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杨泉

杨泉,是三国、西晋时期反映了当时江南一带新学风的一位深究“自然之理”的优秀思想家,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应有一定地位。但因他隐居不仕,正史无传,著作久佚,宋以后即长期湮没无闻。清代辑佚家曾对其久佚的著作有所辑录,但不够精审;近世学者刘汝霖、杜国庠等对其思想贡献开始有所论列,又大都不甚详实。为了全面考察三国、西晋时期的学术思想战线,无疑地应当重视北方土族名士“大畅玄风”所掀起的风靡一时的玄学思潮,探究其产生的基础、发展的逻辑、以及如何与佛教思辨相汇合而发生过巨大影响等等;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当时江南地区崛起的、与玄学思潮相对立的另一种思潮,即直接对抗唯心主义与     

三国两晋皇室婚姻身份性变化对外戚政治的影响

三国两晋时期,皇室婚姻的身份门第不断加强。这种变化,使外戚对政治的影响逐步加大。三国时,外戚在政治上无多大作为;西晋时期,外戚利用政治婚姻,操纵中官,攫取政治权力;东晋外戚大多都程度不等地参与了政权甚至辅政,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国西晋人口初探

由于政局的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以后到献帝年间，是中国人口数量不断急剧下降时期；三国中、前期（公元２２０－２６２年）是中国人口数量由减少到趋于稳定时期；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时期。三国中、前期中国的人口数量约有１９００多万，西晋太康三年（公元２８２年）时的中国人口数量约有２４００多万，西晋时期（公元３１０年左右）中国的最高人口数量约有３７００多万。     

试论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机构

秘书监、著作郎等职,均非三国时期新出现的职官机构,但在三国时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通过对这些职官机构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三国时期图书编撰出版事业发展情况的认识。     

西晋政治与玄学

关于魏晋玄学的研究,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玄学在三国魏时已完成了它的基本构架,到了西晋,玄学发生了变异、扭曲,实际上已蜕变为儒学。笔者通过对西晋政治与玄学的考察认为西晋时期的玄学总的构架仍然是以道学为主体容纳和改造儒学,所不同的是由三国魏时崇尚老子学说变为崇尚庄子学说。玄学在西晋时代对于政治和社会     

“佛像镜”相关问题浅议

“佛像镜”东汉中期起源于洛阳地区 ,流行于三国至西晋初。“佛像镜”的兴盛与传播与佛教在我国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三国时 ,吴都武昌 (鄂城 )是其产地。     

略论佛教艺术在南方的传播路线——从三国西晋谷仓罐佛像谈起

三国西晋时期的青瓷谷仓罐(又称魂瓶)造型复杂,装饰奇巧,堆贴着人物、飞鸟、走兽,以至亭阙和佛像等多种不同的塑像内容.现就其中佛像的出现,探讨这一时期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佛教艺术在南方的传播路线.根据考古发现不完全统计,三国西晋时期谷仓罐佛造像的出土点在东南地区有36处,其中有纪年的计15处.从这些资料分析,可看出三个问题:     

《隆中对》简析

[题解]本文节选自《三国志·蜀志》卷五《诸葛亮传》。标题是另加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公元233——297年)是西晋史学家,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县)人。三国时,陈寿曾仕蜀,为观阁令史。蜀亡入晋,陈寿因张华的推荐为官,初为佐著作郎,继为著作郎。时人称赞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所著《三国志》一书,共六十五卷,分《魏志》、《蜀志》、《吴志》三部分,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都有专门的记载。《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这部书可与《史记》、《汉书》相比美。     

《三国》有余韵 虚实相混成——《后三国石珠演义》考论

有人说:“小说无不可续者,独《三国演义》根于历史,不可续也。”其实不然。早在康熙间,刘廷玑就提到:“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东西晋演义》亦名《续三国志》,更有《后三国志》,与前绝不相侔。”两晋为三国历史之自然沿续,《东西晋演义》题名“续三国志”,固无个可,但真正称得上《三国演义》续书的,则有题“西蜀西阳野史编次”的《续编三国志后传》十卷一百四十回和题“梅溪遇安氏著”的《后三国石珠演义》三十四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后三国”     

从词汇角度看《大比丘三千威仪》的翻译年代

《大比丘三千威仪》,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一些学者也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颇值得商榷。从词汇角度考察,《大比丘三千威仪》中“阿闭梨”、“布萨”、“捷椎”、“檀越”、“维那”等佛经译名以及“橙”、“抖擞”、“猛利”、“某甲”、“爬”、“绳床”、“食堂”、“下”、“执作”等普通词语最早见于两晋时译经,未见于东汉三国可靠译经,而部分普通词语亦始见于晋代（或者更晚）中土文献,可见该经中明显存在着具有两晋时代特色的词汇,因而这部经书不可能是东汉译经,其翻译年代不会早于西晋甚至是东晋。     

“穿越”南京时空的“哥德巴赫猜想”

三国时期的东吴,是南京建都的伊始。东吴大帝孙权的皇宫太初宫,据说就位于今天的羊皮巷一带。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东吴是个“明星”扎堆的地方。对热哀于追逐明星魅力的人们。三国时期的南京自然是个很好的选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2000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一睹俊男美女们的风采,感受一番别样的风味吧。     

湘云的归宿：与谁“白首双星”——曹雪芹原续后30回探佚之一

在曹雪芹原续后30回佚稿中,关于史湘云的归宿,探佚专家们主要有二说一是湘云与宝玉结缡,一是湘云与卫若兰成婚。笔者赞同后者。理由是,“云、玉结缡”说有所失误,湘云与卫若兰结合据有可靠资料为证,卫若兰应诏戍边,获罪不归以及湘云“自爱所误”等,是造成“白首双星”与湘云凄凉孤寂晚景的原因。     

诗赋欲丽——建安诗论新探

本时期诗论形态得到了一定发展 ,除了《典论·论文》,书信和诗序论诗也值得重视。尤其是诗序 ,有其出现的必然因素 ,为西晋人论诗开启了法门。本时期诗论内容之一是缘情 ,只是不太明确。但这和欲丽之论一样 ,都是对诗体独立的佐证 ,且为西晋“缘情绮靡”诗论的先导。当然 ,本时期亦有不少传统儒家诗教的东西 ,但对现实诗论缺少关注。     

试析门阀制度政治内涵的演变——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文章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个阶段,将门阀制度放在不同阶段进行讨论,以找出其政治内涵的演变过程.     

读稀见书随笔四则

复旦大学馆藏稿本《补三国艺文志》二卷,题“常熟吴卓信撰”,图书馆登录号(3783)。此书与《补三国食货志》稿合装为一册,卷内铃“大隆”白文长方印、“欣夫”朱文方印、“蛾术轩箧存书”朱文方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各一杖,可知为吴县王欣夫(大隆)先生旧藏。《补三国食货志》稿亦题吴卓信撰,其摽卷数则题“下之上”、“下之下”,仅存下二卷,审为残缺未完之本。按《常昭合志稿》三○载吴氏生平著述,称有“《三国补志》六卷、《补表》六卷,欲刻未果。”盖吴氏《补食货志》稿原本当有四卷,合以《补艺文志》稿二卷,其数适为六卷,与《志稿》称六卷者若合符契。今其《补食货志》稿已佚上两卷,所幸《补艺文志》稿尚首尾具全,瑰然独为完壁也。此本楷书工整,虽间     

董卓之乱与三国鼎立局面之序幕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生于1898年4月14日。今年是他诞辰90周年。我们发表他的未刊稿《中国史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一章第一节作为纪念。《中国史纲》系翦老的主要著作之一,始撰于抗战中期。在第一卷《先秦史》将脱稿时,郭沫若同志致信恭贺说:“您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可见此书之重要。第一、二卷分别于1943年和1946年出版。近年来,有关同志根据翦老的遗愿,将这两卷做了校订,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已出的《秦汉史》为原书的第二卷,第一卷亦将以《先秦史》之名再版。而第三卷翦老没有写完。在1946—1948年间,他辗转于上海和香港,只完成了《三国史稿》和《西晋史稿》两部分。1949年建国以后,国家百废俱兴,翦老也忙于他务。虽曾写过东晋及其以后的部分章节,但尚未完稿。“三国”和“西晋”两部分手稿经校订后,将以《三国西晋史稿》之名,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夏侯渊的失败——品三国武将之一

东汉末年与西晋初年之间所间隔的一百来年的时间,也就是民间所谓的三国时间,是中国大历史舞     

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

探佚的精髓和本质是“遗形取神”和“得鱼忘筌”。探佚的成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高续而对读者发生影响，现在的问题是普及探佚的成果。对“大对称”用形式逻辑的驳议方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作探佚研究需要悟性和智性共同运作，要靠艺术的感受力。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深刻的全球性哲学争论，涉及到“逻辑”与“悟性”、“科学理性”与“艺术感觉”之间的张力问题。所谓“旧稿新裁说”和“二书合成说”所揭示的《红楼梦》原著的“不完善”，在相当程度上是误读的产物，是缺乏艺术感悟的表现。探佚学追求在宽松的学术争鸣环境中自由地竞争读者和未来     

《人物志》政治思想分析

迄今为止,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都不曾提到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刘劭及其政治著作《人物志》。然而,《人物志》却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政治思想论著。《人物志》流传至今一千七百余年,长期遭受冷遇。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逐渐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他们从学术思想史、心理思想史、人才思想史等角度对此书作了一些介绍和评价。但《人物志》其实是“政治人物论”,它首先是一部政治论著,因而很有必要从政治思想这一角度对它进行探讨,以便确定它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     

《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

三卷本《菩萨本缘经》题名为僧伽斯那撰、支谦译,但考察此经的著录和僧伽斯那的生平,可知该经的撰集者尚不能确定。通过对经中“地了”、“某甲”、“涅槃”、“摩睺罗伽”、“阿修罗”、“颇梨”等词语以及疑问副词“将非”、疑问语气词“耶”和“乎”、被动句等语法现象的考证,得知该经的翻译者不可能是支谦。此外,该经独特的外在结构也使其在形式上与支谦所有可靠译经有明显区别。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特点三方面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菩萨本缘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