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社会风险的价值反思

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向人们表明：现代科学特别是技术的应用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对科技成果应用后果和社会风险的反思愈来愈为思想家们所关切。西方思想家们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科技异化、理性异化的批判。面对科学技术潜在的环境、价值等社会风险,需要重铸现代人文精神,为科技发展提供合理的价值取向,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过程中坚持遵循利益原则与人道主义原则的尺度。中国要想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就需要把西方文明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整合起来,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     

自动驾驶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

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交通领域的突破性成就,目前面临比传统驾驶更多的安全风险挑战,除交通出行安全风险外,还呈现出侵犯公民隐私、技术性失业、危害公共安全、跨境数据安全风险和国家机密泄露等风险样态。作为一种社会技术系统,自动驾驶的安全风险源自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各要素的互动耦合,并在社会放大机制的作用下产生叠加,被公众感知。应从伦理、技术、制度和公民四个维度,协同推进自动驾驶的安全风险治理。     

风险社会的结构性困境与风险文化的建构--一种拓宽当代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现代社会的高度风险性问题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可以从现代性的结构变异的视角来分析风险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以及社会风险控制的结构困境。两种现代性的冲突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异表明:风险社会已成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品质。结构性风险是现代性结构变异过程中的增量,它是现代社会风险的特殊性所在。走出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不仅需要从制度层次上来加以规避,而且需要建构合理的风险文化来加以自省。     

现代性视域中的风险

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和后果,风险及风险社会存在与人类社会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的转变过程中,它预示着社会可能面临的“危险”和“灾难”。当代中国虽然没有进入风险社会,但由于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各种潜在和现实的风险大量存在。为此,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并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实现风险的全球治理,力求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发展。     

制度风险与文化风险：对失地农民问题的探讨

失地农民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其产生既有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原因，也与当前的土地制度、政策执行及对失地风险的认知水平有很大关系。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会加剧失地风险，对风险的不同认知，也会形成不同的风险规避方式，并在社会地位的影响下造成不同的风险规避能力。失地风险的化解必须从深化农地制度改革、保障失地农民权益、扶助失地农民就业创业等方面着力改进。     

在风险社会中看行动的合目的性问题

人的行动只要是主动的和自主的，就会有着合目的性追求。行动的合目的性需要求助于行动的目的、方式和方法等的合理性，而行动的合理性则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和理性权衡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近代以来的主流理论展现给我们的哲学和思想图式。至少，这是理解近代以来的哲学以及社会理论的一个维度。然而，不同条件下的行动合目的性路径是不同的，而且能否做到合目的性，也是一个问题。风险社会意味着工业社会中为了行动合目的性的所有理论探索和实践模式都需要进行重新审视。事实上，对于风险社会中的合作行动而言，目的已经从个人的目的转化为人的共生共在，理性的概念也被改写成了经验理性，目的与行动实现了统一，所谓合理性也是一种经验合理性，以至于合目的性不再是一种指向，而是包含在合作行动之中的。     

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取向:走进福利国家——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考。它虽然不能直接应用到我国语境中来,但能够促进我们对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加以反思。从这个意义上,我国解决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的方略也与西方是不同的。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多重社会风险,并且这些风险是不平等地分配的。要化解风险,需要我们建立制度化的社会福利制度,促进劳动力的去商品化、满足社会需要和维护社会公平。从长期来看,我们需要重返福利国家。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认知与预测

人们有着强烈的认知和预测风险的愿望,自从关于风险的研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认知和预测风险一直是人们探讨的中心课题。从理论上说,风险认知和预测本来是个悖论,因为人们一旦实现了风险认知和预测,也就不再称之为风险了。不过,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运用科学方法去认知和预测风险是可能的,而且实证研究在这方面也有着积极表现。但是,风险认知和预测大都限于微观领域中的风险,而在宏观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中,科学的风险认知和预测都变得非常困难。基于既有的科学理论及其方法,特别是按照分析性思维的套路,是不可能实现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风险认知的,更不用说预测了。因此,我们构想了基于相似性思维的行动中的风险认知,希望这有助于人们开展应对风险的行动。     

论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政治安全风险、金融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和身心健康风险.引致新业态领域社会风险的成因在于:一是法律法规供给不充分,职能部门执法权受疑;二是犯罪证据取证难度高,涉案资产处置效率低;三是监管主体责任欠清晰,部门协同监管不到位;四是市场主体缺乏自律性,社会责任意识较淡薄.要有效治理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就必须要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前提下,建设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风险治理共同体.一是要完善新业态法律法规,推进新业态风险法治;二是要创新追赃挽损方法,提高资产处置效率;三是要完善政府监管体系,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四是要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加大违法打击力度;五是要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打造多元共治格局.     

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及应对策略研究

近年来,重大食品危害事件频频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和争议,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是影响食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降低消费者夸大的食品安全恐慌心理,干预引导消费者的风险感知,是食品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以风险感知为切入点,以转基因食品为例,分析食品消费中的风险感知规律,引导消费者形成理性的风险感知,为管理实践提供可借鉴的对策建议。     

风险社会的文化特征与媒体功能之实现

上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进入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社会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于多层矛盾的挤压,中国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多样,也更容易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本文借用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分析处于风险高发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特征,考察它们与传媒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风险社会中当代中国媒体功能之实现。     

风险分配的利益框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分析

社会风险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在风险事件中的利益、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利益框架。风险的外部性与利益框架的稳定性、封闭性及排他性存在矛盾,导致了风险转移、风险掩盖等现象的发生。我们必须对风险社会中的利益结构进行反思,通过开放的、动态的利益调节过程,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利益结构。     

垃圾焚烧及其选址的风险规制

垃圾焚烧以其快速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而备受各级政府推崇,但对其可能排放致癌物二噁英之担忧,使得民众和专家对垃圾焚烧及其选址争论不休.从风险治理的视角观察,垃圾焚烧及其选址实际上是风险之分配.垃级焚烧作为一种垃圾处理技术,面临着技术上的污染风险和管理上的监管风险.而垃圾焚烧场的选址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则面临着环境与健康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对于这些性质不同的风险,政府应秉持一种开放、审慎、反思的态度,采取不同的因应之道.     

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控制探析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世界各国纷纷建立了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计划等在内的三支柱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其中,仅次于基本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补充养老保险在我国被称为企业年金。企业年金的运营涉及缴费、投资运营和支付三个环节,其中,投资运营是企业年金保值增值的关键环节。投资必有风险,如何规避风险、加强风险监管,这是完善企业年金制度必须面对的问题。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投资运营模式存在治理缺陷,投资工具较少且范围限制过于严格,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尚待完善。需要从三个方面建立机制,即完善年金治理结构、重构风险监管框架及建立风险补偿。     

从"类哲学"的视角看风险社会

近年来对风险社会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在当代风险社会的研究中,首推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他们创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本文从"类哲学"的视角透视风险社会,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不仅塑造了人们的生存方式,而且还培养了人们和谐共生的理念.     

风险政治学初论

风险政治学是运用风险概念和理论考察政治现象的研究范式。有关的风险认知实证研究、风险社会理论,以及某些政治学研究,已经构成了风险政治学的发端。风险政治学的成立,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现象都有风险的属性,政治就是根据权威和社会价值分配和治理风险。风险概念和理论能够拓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和视角,使人们看到,机会风险与损失风险、私人风险与公共风险、公民自由与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与政府行政,是有对应关系的。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及其规避

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居住方式的分居化和少子老龄化等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扩大的重要原因。从养老的内容上,独生子女家庭既面临着经济保障风险,也面临着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等非经济养老风险,而非经济风险更为突出。本文立足风险视角,分析了独生子女家庭特征与养老风险的关系,在指出其面临三大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规避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的几点建议。     

论环境风险视域中的责任伦理体系之构建

全球化浪潮的迅速蔓延使当前社会陷入不可预知的环境风险。现代环境风险是科技理性至上的现代性后果、知识依赖性增强的不确定性后果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全球化后果,它暴露了GDP主义的危害、科技理性的局限与社会体制的弊端。因此,积极防范并主动应对环境风险挑战的可能出路在于社会责任伦理体系的重构:经济上,推动企业经济内`生型增长模式转变,将环境资本与经济要素纳入发展绩效考核指标;政治上,推进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变革,推行政府环境的行政问责;科技上,构建"政产学研"联动的环保科技创新体系,培育新的环保产业经济增长点。此外,搭建社会公众的环保参与平台,努力推进公众内在环境道德自律与外在他律的有机结合。     

试析会计风险与审计风险之异同

在人类的会计活动和审计活动之中，无时无刻不面临着会计风险与审计风险。研究它们的关系，才能正确地区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从而更好地保护财会、审计人员的利益。文章从会计风险与审计风险的定义入手、采取对比分析的方法，揭示出两者在客观性、潜在性、严重性、多样性、可控性等方面的共性，也提出了它们在产生基础、构成因素、可控程度等方面的区别。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风险及其规避——以“泰坦尼克定律”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明显。而且这种风险的分布符合"泰坦尼克定律"①关于社会风险依据社会等级进行分配的原则,即社会等级越高,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小;社会等级越低,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大。由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者构成了社会等级的底层,他们缺乏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和博弈手段,也鲜有合适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社会风险必然较大。对此笔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以"泰坦尼克定律"为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进行了分析,同时对现行的社会政策进行了研讨,提出了九点看法和六点风险规避策略与社会政策倡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