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兼答杨际平同志

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转来杨际平同志的大作《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对拙文《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中所谈“民爵”、“吏国”问题,提出异议和批评,拜读之后,很受启发。首先我应该承认,在拙文中并没有把“民爵”和“吏爵”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此,第一是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由于《军功爵制在西汉的     

再论汉无民爵、吏爵之分——答朱绍侯同志

《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四期刊出拙稿《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对朱绍侯同志《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中的某些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同期也刊出朱绍侯同志大作《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对我的质疑做了回答。诚如朱绍侯同志所说,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要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很困难的。唯其如此,在未发现新的资料之前,只能对原有资料深入研究,切磋琢磨,庶几对汉代爵     

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都知道 ,在军功爵制中有官爵、民爵之分 ,实际上所谓“民爵八级”是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轻滥的产物。《二年律令》有关军功爵制的律文记述 ,在西汉初年军功爵曾划分为侯级爵、卿级爵、大夫级爵、小爵四大等级 ,与刘劭《爵制》中所提到的四个等级基本吻合。军功爵制中四大等级的披露 ,使军功爵制研究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三

《从东海郡吏员考绩簿》的内容来看，此簿的定名不甚准确；此簿所载，可以确证西汉县尉之设置有左、右之分，且始于西汉；此簿所载诸县“输钱知内”的时间与作法，可明汉代地方向中央上缴钱财的制度梗概；通过此簿所载，确证汉代也存在“货戍”之制，可补史籍之缺；此簿所载“送徒民敦煌”，有可能是汉代的谪戍之制；此簿所载人名多单名的情况，有助于研究汉代民情风俗。     

汉代小说略论

汉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肇始时期,“小说”一词在汉代也成为专用名词。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秘府图书时,对当时存在的“小说”进行了校录。汉人小说,至今或佚或残,已无完秩。今传所谓的汉人小说若干种,如《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等,皆为伪托之作。     

《商君书》语词杂考

《商君书》中有些词语具有特定含义,如“姦民”、“善民”、“良民”;有些词存在与否尚有争议,如“軍爵”、“公爵”;有些词语的训释存在歧异,如“越人”。本文对此分别进行了考释,认为“姦民”是指能与他人划清界限,不包庇罪犯的百姓;“善民”、“良民”是指无原则地“(?)其(?)”,不顾法令而相互包庇的百姓。《商君书》本无“軍爵”、“公爵”之分,“軍爵”、“公爵”之说当系误断。“越人”本指远人,非由越国人引申而来。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军功爵制在秦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军功爵制在秦商鞅变法以后,已经形成一种非常完备的制度。在秦代,人们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几乎决定于有爵无爵和爵位的高低。 通过对汉简的研究,我们知道,在汉代的户籍制度中,人们有无爵位及爵位的级别,是户口登记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秦的户籍简文,对于秦代户籍中是否登记爵位,尚无实物证明。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秦人对军功爵制的重     

试论宋代在湘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统治

<正> 封建统治阶级在湘鄂西地区推行的“羁縻”之制由来已久.据《后汉书》载,战国时,“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比爵不变”.秦一统天下,仍沿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之制.汉朝,据《十道志》载,高祖时的酉、辰、巫、武、沅五溪之地,仍为巴氏五兄弟分辖,各为一溪之长.唐代,羁縻之策发展成为定制,遍设羁縻州县,大封土酋为官.在这样的基础上,宋朝承袭、发展并完善了“羁縻”之制,     

汉代官俸考略

汉代官俸考略杨天宇一关于汉代的官僚制度，由于文献材料太少，且仅有的材料相互之间又颇多矛盾，因此今天欲确论其详，已不可能，只能考其大略。西汉的官俸，实行的都是月俸制，这一点，古今学者皆无异议。《周礼·天官·大宰》所载“八则”之四“禄位”下郑玄《注》曰：...     

秦军功爵制简论

过去我写过一篇《军功爵制试探》,发表于《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那是一篇概论性的文章,从纵的方面对于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消亡及其阶级本质、历史作用作了粗浅的论述,其中对于秦代军功爵制,则是语焉而不详,甚至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因此才写这篇《简论》,作为前一篇文章的补充,以就正于史学界的同志。     

秦代列侯无封邑辨

目前,史学界或认为秦代并未彻底废除分封制,其理由是秦代虽无封王制,但存在封侯制,而正是这种封侯制,上承战国,下启两汉。其实,此种认识似欠深考。战国、秦代和两汉虽皆实行封侯制,但秦代的封侯制有其特殊性,它只是一种虚爵,既无封地,又无封户。所以,秦代的封侯制与战     

对刘劭《爵制》的评议

三国曹魏学者刘劭所著《爵制》,是保存至今最早的研究军功爵制的论著。文中所提出的"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说和《商君书.境内篇》所说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的级别基本吻合。刘劭在《爵制》中还提出二十级军功爵制四大等级说,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所记军功爵制有四大等级基本一致。《爵制》对二十级军功爵各个爵名的解释,也优于东汉学者卫宏和唐代注释家颜师古。然而刘劭的《爵制》也有缺点,如把军功爵制与夏、周的旧爵制相附会,忽视了军功爵制与五等爵制的本质区别,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劭《爵制》的学本价值。     

两汉上郡龟兹县考略

汉代上郡有龟兹县这一行政建置。但龟兹县既不始于秦代,也非创设于西汉武帝时期,而是建置在宣帝神爵年间。有关龟兹故城的位置,《水经注》业有记载,但目前该地区出土的遗址无一与其完全吻合,是故难以定论。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 --《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

军功爵制本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重要军政制度,但由于史书记载分散、简略,后人已很难知道军功爵制的真实价值.根据<二年律令>的珍贵资料,从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以爵赎人、赎罪等方面来看,军功爵制在西汉初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例如,西汉初年各级军功爵受田宅的具体数量、爵制与官级的对比关系,一级爵可以免死罪一人等是前所未见的资料.因军功受田宅制实际上就是名田制,汉政府就是通过名田制培埴了一大批大、中、小军功地主和大量的自耕农.故说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是有事实根据的.     

曹魏爵级及授与情况探讨

曹魏爵制上承汉代,但爵级却在不断变化,不同类型的爵位混杂并存。从渊源上看,曹魏的爵位可分为三类十六级,其中赐爵来自秦二十等爵制,但改置或新置了五大夫、关外侯、关中侯、名号侯;五等来自先秦典籍的记载,但在东汉的基础上新置了亭伯、乡公、国公;王爵来自汉代的二等制,但新置了县王、国王。主要爵位不过五种,即关内侯、亭侯、乡侯、县侯、郡王,其中前四种主要授与功臣,后一种主要授与宗室。     

论“徙民实边”不是屯田

我国古代存在过屯田制度。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之分。关于西汉屯田,海内外大多数学者主张有军屯、民屯两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汉屯田乃指军屯,没有什么民屯,存在着分歧意见。主张西汉有“民屯”的学者很多,其主要依据就是“徒民实边”。例如,“文帝时,晁错首先建议屯田。他主张移民实边,一面当兵,一面屯田”:到汉武帝时,“与军屯并行,民屯也大规模进行。……竟有一次达七十万人之多者,可谓‘盛矣’。”近年     

我国春节习俗之最

最早的年画。年画起源于古时的门神画。东汉蔡邕在《独断》中载道,汉代民间已有了门上贴“神荼”、“郁垒”神像的习俗。到了宋代,演变为木版年画。 最早的春联雏形。产生于秦代前后,称作“桃符”。《续事始》中载有“《玉烛宝典》曰,元旦选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今之桃符也。” 最早的爆竹。春节燃放爆竹之俗始于汉代,     

刘向班固所见《太史公书》考

刘向《别录》定著“《太史公》百三十篇”,表明刘向《包括刘歆》所见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汉志》班注既曰《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又曰“省《太史公》四篇”,表明班团所见东汉鱼台本《太史公书》已缺十篇,又有四篇重复,班氏校理时删省之。据此可证,班固所见木已非西汉秘府本之旧,它当是以西汉秘府本为主,羼有民间传抄本若干篇卷,系所谓“藏之名山”本与“副在京师”本相混合的本子。根据上述结论,有关《史记》文献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褚先生补史、《史记》在两汉时的流传、亡缺等等）都有重新考察审核之必要。     

《论六家要旨》所述“道论”源于“黄学”——读汉墓帛书《黄帝四经》

西汉初期流行的“黄老”思想,我曾以帛书《黄帝四经》的内容与汉代史事相印证,分析证明了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实际上就是“黄学”思想,而非“老学”思想。而汉代史书《史记》和《汉书》,都将“黄”、“老”并称,相提并论。可是检阅先秦文献史籍,“黄帝”与“老子”皆分称,未有黄、老并称之例。《史记》首创“黄老”一词,遂将两者混而为一,并称“黄老”。后世学者,多承其说,少有异辞,以“老”代“黄”,不加分辨,道家思想之分流遂乱而莫辨。今取《史记·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关于对道家思想的论述,与帛书《黄帝四经》(下均简称《四经》)的内容作一比较,分析其“道论”的理论渊源,以辨“黄”与“老”之别,以明以“老”代“黄”之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