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楚国庶人浅析

春秋时期,楚国的庶人有国人与野人之分:国人中既有庶人,也有君子,野人则全是庶人,国人主要是楚族人,野人则通常是异族人。这样以族的同异来区别人的国野,与诸夏的情况是相似的。楚人灭国之多,拓土之广,远在诸夏之上。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的“土不过同”,到成王时的“地千里”和平王时的“土数圻”(《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史记·楚世家》),疆域扩展的速度异乎寻常。楚王常以所灭之国为县,而以公子王孙为县公。楚人所灭之国的公室,大抵被迁至楚国的后院,如“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 (《左传·昭公十三年》);其余的贵族,也或多或少失去了往昔的势位;至于庶人,则一般不离其故土。由此,楚国庶人所占的人口比例无疑大于同时的诸夏之国庶人所占的人口比例,而楚国庶人中野人所占的人口     

"庶人"考论

在秦汉时期的国家制定法中,"庶人"是介于"公卒、士伍"和"司寇、隐官"之间的表示阶等身份的概念.庶人在经济和定罪量刑方面享有与公卒、士伍同等的权利,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庶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庶人"身份可以因出生或者刑徒、收人、奴婢通过赎、免、赦等方式获得.庶人中的成年男子通过傅籍取得士伍以上的身份;已婚女子因"比夫爵"也脱离庶人身份.如果说西周时期庶人曾经大量存在以至于构成一个所谓的"平民"阶层的话,至于泰汉时期,由于推行普遍傅籍制度,庶人已经成为一种过渡性身份,不再构成一个阶层.     

周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周代国野制度研究》评介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赵世超副教授的博士论文《周代国野制度研究》,最近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力作近25万字,新义纷呈,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是近年来周代史研究一项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 国野制度是上古史领域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与先秦时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乃至思想文化无不密切关联;同时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学术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书从国、野问题入手,以“清理中国古代文明逐步摆脱氏族制羁绊的成长轨迹”为基本宗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国和野的区别,国人和野人的成分,西周国人和野人的基本状况及相互关系,春秋时期国、野状况的变化,战国时期国、野界限的消失等问题。其主要观点是:西周存在着国、野之别,国指少数文化先进的“点”,野则是相对较为落后的“面”。国人以周族及其同盟各族为主体,包括部分被证服者;野人的成分有“亡王之后”、落后部族和“流裔之人”等几大类。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国、野都没有真正作到按地区划分国民,国、野关系是在两种族团间结成的奴役关系。因此,西周国家只能算是初级形式的国家。春秋是过渡时期,各国的直接统治权通过辟土     

“锡……人鬲,自驭至于庶人”解

大盂鼎铭文记周康王对贵族盂说:“锡……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通常对这句铭文的解释是:“人鬲”就是“鬲”,指奴隶;“人鬲”包含了“自驭至于庶人”;既然“驭”是养马赶车的奴隶,那么排列在最后的“庶人”自然是最下等的农业奴隶了。我认为上述解释似不够妥当,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大量的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表明,西周庶人的身分与奴隶是有区别的。庶人     

“礼下庶人”的历史考察

围绕如何读解《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形成了一场由古及今的学术争议.近年又有学者对《曲礼》这段原文的标点和语意提出新的看法,①试图以此进一步否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在先秦的历史真实性.本文的主旨不在继续或评判这段争议,而想跳出《曲礼》文本的特点语境,②对历史上的“礼不下庶人”现象,和以后又如何“礼下庶人”,提出分析与论证,藉此寻绎一条可以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演变的线索.     

春秋时期的“皂隶牧圉”属于平民阶层说

<正> 春秋时期的皂隶牧圉,其阶级地位,目前流行的说法是称他们为奴隶或家内奴隶。其实,春秋时期文献中的皂隶牧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系指王室或公室即国家政权中“百官”属下的职事人员,相当于《周礼》序宫中的“府、史、胥、徒”,即所谓“庶人在官者”,应属于享有公民权利的平民阶层。而真正的奴隶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遍奴隶”——“野人”和王室或公室中的“家内奴隶”——“罪隶”、“四夷之隶”、“奚隶”、“胥靡”。下面,分三个问题来谈。     

论庶人

关于庶人的阶级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问题。但是至今史学界尚有争论;有的同志认为是奴隶,有的同志认为是农奴。我在1956年的旧作《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历史研究》第四期)里认为他们是公社农民。我又引用马克思的话“他们每一个单个的人事实上已被剥夺了财产”,所以断定我国是东方型的奴隶制。现在我这个观点基     

春秋戰國之際的村公社舆休耕制度

中國古代整個經濟之所以長期地帶原始性和自然性,是和村公社的長期地和頑固地保持,有連带關係的。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说: ‘在印度和中國,生產方法之廣大的基礎,是由小农業和家內工業的合一而成的。在印度,還有以土地共有为基礎的村落共同體的形態;在中國,原來也是有這個形態的。……’(馬克思:资本論,第三卷,第二十章。郭王合譯本,一九四七年版,第二六一頁)可見村公社的形態,在中國,一直到階級社會中,還继续存在很久,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很多的史学工作者,把中國過去曾經存在過的井田制度來證明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存在,是非常正確的。不過,关於井田制度的史料太庞雜,又很不具体,從來做井田制度考订工作的人,又把它講得複雜化了,以致很難整理。本文想通過周代的休耕制度來说明周代村公社在經濟制度上所能發揮的性能,與當時村公社所有土地的分配制度。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

《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古今说者多以为是庶人不用礼,大夫不用刑之意。如《礼记》郑玄注于“礼不下庶人”条下说:“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于“刑不上大夫”条下说:“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便以为《曲礼》原意是指庶人不用礼,大夫不用刑。郭沫若同志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亦持此说。最近的例子,尚有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刘泽华、王玉哲等著《中国古代史》(上册),云:“礼只适用于奴隶主阶级,刑则专门对付和镇压奴隶大众,所以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实这是误解。周代庶人用礼的记载显见于经传。在《礼记》中,有《王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殄。”《内则》:“凡接子择日,冢子则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豚,大夫少牢,国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则皆降一等。”又有:“大夫燕食,有脍无脯,有脯无脍。士不腻羹胾。庶人耆老不     

“礼不下庶人”发覆

对于《礼记》的“礼不下庶人”的记载，学者们大多深信不疑，将它看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特点。其实，“礼不下庶人”是讲具体的礼仪规定的，不能抽象成阶级原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看，庶人都是有“礼”的。目前学术界流行的酬酢之礼不下庶人、庶人无力行礼、庶人假士礼而行、战国以前礼不下庶人、贵族之礼不下庶人、宗法礼不下庶人等说皆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究其原因，是由于理论前提、思维方式、论证方法等方面的错误所致。     

论周代国人与庶民社会身份的变化

周代的国人与庶民是最主要的社会劳动者,其身份的研究对于探讨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有重大意义.本文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力图说明在不同历史时期国人与庶民的身份特征的变化,说明国人、庶民与宗族的关系.西周春秋时期所谓的"国人",皆为宗族之人.换句话说,游离于宗族之外的国人,在那个时期是找不到的.在我国古史上,族和国人几乎同时退出政治历史舞台,其间的微妙联系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事情.     

儒家经典"庶人之议"的本质属性和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关注"庶人之议"的政治功能.在儒家经典及其注疏中,有一批涉及平民百姓之议的思想材料,诸如<洪范>的"谋及庶人"与<论语>的"庶人不议"等.从君主制度的一般规定性和理想化的政治决策模式的角度,系统考察这类思想材料的宗旨、内涵和逻辑及其对帝制的影响,有助于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儒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本质属性、基础框架和历史价值.     

田园画境 意切情真——苏词《浣溪纱》之四研读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今歌昔泪话禄村

“乔门”地主真凶残,敲髓吸血如虎狼, 借刀杀人真狠毒,灭绝人性黑心肝。这話是說广东高要县祿村的地主阶級在解放前剝削与残害农民的事。祿村,在高要县金利公社北端。这里靠近西江、北江、珠江的汇合处,村后青巒起伏,山泉蜿蜒,清彻見底,村前河涌密布,农艇如梭;山脚下四     

老子思想研究

<正> 一、前论道家的正式起源,是在墨家之后,它的创立人是杨朱,杨朱似乎是个隐士,没有著作流传于后世。在《论语》里,我们已经看到春秋后期有许多隐士出现(其实春秋前期已有隐士,如介之推),这些隐士多是自食其力者,帮助他们生产的,似乎只有家族成员。他们多享有小块土地,和自耕农民差不多。在那时候,还没有地主经济,更没有雇工、佃农等等,这些隐士从生活上看,和一般庶人并无甚差异。但是他们的出身大概多是没落的贵族,因此他们的思想和态度,和一般庶人是很不相同的。他们似乎只是寄居在庶人中的贵族,他们对于在朝的贵族当然很不满意,可是他们也看不起一般庶人,他们自视清高,觉得当时的世界是“乱世”,他们因为要避开这“乱世”,所以隐居在乡野。他们觉得自己的隐居生活是最高尚的,他们要拉其他不得志的贵族到他们行列中去,例如他们对于孔子,就是如此。他们的     

政治生态变迁与春秋文作家群体社会阶层演化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经历了一个由"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渐次变迁的过程,从而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政治文化由贵族精英主导的礼治型向庶民草根参与的民本型转变,这自然会引发作家群体社会阶层分布不断由贵族向庶人的演化。春秋文作家群体除了国君、卿、大夫这些上层贵族之外,新出现士、平民阶层,甚至乡人、野人等社会下层人物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春秋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创作主体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前期周天子依然可以通过策命诸侯方式来行使"王权",王室、公室卿事寮与太史寮作家群体比例严重失调;中期国君成为创作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阶层开始向"卿族"转化;后期"卿大夫"阶层成为创作主体,"士"阶层作家群体逐步形成;晚期"家臣"作家群体开始形成,"士大夫"职业化作家群体开始出现。     

“野人”科学考察获重要突破

美国《时代周刊》女记者琼·丝丽最近披露了她和3位著名科学家于1994年6月下旬开始的对西伯利亚索托尼大森林“野人”的科学考察情况,用他们与“野人”一起生活近7个月的亲身感受,实现了世界“野人”之迹科学探索的空前突破。     

由《诗·七月》论及西周庶人的社会身份

《诗·豳风·七月》是一首描写西周庶人一年四季劳动生活的诗篇,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首诗所揭示的西周庶人的社会身份却存在着不同认识。不少人认为诗中的庶人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其中一条重要根据,即该诗第二章的如下几句:     

商业工作要适应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

人民公社的建立,引起商业工作的剧烈变化,使工农商学兵结为一体,商业在公社内部成为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公社的统一领导,在公社统一安排下进行经营。最近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财贸会议,讨论了在人民公社建立以后财贸体制方面的问题,认为必须根据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精神,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政包干的办法,即“两放、三统、一包”的办法。这个办法已在河南省实行。“两放”是指放人员、放资金;“三统”是指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的管理;“一包”是指包财政任务。实行这个办法,商业人员和资金都下放到公社,由公社负责经营管理,但公社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国家的统一方针政策和统一计划,按国家计划交售国家统购的产品,按国家计划向社员配售国家统销物资,并保证流动资金一     

经济学工作者到新会县环城公社调查访问

广东經济学会手今年七月間組织部分經济理論工作者到新会县环城公社作为期八天的一般的調查訪問。这次調查訪问的内容是着重了解:1.几年来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发展和社員生活变化发展情况;2.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情况;3.农业生产中以粮为綱全面发展的情況;4.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如何从思想工作人手,調动社員生产积极性,搞好集体生产等問題。在調查訪問过程中,一方面收集和整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有关书面材料,一方面分别深入若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