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分析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研究基于原始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模型,通过引入外生因素技术创新建立新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珠江-西江经济带的经济增长动力与技术创新效应.实证发现:珠江-西江经济带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为剩余价值率机制与资本有机构成机制.创新通过影响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率增长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进一步实证发现,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创新水平,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为0.3724个百分点.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大于资本投资与剩余价值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区域创新能力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文章选取中原经济区作为区域研究样本,以1991－2010年为时间段,通过建立VAR模型,对中原经济区TFP增长率代表的经济增长质量与多层次的“创新能力”（包括创新资金投入强度、创新人力资本和创新制度能力）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创新制度能力对提升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效果显著;在长期,提高创新资金投入强度和创新人力资本对提升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效果显著。     

制度与经济增长:一个数理模型分析

将制度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均衡点的存在性影响.模型的结论是: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使得经济中存在正的均衡点;可以提高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加快经济增长,从而可以解释后发优势现象.反之,不好的制度使得经济系统中无法肯定地得到正的均衡点,使得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从而可以解释一个富裕的国家亦可以变穷现象,即制度的逆转.     

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从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真实人均GDP增长率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以时间变量衡量的地区一体化在一般意义上能够提高真实人均GDP增长率,其变化轨迹遵循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现实观察基本吻合.通过考察个体-时刻固定效应模型避免了事件虚拟变量间接衡量一体化的模型设定问题,结果表明以地区贸易、人口流动、服务业发展和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四个方面衡量的地区一体化,虽然个别变量存在选择偏误和代表性问题,但在总体效应上与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测相一致.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从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特定构成入手,利用1994年至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从1994开始实行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支出、部门事业费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省际人均GDP增长率;文教科卫支出、经济建设总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省际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行政管理支出、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负效应,且显著;补贴支出和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省际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这无疑是为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实证的依据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尤其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面,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应主要从研究教育投入入手。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教育投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并得出教育投入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为38.0424%。     

产业升级、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30个省(市、区)1997-2014年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测算,并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就产业升级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自1997年以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经济质量不断提高.但不同省域的增速有差异,具体而言,青海、广东和江苏三省(市)经济效益显著,经济质量有较大幅度提高,而广西、福建和河北三省经济效益不佳,经济质量还有待提高.(2)从差分广义矩估计回归结果可知,解释变量产业升级、人力资本及创新系数为正且都高度显著,表明产业升级、人力资本提高及技术创新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而变量制度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制度变迁在短期内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3)产业升级、人力资本及创新等解释变量对相邻空间单元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且产业升级程度每提高1％将使经济增长质量值提高0.256％,表明了产业升级改善了经济增长质量.     

居民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主观感知的评价

居民的实际感知与经济增长的客观事实相背离,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表现,实证研究发现,人均GDP、消费以及GD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质量主观感知的作用呈非线性关系。在控制居民个人特征以及区域特征以后,人均GDP对于经济增长质量感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消费增长的效应则是显著的。 GDP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是先提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基于实证分析而得出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提升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注重和加强改善民生尤其是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各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上市公司净资产增长率和银行存贷款 (余额 )增长率指标来分别代表经济增长、股票市场发展和银行金融资产增加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模型 ,并对 1998- 2 0 0 0年中国各地区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与股票市场金融资产和银行金融资产的平均增长率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检验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银行资产的增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明显 ,并对其原因作了深入分析     

辽宁省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回顾,并对辽宁省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状况进行阐述,选取金融相关率、存款余额增长率、贷款余额增长率、金融资源利用率及经济增长率等5个指标,运用VAR模型对辽宁省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辽宁省金融相关率、存款余额增长率、贷款余额增长率及金融资源利用率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金融相关率、金融资源利用率与经济增长率相关度不高的结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实行地区差别化金融政策,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效配置信贷资源,积极拓宽信贷投资渠道;扩大产业支持范围,减少存款流失,创造良好经济环境,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等政策建议.     

文化资本: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解释

文化资本是能为人们带来持续收益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和最终解释变量。熊彼特所揭示的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在于企业家在生产中投入了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具有报酬递增的特性;二是它制约着人们对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选择。进行文化资本投资主要包括实现思想、言论自由与开展文化交流、改革教育内容等,它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服务贸易限制、制度质量与国家经济增长

服务贸易作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拉动世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对一国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7年8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服务贸易限制会阻碍经济增长,高质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其阻碍作用。从国别异质性角度来看,服务贸易限制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最大,其次是中高等收入国家和中低等收入国家,最后是低收入国家;政治制度质量和经济制度质量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行业异质性视角来看,专业服务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最大,其次是运输服务和通信服务,最后是金融服务;无论是政治制度质量还是经济制度质量对不同行业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服务贸易供应模式异质性角度来看,跨境交付模式的限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大于商业存在及自然人流动模式,且制度质量具有弱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放宽服务贸易限制,完善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均有助于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基于广东的实证研究

将产权制度变迁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利用广东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与产权制度变迁对广东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发现,资本投入是广东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产权制度民营化改革通过改善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成为推动广东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是推动广东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广东经济未来要保持持续增长,应减少对资本投入的依赖性,增加科技研发投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具有更好激励机制的民营科技产业．推动技术进步。     

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

为了增加就业和降低失业率,必须保持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但高经济增长能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则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技术路线以及不同生产要素的密集程度。从资源禀赋状况和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来看,我国应选择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方式。     

人均知识分布、制度本质与经济增长的逻辑

知识可以分为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人自组织的知识,自组织知识人均分布水平的进展决定制度的演进.因此,制度的本质就是自组织知识,而且制度的演进取决于人均知识分布方差和人群数量,并与方差呈正向变动,与人群数量成反向变动.制度演进为技术进步提供了确定性,从而推进了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最终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从而形成了由人均知识分布到经济增长的逻辑路线图.     

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相对重要性

试图分析制度与其他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经济政策与地理因素)相比的相对重要性如何。为此,提供了在研究制度和其他因素对经济表现的作用时所采用的建模方法、数据,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与其他因素相比,制度是影响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易变动性的更重要的因素。     

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中正规金融支持效果分析

本文借鉴金融结构理论,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1997—2007年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陕西省农村金融规模是影响陕西省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指标,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规模对于农村经济的增长影响较大,说明当前陕西省正规金融仍是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对农业的贷款规模可以增加农业总产值,并较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但对乡镇企业正规金融支持明显存在不足。     

试论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

在我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存在正相关性、与失业率存在负相关性，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具有替代关系。本文认为，我国目前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支撑点是增加投资需求，同时必须维持一定的通胀率和保持一定程度的失业率，国家应根据相机抉择的原则调控宏观经济     

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兼论东北振兴中的金融支持

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通过对内生增长模型的分析,得出该区域金融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低收入、低储蓄率、低资本产出效率和恶劣的信用环境。因此,应从改善信用环境、加快企业制度建设、建立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金融机构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入手,实现区域金融协调发展。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及其动力机制实证分析

经20余年努力,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跨入由要素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变的关键时期。实证分析显示:计划经济时期属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后进入要素-技术驱动并向技术驱动持续转变,"十一五"时期已取得阶段性突破。其动力机制分解说明,对外开放、科技投入、基础设施改善、劳动力转移、工业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但转型的基础仍不牢固,应采取措施,保持经济转型的持续动力,巩固经济转型的成果,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