的哲学“革命”,又要书写化为哲学问题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两者并非彼此对峙,而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书写同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在“如何书写”方面,冯契的回答是采取“同情的了解”书写方式和反思的书写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比古代哲学史的书写更能体现冯契自己的哲学风格和书写理念。     

走向真实的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哲学以反思为其题中之义。这种反思同时应不断指向哲学研究本身所涉及的有关前提。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研究的前提首先与文献材料的考释、梳理相关。后者是一种非常基础性的工作，没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哲学史的研究将成为空中楼阁。但除了上述方面之外，中国哲学研究还牵涉哲学与哲学史、中学与西学、形上与形下等理论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定位，同样构成了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前提。本文主要就后几个方面谈一些看法。一、历史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历史哲学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学说、体系，这些学说和体系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往往主要被理解为历史的…     

欧洲哲学史上神的观念的演变——兼论这种演变同两条哲学路线发展的联系

哲学与宗教同为人类社会生活最抽象、最集中的反映,都是人们的世界观,同其他意识形态相比,二者有着更多的相关联之处。马克思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黑格尔则认为,哲学与宗教是用不同的形式来把握同一对象。在欧洲古典哲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哲学与宗教始终是搅在一起的,“我们很少会碰到绝对无神论的例证”,几乎每一哲学都有与自己相应的神的观念,哲学家们的神的观念同其哲学理论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神的观念的演变,与两条哲学路线的发展和演变有相同的逻辑过程。因此,考察欧洲哲学史上神的观念的演变,是哲学史研究中一个重要方面。     

对黑格尔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

<正> 读《哲学史讲演录》,既可窥见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又能发现黑格尔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哲学史研究之所以从黑格尔开始,由搜集材料阶段转入整理材料阶段,是同黑格尔哲学史方法论紧密相关的。《文史哲》1990年第4期发表的《论黑格尔哲学史研究方法》一文,将黑格尔哲学史方法概括为四点:系统的研究方法、圆圈的研究方法、扬弃的研究方法和生平事迹研究方法。我认为作者对前三点的概括是正确的,但关于生平事迹研究方法似嫌不足,他忽视了黑格尔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时代方法。时代方法是黑格尔研究哲学史一以贯之的东西,因此,只有从时代内容与生平事迹相结合的角度,才能较完整地概括黑格尔哲学史方法论。黑格尔前的哲学史著     

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在金岳霖关于“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的论说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把哲学视作理论和概念体系,哲学史的书写是叙述不同哲学流派的基本概念、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历史的.但是,哲学不仅表现为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还意味着哲学活动或哲学实践.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既可以是对已有的哲学理论和概念系统的书写,也可以是对以往哲学活动的书写,即“做中国哲学的史”,这就凸显了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也扩展了“中国哲学史”概念的含义.“做中国哲学的史”这一概念更贴近中国哲学智慧的特性,更能体现中国哲学史不同于西方哲学史的特色.通过对“做中国哲学的史”的书写,可以唤醒人们过一种哲学生活的兴趣,开启人们实践哲学、体察智慧的情趣,从而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哲学的意义和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     

论恩格斯的哲学史研究

作为一种有突破性创造的新世界观体系，马克思主义必须对以往的历史（包括思想史）给予认真的清理与科学的诠释，以驱散笼罩于其上的层层迷雾，因此恩格斯十分重视思想史的研究，而作为思想史核心的哲学史更是其毕生学术探讨的不衰主题与重点；通过与宗教史、科学史对比，他深刻地反省与揭示出哲学史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在吸取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哲学史研究方法做了重要的革新；并以历程梳理与个案评说的实绩，开创了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恩路斯之后，对他的哲学史观如同对他别的理论一样出现了各不相同的理解与评价；尽管众说纷坛，而且因时代变迁它也难免行需补充之处，但仍保持永久性价值并对我们目前的研究现状有多方面的启迪。     

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若干突出问题

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当然包括科学哲学发展各阶段典型代表人物和学派的科学哲学思想及其特点和主题转变,也包括各分支科学哲学的发展及其历史演变和重要特征。但是,在常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应当引起充分重视,例如另类科学哲学发展的定位问题,科学哲学基本问题史的拿捏问题,中国科学哲学演化的研究维度问题,科学哲学史研究目标的选择问题。对这些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推进,不仅有利于科学哲学史的总体理解与把握,而且将大大丰富科学哲学史的内容。     

智慧说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论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冯契先生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出版的近百万字的两部中国哲学史著作和最近即将出版的《智慧说三篇》(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自由和真善美》)。显然,前两部著作是研究哲学史的,后三部著作是研究哲学理论的。对于哲学史和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冯契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他是这样来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也是这样来贯通他的智慧说和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从而显示出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个性之所在。     

试论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思想

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黑格尔历史观中贯彻的原则。在他看来 ,哲学史发展过程和逻辑推演过程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即为“绝对精神”的自身发展的同一过程 ,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次序是相同的。不难发现他 ,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首先直接是“哲学史与逻辑的统一”,但他的“哲学史”是以逻辑形式体现历史本体发展过程的内容 ,换言之 ,“历史”是对世界发展史的一种哲学思考过程。当然 ,他所断言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是以逻辑为基础的 ,逻辑决定历史。基于语词自身的多义性及在不同哲学范式内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