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多元一体的特征与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

多元一体是中国民俗学的特殊性格。多元指多民族、多区域,一体指一国,由此,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旨趣和目的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理中国各民族、各区域的民俗文化财富;二是对各民族、各区域的民俗文化作深入调查,对国内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民俗文化做比较,发现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基于我国民俗学多元一体的特征,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发展需要立足于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推进学术流派建设战略。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新世纪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

现代世界民俗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已经超越了一国民俗学的时代。民俗学家们不再以研究本民族或他民族来作为自己与人类学家的区分标准。另外,民俗学家已经很难指望在什么偏僻角落发现不为外界所知的奇风异俗。在世界民俗学的学术视野中研究世界各地的民俗事象,实现对民俗创造者的代际理解、族际理解、国际理解乃至普世理解,应该成为民俗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中国民俗学应该而且能够与世界民俗学有机结合。     

论何其芳对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建树

本文对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先生创立的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从探索过程、立论基础、基本观点、影响和缺陷等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论析和评价。     

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设

中国文学研究界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国内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才能真正走上亲近与尊重国内各个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包括：完善知识结构，补充历史书写，提升学术基点，丰富科学理念；需要从科学和政治两个层面，讲清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完成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学术理念的转化，此任务业已历史性地落在当代学人们的肩拳。     

“中大民俗学会”在中国民俗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本世纪30年代“中大民俗学会”的创立及其刊物《民俗》周刊和民俗系列丛书的相继面世,是中国民俗擘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该会学者对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考察,对外国民俗学派的系统介绍和“民俗学传习班”的开设,揭开了中国民俗学史新的一页;不但拓宽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培养了专门人才,而且普及了本学科的知识,扩大了在国内外的影响,为加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民俗学文献资料。     

中国民俗学学派方法论（上）

钟敬文教授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与多种研究方法,"最主要的,还是要考虑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并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学派方法之源在于中国学者探索中国民俗事象的实践之中。学派是由一个个学者发展而来的。研究方法是渗透于一个个研究成果之中的。研究成果有赖于学者的研究精神、研究心态和研究方法。要从中国学者们80年的实践中梳理中国民俗学派研究方法。———顾颉刚的探索精神与历史地理研究方法。钟敬文倡导中国民俗学派、多民族一国民俗学及多种研究方法。姜彬倡导区域文化研究。段宝林倡导六维立体描写研究。各位学者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汇成中国民俗学者学派多姿多彩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方法。     

多民族文学史观:怎样的“多民族”与如何“文学”?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文学”与“怎样的多民族”.文学的“多民族”是基于不同的地理、气候、政治、经济、文化等自然、人文与社会因素中生长起来的族群差异性,在民族自身文学的书写与语演、形式与表达、审美与体验等一系列较之“他群”的“异质性”呈现.其实质是文学的多种民族语言行为的表达与书写.“多民族性”又造就了中华文化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在关注文字文学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各民族语演文学的挖掘、鉴赏与研究.抵达多民族文学的存在方式,领悟多民族文学的语言艺术并与之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有赖于一种创造性的阅读.     

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国家治理的思考

在对近年来学术界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评析学术界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相关研究,其目的是强调国家治理要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相适应,并以此为视角去思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     

厚积薄发 着意创新——读《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

去岁末读到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教授主编的云南大学·中国边疆研究丛书新出版的专著《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1),作者李大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据作者自述:2004年以来撰写了近20篇有关疆域理论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为今天将自己的认识系统化和完善奠定了基础(该书,下同,第339页),于是才有了《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这么一本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批判地吸收了我国传统治理国家的经验,赋予“德治”以新的内涵,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方略提出来,深化了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治国理论。对实施这一治国方略进行了探讨。     

屯堡女子“凤头鞋”与“天足”研究

虽然屯堡女子一代一代地将那一双双江南汉族的凤头鞋带到了贵州安顺,但是她们又在传统与稳定的习俗中变异出自己的审美和不同于家乡的服饰传统。本文着重分析了屯堡女子传统的"凤头鞋"的两种起源、形制以及大反汉规的行为的"天足"现象以及产生的原因。     

论“以德治国”的政治环境

重视政治环境的建设与完善是实施“以德治国”的内在要求。重视政治环境建设,要完善民主制度,加强宪政建设。扩大基层民主,提高政治参与程度。落实制度反腐,完善廉体制度。加大反腐力度,坚决消除腐败。从严治党,形成道德示范群体。从严治政,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论语》"与"字研究

在《论语》中 ,“与”字的使用频率较高 ,词性比较复杂 ,意义也很丰富。许多地方如不细加审辨 ,会给理解原文造成一定的困难。本文试图从整体上观照全书 ,在博取众长的基础上略陈己意 ,以期对《论语》“与”字作一全面描述     

川端康成研究的地域性差异——以《雪国》为中心

日本的《雪国》研究特征是:“川端热”中的褒贬评价不均衡;研究态度严谨、资料翔实。中国的《雪国》研究特征是以社会学批评观点为主的研究阶段较长;日本等国研究成果的译介、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推动了川端康成研究进程。两国的国情及传统文化对形成两国川端康成研究的不同特征给予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略论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清末新小说中的"新中国"想象

从具有互文关系而政治倾向迥异的四篇清末新小说可以见出,其时知识精英对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同信念,从中可以复现当时知识精英对未来中国的道路设计、实现途径及远景规划的全景.清末新小说对于"新中国"的想象,具有政治肩蒙目的,以实现"小说"救国的宗旨.但这些小说文本仅仅停留于"民族国家"想象,尚未完成国家理论的建构.     

为“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进一解

根据杜甫对苦难民众一贯的情感态度,以及他在作咏雨诗时的惯常思路,其《喜雨》诗“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句,表现出诗人虽心喜蜀中这场雨,但仍心有不足而“忧思”:不仅忧“巴人”也忧因旱灾引起的吴越“盗贼”。因此他盼望再有一场滂沱大雨,不仅彻底解除蜀中的旱象与“气”,而且解除吴越的旱象与灾,从而缓和吴越地区的政局。     

大学英语“多纲多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高校学生生源的结构也由过去的单一性向多层次多元化发展.即使在同一高校,学生的英语基础和个人学习需求也因人而异.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应首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调整现行英语教学管理模式,以"多纲多本"代替"一纲一本",即在统一课程要求之下开发多种多样的、适合本校实际情况以及不同学生群体的课程教学大纲和培养目标,并在多种大纲的指导下,使用多种不同的教科书,使英语教学符合学生培养的实际需要,满足他们各自不同专业的发展要求.     

《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

《新青年》"通信"栏目戏剧性的演变过程,显示了近代报刊民间化和政党化的双重影响,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投影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公共空间"既建构又解构的悖论性状况,使"现代性"在中国语境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