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文学史的“张力”观

将科学的“张力”概念,引入文学史的考察,是思考文学史问题的一种方法。文学史的内部运动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维持其发展与平衡的张力,由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种种复杂的文学史现象构成;文学史内部极为复杂,最突出、最明显的是“两相邻部分的接触”,但又相互具有抵触,从本质意义上说又“相互牵引的”。     

文学史模式论

文学史模式是文学史研究主体借助于想象与抽象能力，对文学史事实从内在深层结构上进行全面把握的某体性设计和构思，包括理论设定和文学史事件整合两方面内涵它促成并影响、支配甚至限制人们的思维。作者由此认识出发，对以往文学史治史模式进行批判性审视，指出：可以有一种开放性的文学史，它保持文学史文本及文学史记载材料的零散性、偶然聚合性和不断的分延性，不以一个统一的中心来辐射文学史全程，不以一个统一的逻辑或线索来勾连文学史历时，而代之以一个又一个边缘性论述，让这些边缘性论述彼此构成一张网络，从而在量上构成对文学史全方面的包罗，但在质上保留大量的空白、互交、相悖。这或可称作反模式的文学史。     

胡适与文学史学科──评《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下,体认着科学的文学观念的学术著作,对我国文学史学科的初创,具有相对的示范意义。《白话文学史》的突出贡献,是以文体形式为线索,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学,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势,影响了此后一系列文学史著作的编著;《白话文学史》的五大缺点,是学术研究与现实目的的冲突。这些,都应做出历史的公允评价。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中国文学史著作甚多,对于文学史问题的认识颇多分歧意见。如果就文学史最基本的性质问题,围绕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这一至为简朴也至为根本的原则,从不同层次进行辨析、论述,那么可以认为文学史具有史学的品格,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分支,文学史是建构的。     

"三大板块":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

文学的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应似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三大板块”;在文学史的结构网络中文学运动形态可视为“史线”、理论形态视为“史魂”,而文学创作形态则是“史体”。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评《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

自新时期"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展以来,文学史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理论上来说,文学史哲学、文学史学、文学史原理等著作纷然而出,大文学史观、中华民族文学史观、通史观、纯文学史观和文学发展综史观等争奇斗艳;从实践上来说,既有专家型、教学型、普及型等类型,也有编年体、纪     

中国文学史杨慎书写评议

杨慎对诗、文、词、散曲、杂剧及赋、弹词等文学创作都有涉猎,创作十分丰富。历代对其创作尤其是对其诗、散曲、词的评价较高。截至201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一般都对杨慎及其创作有介绍书写,评价或高或低,但也有个别《文学史》对杨慎只字不提。杨慎的文学史书写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学史中呈起伏不平状态,这样的起伏不平主要有其身份、大礼议事件、作品书写内容及对其研究不够等原因。杨慎文学史书写篇幅偏少、评价偏低,这与其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不相称。     

话语系统转换的历史合法性——“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与白话文运动

轰轰烈烈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在“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强力推拥下发生的一种话语系统的历史性转换 ,这种转换已经触及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系统 ,并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文化激进主义影响下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绝非倡导者一时的心血来潮 ,而是经过了长时段的历史铺垫 ,是时代激情的结晶 ,其历史合法性来自于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深刻理解。     

白话道人:白话报·白话文·白话小说

白话道人主持的《中国白话报》不仅在清末白话文运动和白话报刊发展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而且在20世纪初的白话文写作、小说与戏曲革新乃至诗歌发展史上,均有不可轻视的历史意义。白话道人的白话报活动、白话文写作及白话小说创作既印证了清末白话文运动与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又显示了清末革命派作家的白话文学创作实绩。     

白话文运动中的民族国家问题探究

对白话文运动的出现和展开,不能仅从文学内部或语言内部的演变来看待,在社会时势出现巨大变动的历史语境中,白话文运动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内容。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欧洲和东亚诸国用民族方言俗语改造书面语言从而抵抗传统帝国的语言宰制,而白话文运动则是用大众化的语言形式来替代文言文这种本就统一的民族传统语言形式。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推动力来自于打败了中华帝国的西方,在中西文化意识形态的连接和冲突中,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在各派知识分子身上凸现。     

诗歌的属性与汉语的属性——周作人对于现代汉语诗歌可能性的诠释

“五四”诸大师中,周作人最早从有关“古文”与“白话”、“旧文学”与“新文学”、“旧诗”与“新诗”、“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相互对立互相取消的立论中走出来,也是最早超越文学的纯粹启蒙立场的“新诗”倡导者和理论建构者,他对于汉语诗歌在“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善”的效用与“美”的天性,尤其是对于汉语的属性与汉语诗歌可能性之间的关联所作诠释和清理,至今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     

"但开风气不为师"--试论近代演说体白话文的兴起

近代演说体白话文是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出现的一种独特文体。它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持点,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矛盾。其兴起与整个近代中国的变革有着密切关系,对当时的议论文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与中产阶级改革者的崛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当时中产阶级争取社会认同的努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美国城市中产阶级在各个领域中发起和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使进步主义精神深入人心,在美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进步主义运动也培养了他们的群体意识,成全了他们在地位“边缘化”的社会环境中争取社会认同的心里诉求,帮助他们实现了社会形象与价值取向的构建,造就了“黑幕揭发者”、“社会服务处运动者”、“反对个人主义运动者”和“政府改革者”等中产阶级进步主义改革群体,以鲜明的个性特征和进步的价值理念彰显了自身的社会存在,赢得了社会的认同。     

再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

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政治危机和民族危难下兴起的语言变革运动。追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渊源,思想开明的晚清官僚认识到语言变革之必要,表现了官方对白话的认同与策略,西方传教士欧式语法、语词的输入补充了现代白话文的语言资源,晚清的农民运动用白话语言宣传革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甚至把提倡白话与反封建联系在一起。他们都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先行作了强有力的铺垫,表现了官方立场与民间立场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合力支撑。     

白话报刊对白话文运动的影响

晚清时期的维新知识分子为宣传维新变法、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而创办的近代白话报刊不仅传播了近代改良思想与革命思想,而且为促进白话文的传播、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与现代国语运动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论史量才的新闻史观

史量才经营《申报》的22年间，以“史家办报”的新闻观，坚持独立的“报格”，“以史自役”，客观记录历史，敢于评价历史，为后世留下了一份信史，使《申报》的事业达到了颠峰。史量才的报业实践全面诠释了其“史家办报”的新闻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