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学与相关问题

自东周到清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只能是经学(解释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以礼为本.研究儒家经学,不能废弃史、子、集部之学,不能忽视佛道二氏之学.经学没有死,不会死.     

宋代僧人对儒家经学的认识与回应——从释智圆和释契嵩谈起

儒家经学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是儒家学说中最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居于重要地位.宋代是中国古代经学变革的重要时期.在宋学形成前后,释智圆、释契嵩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儒家经学给予了探索.他们不拘泥于古圣贤章句的束缚,以"微言大义"的举动和读经致用的态度,走出了宋代经学发展的第一步,昭示了宋代经学复兴的时代特色和发展趋势.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周敦颐对儒家经学的创新——以《易传》、《中庸》为中心

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以新的视野诠释<易传>和<中庸>等儒家经典,构建将宇宙本体论与儒家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相结合的道德形上学.把儒家经学哲学化、义理化,对儒家经学加以时代的创新,为宋代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清代词学中的《诗》学话语

儒家<诗>学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源泉.从最初在形式、内容上的攀附<诗经>,并利用孔子删诗的问题为词辩护,到从理论根基、审美原则、诠释方式三个方面系统吸收<诗>学理论,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受到了来自儒家<诗>学话语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动因有词体本身"尊体"的需要,也有词学构建者经学背景的因素.<诗>学话语的渗入,虽说成为主流经学意识影响词学的重要方式,但也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理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词论的儒家化也从根源上导致了晚清词学的衰落.     

玄学、理学对《论语》学的拓展

<论语>学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由于<论语>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对现实的"应世随感"式的言论,而作为"垂轨万代"的经典则须作进一步理论拓展.魏晋、两宋是<论语>学的两座高峰,玄学、理学对孔门弟子不闻的"性与天道"作出一系列创造性诠释,从而推动了<论语>学的发展与内圣之道的建构.     

朱熹经学之特征及其对中国经学、教育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经学与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般说,自汉以后,经学是教育的基础和依据,教育以儒家经典及对经书的阐发为内容。朱熹作为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又是中国理学教育的系统总结者,毕生从事教育和经学研究,又把二者相结合,在对汉学的批评吸取和对宋学的继承发展中,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经学思想,并对中国经学和中国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

两汉之时，民间习俗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这也表现在丧葬、祭祀活动和复仇风气方面。当时民间流行的丧葬仪式和随葬器物，人们推出的厚葬或薄葬主张等，大都以经学理论为依据。而盛行一时的复仇之风，更是人们贯彻儒家经义的直接体现。当然，较之早期儒家经典的记载和规定，汉代的一些习俗也发生了某种变异。     

论汉武帝在经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 ,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立太学 ,建立以经术取士为核心的察举制度等 ,对儒家经学的兴盛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经学从此成为官学 ,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文本依据。武帝在对经学的政治作用的定位上 ,注重的是经学的“缘饰”功能 ,即在政治运作的显性模式上确认了经学的地位 ,而在隐性模式上坚守刑名法术为根本原则 ;这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帝王利用经学的态度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儒家经学失去原始儒学独立思想的特质 ,转向以解经为主的解释型的学术了 ,这不能不说是武帝尊儒崇经的一大流弊     

儒家经学与浮屠译经：中国两种阐释传统及其关系

[提要]儒家经学阐释和早期佛经翻译是中国古代两种重要阐释形态。儒家经学中“无达诂”的出现标志着阐释开始走向自觉,从“解经一字,洋洋千言”到“六经注我”的演变过程,完成了儒家阐释学的建构。文学阐释受经学阐释影响巨大,从“言志”到“原道”,从“原道”到“明道”再到“载道”的阐释准则沿革,是经学阐释主题变换的缩影;浮屠译经从“道其大概”到“文质彬彬”的演进,实现了道教民间信仰、儒家基本文艺观、文本形式再造参与下的多重阐释重构,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佛教内质的偷换。儒家经学与佛经翻译代表了中国文化对待传统资源和外来资源的两种“阐释—接受”模式,亦构成了中国传统阐释学中水乳交融的时间智慧和空间智慧。充分把握中国固有的阐释传统,对于我们看待理论的中国面孔、现实指向、本土自信,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凉山彝族家支

凉山彝族家支外部文化过去已有不少论著涉及,而家支内部文化则很少论及,就凉山彝族血缘关系家支和部落联盟关系 家支以及姓氏与家支关系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论人口素质与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分为主观感受型生活质量和客观条件型生活质量,在生活质量概念中人口是生活质量的承担者,也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人口的素质与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口素质主要体现为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它们从各方面影响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人口素质,为生活质量的提高打下良好基础。     

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内部公道探讨

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内部公道的研究对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关系到企业的繁荣及可持续发展。企业内部公道的基本内容包括公心、公开、公正、公平四个紧密相联的方面。公心是公道的思想基础,是公道的“初始境况”;公开是公道的先决条件,为企业内部公道的展示提供自由的空间;公正是公道的有效手段,体现了企业内部公道所要求的人人平等;公平是公道的最终目的。文章正是基于这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在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内部打造公道的平台。     

试论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党的先进性与党的群众性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保持党的先进性最现实的课题是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和弱化群众基础。把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有效途径。     

学习分类的新框架探索--基于析义的学习与基于析疑的学习

通常情况下,将学习划分为分析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两类,两者都属于自主学习的不同方式,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不可能是绝对被动的,同时探索的过程也是离不开分析的。因此,本文重新对学习进行划分,将学习划分为基于析义的学习与基于析疑的学习,并建构了新学习分类的框架模型,进一步探究了各类学习过程的实现路径。     

曾国藩的心物观

曾国藩是理学的虔诚信仰者和笃实践履者,一生勤治理学.其对理学的贡献不在学理而在实用.本文重在探讨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心"这一核心概念,通过分析心与理、气、性、物、境、欲等的关系,从哲学层面揭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实用性,而这也是前人较少涉猎之处.     

品牌战略与企业文化力开发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品牌战的帷幕已徐徐拉开,品牌战的背后实际就是企业间的文化战,企业文化力的开发已成为品牌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老子道德观管窥

老子是把道与德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 ,用于阐发宇宙的本质 ,并讲述它们之间辩证关系的第一人 ,他从宇宙的本质的哲学高度论及道与德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说明了德非道、德不离道、德是道之功、物之性和道之反的思想 ,为人们深刻地理解道德观提供了一条思路     

市场经济发展与国有企业经营行为的变迁

建国5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变化,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也发生了巨大变迁。经营理念从“以产定销”到“以需定产”。市场竞争从价格到品牌形象。结构调整从产品结构到产业结构。市场开发从国内到国外。探讨这些变迁,对于丰富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进一步指导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威廉斯的“大众观察”理论

雷蒙德·威廉斯在早期的文化研究中注意到对大众文化的探讨从观察的出发点上就存在一系列值得质疑的问题,通过对大众概念的剖析和指出大众文化研究中观察的局限,他提出了自己的观察立场.对其"大众观察"理论的归纳是希望对我国的文化研究状况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