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权利／权力观的三种维度

社会契约论的不同范式往往取决于它们背后的不同权利观 ;而不同的权利观又依托其背后的不同“权力”或“力量”(Power)的理解。我们撷取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三个主要类型———卢梭、洛克、斯宾诺莎———进行分析与比较 ,以阐明这一看法 ,指出他们各自对于人性力量的深层看法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契约的不同逻辑。     

"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在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     

关于《老子》的笔记

《老子》一书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有深远影响。作者对该书作了批判性的研究,认为老子的自然观没能超脱无限往复的循环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道,老子既把它视作自然界的本原,又把它推衍到社会政治领域中来,成为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概念;其认识论主张“静观”、“玄览”,排除了实践;其政治观主张“无为”政治,愚民政策,“不争”、“知足”,小国寡民,实质上反映了没落贵族无力抗争的心理及岌岌可危的社会地位。本文系作者与其兄顾准在通讯中进行的学术讨论,以笔记形式成稿于1973年12月,现为整理后的删节稿。     

论赤雪之异 ——以宋朝孙甫 《上仁宗论赤雪地震之异》 为例

天降赤雪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自然现象,从南朝沈约开始,人们都将此视为赤祥,并进行了相应政治事应模式的建构.而宋朝孙甫却将其视作赤眚.孙甫从赤祥到赤眚的书写,反映了从南朝到北宋人们在灾异政治观念和实践上的某些变化.分析孙甫 《上仁宗论赤雪地震之异》 疏,对认识宋朝灾异与政治的关系、 灾异政治的实践效果及其内在局限,当有所裨益.     

自然及其真理之中：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及其政治哲学

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研究意图是通过可靠和无可争辩的推理，从人的真正本性去确立和推论最符合实际的原则和制度，这既是对培根以来的唯物主义建立科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总结，更是唯物主义向伦理领域拓展的开始。斯宾诺莎试图以客观真理性的探寻来提升人类现实福祉，而自然神论只是对客观真理性的描述，其实质在于承认作为经验主体的人类的不圆满性与自由之可能。在此基础上，唯物主义最终展现为对自然状态与国家状态的审慎界定，前者之中人类乃是拥有完整的自然经验且试图保存自我的自然存在物，后者之中则是自然权利的理性化与秩序化。斯宾诺莎对基于力量的自然权利的先在性判断，以及由此展开的对自由的界定和对各种政体的对比，在启蒙运动前夜展现出政治哲学应有的真理性维度，其中要义是对实存的政治经验的分析，以及对政治思考的理念性前提的怀疑与批判。     

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英文)

本文通过四个土地案例探索基层社会秩序的性质,并尝试对土地使用规则不能确定的原因做出解释。文章指出,在政治和法律各自的活动领域及活动原则未经区分(分化)的状况下,不存在包含确定性原则和限定性合法性声称的法律系统,而是有多种潜在的规则“等待”被社会合法化。规则被“选中”的最后结果受到执行者身份、阐释公共利益的能力以及力量对比因素的影响,但它只在一次事件中使用。这不是法治秩序,而是对‘治’的规则进行选择竞争的政治秩序。其性质在于:不是根据确定的标准辨认正当利益(是否有理的“根据原则”),而是根据力量对比取舍各种规则(是否有人的“力量原则”)。因此,土地使用规则随着利益、力量的变动而不确定。对照“法律衡量模式”,作者用“利益政治模式”表达这一社会秩序的特征。     

社会政治化刍议

社会政治化系指市民社会在与政治社会的彼此消长中,改写被政治社会所长期把持的“原生态政治,”增大政治的社会涵容量并增强其社会功能,从而建设一种新的、顺历史潮流而动的“衍生政治”的过程。社会政治化具有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融合、互补以及后者对前者覆盖等“新政治”形态;具有诸项超越“原生态政治”价值的价值;推进它的主要主体是第三部门、社区以及责任政府等。     

试论“关学”概念结构的三重维度

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尤其是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工具或方法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就“关学”概念的涵义问题先后提出了三种不同观点。由此看来有必要将“关学”视作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学术概念，从“时间”、“空间”和“学传”这三重维度进行综合性的说明，从而使“关学”概念结构成为一种新的诠释模式。这一新的诠释模式，可以为北宋至明清关学演化脉络的诠释工作提供一种更完整的参照和更明晰的思路。     

坠落的飞翔——评所谓“七十年代出生的小说家群”

本文以近年来崛起于文坛的所谓“7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群”为研究对象 ,从社会背景、文坛格局、读者心理、商业炒作等诸方面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与归纳 ,指出 :从写作立场上看 ,他们着力刻划的“新新人类”所标榜的“前卫”精神其实是自欺欺人的产物 ;从故事模式上看 ,他们刻意营造的“前卫”爱情故事充斥着大量的商业炒作与被殖民的因素 ;从写作维度上看 ,由于时间维度设计的狭窄与审美维度设计的空洞 ,他们也没能突破狭小的私人空间。因而 ,作者认为 ,所谓“7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群”尽管名噪一时 ,但其想象力与创造性相当有限 ,其创作轨迹只能是一次坠落的飞翔     

“中心”的与“去中心”的反身性——卢曼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本体论基础比较分析

卢曼的社会学理论主张把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的现象全部纳入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该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去中心”的德国观念论模式。在哲学层面,该理论与黑格尔哲学一样,核心问题都是“自身”与“他者”的“反身性”关系。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卢曼的解释基点是“同一和差异的差异”,而黑格尔的则是“同一和差异的同一”。具体到政治哲学领域,黑格尔将普遍性和特殊性扬弃到个体中,构成其政治哲学的本体论基础,而卢曼则将个体“消解”进了社会的诸功能系统中。     

“政体法制是国家的生命”——论斯宾诺莎的法治政体思想

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一个主题,就是讨论法律与政体的关系。其中,他特别重视关于政体的法治问题,明确提出了"政体法制是国家的生命"这一基本命题,认为法律的统治必须通过适当的政体结构予以体现和保障。以此为基础,斯宾诺莎分别探讨了法治的君主政体、法治的贵族政体与法治的民主政体等三种法治政体类型。这些法治政体,具有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通过比较性的观察,斯宾诺莎将民主政治视为理想的法治政体。这在法治政体尤其是法治的民主政体之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俄与1920年代国民党的派别分化(英文)

自从寻求北京政府外交承认受挫而将外交注意力转向南方,苏俄便开始对国民党实施分化,企图在国民党内造就一支亲俄的政治力量。其具体做法是在国民党内划分政治派别并加强其“左”的倾向。作为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同的是英美式的制度,但出于寻求俄援的现实需要,又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亲俄言论。在内部关系上,孙中山执两用中,维持了党内的力量平衡。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急剧“左”转,这本是苏俄所期望的,但“右派”也因孙去世而无所顾忌,国民党终至走向不利于“左派”的分裂。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性转向

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工作不应该沦为一种“治理术”,而应是一种致力于实现以人为本、回应社区需求的社会保护机制,这促使我们从长期以来对社会工作的技术型塑转向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关注.通过反思性地批判了现有关于上述议题的理论范式及其限度,笔者借助波兰尼的“嵌入性”思想和社会保护理论,尝试从社会公正、社会理性、社会保护和社会团结等维度构建社会工作“社会性”的理论内核,以作为思考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可能框架.同时,要实现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重塑,应将“社区”带回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中心,将“社区”视为社会工作与社区大众互动的实践场域,重构“社区”作为人们生活、情感、精神共同体的社会属性,以在社区治理实践中探寻社会工作的“社会”真意.这是社会工作之于中国语境所需具有的“社会想象力”品质.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弄清楚传统“法治”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从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中西古代法及法治观念作了比较，指出其根本差别正是形成各自不同的政治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源头。     

论企业外环境危机系统的构建及其沟通策略

企业外环境的管理是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其往往被企业忽视。企业应构筑企业外环境危机系统———企业危机外环境“七力”模式。企业外环境“七力”模式由七个要素组成:政治变化、经济发展、产业竞争、文化转换、法律完善、公众变化、媒介导向。企业应及时构筑企业外环境“七力”模式系统,企业与外环境要进行积极、及时、有效的富有创新的沟通,预防并有效借助环境力量处理危机。     

未曾论及的后果

谈及“内耗”,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种“东方式嫉妒”的产物,它所产生的后果是:社会群体的活力被遏制,力量被削弱;社会个体闲散无为,不图奋进,致使整个国家缺乏生气,整个民族萎靡难振。笔者在赞同这些看法之后,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种种迹象,深感与“内耗”似乎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遥想孩提时代因所谓“年老不得看《三国》”因而     

汉赋的政治神话

政治神话是运用超自然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在政治领域制造的神话,其产生源于政治上的秩序化和合法化出现危机。汉帝国的政治神话即是在合法化和秩序化的集体诉求达至相当强烈的程度时出现的一种非理性思维。本文认为,汉赋的政治神话可以视作汉帝国政治神话在文学话语中的运用,它迫于政治的合法化和秩序化危机,主要从五德终始和谶纬符瑞这两个层面完成了政治神话的制作。其政治功能体现在,以神圣的方式建构统治权力的合法化,并为着秩序化的维持而进行永无息止的合法化论证,从而成为帝国政治的一种支持性力量。     

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之命运

本文认为，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活动领域的相对分离同时 将导致文化的理想层面与实用性层面的相对分离，从而使得把文化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反对的传统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在文化研究中不再适用，而必须代 之以一种非整体现的思想方法，分离地考察文化的两个层面。本文由这种考察得出的结论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性文化与实用性文化同现实的经济、政治活动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 关系，从而使得传统文化在两个层面亦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在实用性文化层面，传统文化将 不得不归于消亡，完全让位于一种现代性文化；而在理想性文化层面，传统文化则有可能在现 代社会中保有一席之地，与对立的现代性理想文化构成相互竞争且互补的两极，从而进入一 个“复调”文化时代。     

试论斯宾诺莎哲学的深层结构——范畴辩证法体系

本文认为,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实体——属性——样态”这一表层结构上,而应深入到其内部结构——范畴辩证法体系中。斯宾诺莎通过对数学中的无限性问题的研究,达到了理智的无限性(即有限与无限辩证关系)的观点。他在运用数学方法论证其哲学体系时,也把这一重要观点引入了哲学中,并运用它分别论证了原因与结果、肯定与否定、自由与必然、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从而形成了以有限与无限关系为中心的放射型的范畴辩证法体系。这一内在体系的发现,动摇了“因素论”的见解(即认为斯宾诺莎哲学仅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因素),弥合了亚里士多德与康德、黑格尔的范畴理论之间的巨大空隙,从而大大突出了斯宾诺莎哲学在西方范畴发展史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超越政党多元主义：论霸权党制及其类型学

政党多元主义是内生型政党(体制)的价值规范，一直以来，政党多元主义一直被西方民主理论中的政党理论视作一种自然。然而，那些后发现代化、仍需完成政治系统重构的政治共同体的政党(国家)体制建立逻辑并非政党多元主义。运用比较历史分析和过程追踪法，通过对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苏、20世纪初—20世纪中叶的波兰和中国，可以发现一种非竞争性的双层政党(国家)体制的生成逻辑。这种体制可以被称为“共识型领导党制”,它不应被视作一种与主导党制相对立的非民主类型，而应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考虑其政党(国家)体制类型学。